（3）契丹始见《魏书·献文帝纪》（五世纪后半）。古突厥文作Kitai。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同内属，以契丹为松漠都督府，奚为饶乐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松漠都督李尽忠因被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侮，杀文翙而据营（《旧书》一九九下讹“荣”）州，后遣兵讨之，死大将数人，契丹攻陷幽、冀诸州。尽忠死，别将孙万荣代领其众，翌年六月，被突厥及奚在后掩击，万荣死于部下之手。
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于大乱者，厥有两因：（一）继承平之后，民生尚未大困。（二）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第三节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
一、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要特点
唐肃宗时，全国各地就开始出现了人民反抗斗争的大好形势：“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盗贼，屡犯州县；今天下百姓，咸转流亡；今临敌将士，多喜奔散”。此后，东起徐、海，西迄陇右，南抵岭表，北至幽燕的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其主要特点如下：
人民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江淮以南，北方较少。至德年间，“江淮多盗”。南充郡（今四川南充）民何滔执其太守杨齐曾起义，被剑南节度使卢元裕攻破。乾元中，澧州（今湖南澧县）一支不到百人的起义军，打得“州将失守”。上元、宝应间，“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苏（今江苏苏州）、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唐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李光弼将兵征讨，一个名叫张建封的人，向马日新表示，愿去“说谕”义军。他“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舒州（今安徽潜山）人杨昭，因岁饥无食，聚众杀刺史刘秋子，官军溃败。洪州观察使张镐用偷袭战术击败义军，杨昭牺牲。新安（今安徽休宁）大豪沈千载，趁当地发生天灾，人饥相食，聚众起义，战鼓之声，闻于州郡，当地长吏难以对付，洪州观察使张镐派重兵才将其镇压。广德初，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起义军“连陷县邑”，地主豪绅“罹难者比肩”。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朱潭义军进攻余杭（今浙江杭州），唐将辛孜筑城于吴撼山，以镇压朱潭和姚廷等义军。大历初，江南东道的潘狞虎义军，以小伤为据点，胡参义军以蒸里为中心，进行反抗斗争，整个江南东道为之震动。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率兵征讨潘狞虎、胡参义军，义军失利，牺牲三千人，被俘一千人，起义失败。永泰初年，剑南东川“寇盗充斥”。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万重光，发动临桂等九县起义。
在北方，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和房州（今湖北房县）的农民起义军十分活跃。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二千余人聚集起义，蕲县令李澜到义军中诱降，义军受骗归降。徐州刺史曹升乘机领兵掩袭义军，义军突出重围后，攻入蕲县，杀李澜。大历年间，南阳（今河南南阳）地区农民起义军势力颇大，一些与起义军对抗的僧徒等“尽被诛戮”。莫州（今河北任邱）受灾欠收，“人饥多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李有经聚众三千余人，进攻翼城县（今山西翼城），绛州刺史李宪率州兵和神策镇军打败义军，李有经不幸被俘。元和九年，河南府尹、县令和捕贼官等，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无能，“各罚一月俸料，其捕贼官至较考日，仍书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权德舆节级科罚”。
不少农民起义军，凭借山岭险要，机动灵活地进行反抗斗争。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汝（今河南临汝）、蔡（今河南汝南）等州，有高晃等领导的五千余人的一支义军，在山区活动，战斗力很强，后被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元结招降。乾元中，睦州（今浙江建德）饥民“相扇啸聚，而新安县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常州张度利用饥荒聚众起义，以阳羡西山为据点，进行反抗斗争。官军进逼，义军便散于坡谷隐蔽，官军懈怠后，他们就出来攻州打县，“累年吏讨不克”。新任刺史李栖筠，“部设权略”，将起义军根据地捣毁，张度六和七个儿子皆牺牲。颖州（今安徽阜阳）义军夺取经过州界的舒（今安徽潜山）、庐（今安徽合肥）、寿（今安徽寿县）三州送往京师的租赋。三州都团练使张万福领轻兵偷袭义军，义军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来到，被迫仓促应战而失败。宝应初年，蜀中大乱，“山贼拥绝县道”，甚至引起唐代宗的忧愁，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利州刺史崔旰将兵征讨，义军溃散。广德初年，余姚（今浙江余姚）龚厉父子趁唐统治者忙于平定安史之乱，依据山岚之险起义，“劫明州之人，掠余姚之地，负阻海口，凭陵江干”，坚持斗争两年多，并不断壮大，斗争也日益深入，“将拟得东瓯故地，窥南越僭迹”，地主豪绅坐卧不宁。江东节度使鉴于义军聚散无常，山潜海匿，难以力制的特点，采用计攻之策。使军将潘景兰领辎驮数十，假扮为商旅，在山谷间来往，作为诱饵；又遣军将吕道光领陌刀手一百名伏于便道，军将左璋率弩手一百五十名为左翼，军将余能变率弩手一百五十名为右翼，军将张思览率陌刀手二百名为中军，攻至青烟洞口，龚厉父子率义军出战，先遇伏兵袭击，继而左璋等军将率领的官军联合夹攻，义军虽处恶境，但毫不畏惧，“转战数十里”，在牺牲三百余名义军将士后，龚厉父子仍收集余部八、九十人“更登高冈，背勇借势”，继续抵抗，直至英勇战死。广德中（公元763—764年），苍山（今山东苍山）李浩起义军五千人，在今山东胶东地区活动，被沂州刺史郑云逵“谕降”。永泰初（公元765年）宣州（今安徽宣城）王万敌（一说王方）义军，是由于官府“征赋，或有不供者，因聚而为盗”。这里山谷深邃，舟车不通，义军据险为根据地。王万敌被镇压后，为防止人民再以此处造反，唐王朝割太平九乡置旌德县镇抚。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溪州（今湖南沅陵西北）向子琪义军，“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被黔州刺史郗士美“设奇略”镇压下去。东阳（今浙江东阳）县有“山寇”，梁（今陕西南郑）、汉（今四川广汉）之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直至唐德宗建中、兴元之际（公元764—785年），一直有“山贼剽掠”。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处州（今浙江丽水）山区农民起义，“荡覆城寺”。贞元十四年，栗锽发动山区农民造反，攻“陷浙东郡县”，杀明州刺史卢云，声势颇大。这支义军后在台州（今浙江临海）败于浙东团练观察等使裴肃，栗锽不幸被俘。
依托江河湖海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军也很多。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二月，吴令光聚众于四明（今浙江宁波）之间，以大海为掩护，经常出没于台州、明州和温州等沿海地区，抢夺地主豪绅的财物，地主豪绅惊恐异常，“海路塞，公私断行”。尽管唐玄宗声称吴令光义军是小小的“草窃，固当自毙，岂足在怀”，但他却为此特别颁布《遣裴敦复往江东招讨海贼敕》，裴敦复会同晋陵郡太守刘同升、南海太守刘巨鳞率军进剿。四月，义军失利，吴令光被俘牺牲。至德年间，江东的海陵一带，有一些起义军屯聚洲岛，没收附近乡村地主的财物。乾元、上元之际（公元759—760年），开州（今四川开县）饥民聚集河湖，杀死当地地主豪绅，烧毁其宅舍等。上元元年，自洛阳至淮水、泗水，缘汴河州县一带，农民起义军到处可见，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漕运要道。唐代宗特别指令宰相王缙与沿线有关地方长吏会商，于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兵三百人，并拨给侧近肥田沃土屯种，以保卫这条财政命脉，镇压农民起义军。广德年间，浙西有活动于海上的张三霸起义军，江中有“横江之盗”。浙东有“海盗”。舒州（今安徽潜山）濒江傍山，也有农民起义军出没，足迹及于城市。刺史独孤及用“惠以柔之，武以之”的手腕将其镇压。信州贵溪（今江西贵溪）以西，“山水回合，群盗潜藏，舟行舡，人不自保”。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吴、楚地区大旱，饥民聚于河湖起义者十之七、八。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江贼三千余众入寇”洪州，江南西道节度使曹王皋遣大将伊慎击退起义军。
在唐王朝政治中心的长安城内外，不断爆发人民反抗斗争。唐肃宗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官吏为之丧胆。广德元年冬，吐蕃进攻长安，唐代宗狼狈逃至陕州（今河南陕县），百官藏匿，一些溃卒和长安郊区农民，在高玉领导下，以长安南边的终南山子午等五谷为据点，在东起虢州（今河南灵宝），西迄歧州（今陕西风翔）一带，攻打乡村，剥夺豪富的资财，有产者惶恐不安。唐代宗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将兵围剿。由于起义军凭借山险，又“西与犬戎连接，北与逆竖交通，更唱迭和”。故薛景仙虽素以勇猛知名，但出兵数月，耍尽招抚和追捕伎俩，均不能将起义军消灭。唐代宗又命兵部尚书李抱玉兼风翔节度使，率重兵围剿。李抱玉探得义军将领行止之处后，先分兵屯守终南山诸山谷，再使牙将李崇客将精骑四百，自洋州（今陕西西乡）发动突然袭击。高玉正与诸将在桃虢川聚会，猝不及防，高玉突围至南梁州城固县（今陕西城固），为山南西道观察使张献诚所俘，被杖杀于长安，义军牺牲四千五百人，高玉之妻等被擒，牛马八千头匹被官军掳掠，义军溃散。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长安城里又有“白昼椎剽”而“吏不敢诘”的起义者。永泰中，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邠州（今陕西郴县）一带，有“草贼数千人”。大历末年，长安城里也有“盗贼”踪迹。贞元年间，被宦官抢走驴和柴的农夫，愤“殴宦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残害百姓的酷吏嗣道王李实被贬通州长史时，恨透了他的长安市民“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吓得他偷偷溜走才免遭惩罚。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810年），“京师多盗”。长安郊区起义军的活动更加活跃。唐王朝为了防止义军混入长安，危及其统治，规定京畿内，军镇将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诸王驸马权豪之家，不得按试鹰犬畋猎之具，诸县镇军放牧牛马也禁带兵器。
在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中，少数民族起义占有重要地位。乾元元年，左拾遗李鼎祚奏请割剑南的泸、普、渝、合、资、荣六州界设置昌州，以便更好地控制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翌年，昌州城为张朝等领导的起义军焚毁。大历十年，西川节度使崔宁又奏请重置昌州，“以镇压夷、僚”，说明这里的少数民族仍在坚持斗争。广德元年，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稽胡起义。由于吐蕃多年进扰，巴南地区征役繁重，又连年天灾，巴州（今四川巴中）迫于饥寒的夷僚，于大历七年“相聚山泽，围州掠众”，巴州刺史于邵驱州兵拒战十二日后，于邵遣使“说喻”，并亲自出城见义军，义军受骗归降。资州、泸州的夷民起义军，攻打巴川县，受到巴川县令兼南镇军兵马使赵延之的袭击。巴南的蓬、渠、集、璧、充、通和开等州，也有夷僚起义。唐代宗在《大历七年大赦》中，虽然承认巴南诸州起义是“迫于冻馁，或至流寓”，但对起义者仍采取软硬兼施：“如能相率来归，各安生业，并无所问，咸许自新，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由于这次起义声势不小，故唐王朝在起义平息后，特别放免巴南诸州二年租庸及诸色征科，并责成本道观察使和刺史、县令切实加以招抚。元和元年，由于边将贪残刻薄，对党项族百般压榨，“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遂引起河西党项族的反抗。黔中观察使窦群为政烦苛，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大水坏城郭，窦群征发谿洞少数民族修城，“督役太急”，辰州（今湖南沅陵）、锦州（今湖南铜仁东）生蛮十分愤怒，溆州（今四川宜宾）蛮首领张伯靖乘机聚众起义，“杀长吏，据辰、锦诸州，连九洞以自固”，窦群镇压不了被贬官。朝廷又命黔中经略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联兵围剿，仍“三岁不能（平）定”。这次起义后被宰相李吉甫的“压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战自定”的阴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