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位者曰保义可汗，中文全衔为“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爱即Ai之音译，义为月神），据此可汗之汉文圣文神武碑，其在位时为回纥极盛之世。曾北击坚昆，殪其可汗；西收北庭，越大患鬼媚碛；吐蕃攻围龟兹，汗自领兵赴援，败吐蕃兵于于术；西方某族不贡，汗复征之，遂北至真珠河（Jincüügüz，NarynR.），俘掠无数；又进攻葛禄，西追至拔汗那国；此其大较也。元和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既而屡请昏，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宪宗方内讨叛藩，不之允。及元和末，始许以太和公主下嫁，长庆元年来逆女，纳马二万，橐驼千。
上文所言汉文碑，旧史未之及，清光绪十六（一八九○）年，芬兰人Heikel始访得之，文甚残缺，今所据者为罗振玉《辽居杂著》校本。沙畹等谓是保义可汗所立（《摩尼教考》二四页），殊有语病；考碑文言唐“×帝蒙尘”，上空二格，与称其“天可汗”同，“俘掠人民”之民字缺末笔，则知碑为歌颂保义功德而立，其文由唐人撰书者，碑阴粟特文所志之年为马年，由是可推定立于元和九年甲午（同上引书二四页）。
回纥自有国以来，曾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京，殄灭朝义，除大历十三年一役及后来亡国时外（见下文），未尝扰唐边，前后三尚帝主，明以前我国北邻之最为亲善者也。至于助唐牵制吐蕃，除前文所举外，贞元六年，其相颉于伽斯（ilug si国光荣之义）拟合北庭节度杨袭古复取北庭，不幸大败，七年，吐蕃攻我灵州，回纥败之，十三年，回纥取凉州，元和十一年，吐蕃向漠北进攻，于时李绛曾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李相国论事集》）宪宗末年，亦因吐蕃比岁为边患，故许降公主。惜肉食者无远谋，卒不能与北邻作有计划之密切联合，以消弭西边之大患。
§§§第九节唐之马政
我国产马无多，尤其不产良马。周穆王之八骏，《左传》晋国屈产之乘，据余考之，皆西北方之马也。汉武向大宛求。
§§§第十节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要了解唐代藩镇之祸之延长，同时就要明白当日对外之紧张关系。安、史之乱，各国都向唐声援（见前廿七节），独吐蕃取乘危态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带设备充实，故用兵侧重争取外围（如安西四镇），及安、史乱起（七五五），侦悉河西兵内调，守备空虚，于是改计从内围进攻，河、陇先沦，西方路断，安西、北庭遂为彼囊中之物。又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外忧内患，相逼而来，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牵制有以致之，朱礼记陇右分镇之大（见前廿二节），观此而益知其非审时度势之论。
吐蕃此时侵势，系取河、湟路入。广德元年十月，破泾、邠二州，直薄长安，代宗经华奔陕。吐蕃入京，立章怀太子贤之曾孙承宏为帝，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适传郭子仪引大军将至，仅留城十三日，即悉数遁去。
建中之后，大食诃论（Haroun-al-Raschid，七八六——八○九年天方教之大主教）与吐蕃数相攻，吐蕃岁西师（《新书》二二一下）。然自时厥后，陇道不通，赴西域者须取道回纥。北庭、安西初时犹为唐守，迨贞元六年（七九○，据《通鉴》二三三。《新书·地志》作贞元三），北庭沙陀部酋朱邪尽忠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部二千人奔西州，安西道绝，莫知存亡。（据《通鉴》二三三。《元和志》四○称：“贞元七年没于西番”，大约因此。）
唐蕃边界说
长庆二年（八二二）唐遣刘元鼎入吐蕃会盟，五月六日盟成，吐蕃人以汉、蕃文合刻于石碑，现存拉萨，汉文已多剥泐。《西藏图考》三所录，略云：“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封疆，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大致同《清一统志》，他本所录，文字又不尽相同。吴景敖专据《图考》，作出如下之考证：
……惟盟文既首载各守见管本界，复载洮岷以东大唐所管，其塞以西方是蕃境，又秦、渭、洮、岷诸州地方，蕃人统以“墨儒”称之，《藏史》纪清水勘界事曾云：“于唐土墨儒地方，甥舅各修一庙，画日月于石，以为盟誓。”是双方均认当时洮岷边塞以东之地为唐土甚明。其远在洮岷以东千里之清水故县，自不能又为两界地所在。且盟文原有洮岷以东大唐供应之规定，苟以此清水界址确为清水故县，则唐何能越界千里以事供应？反之，清水西至洮岷间既明为唐境，则清水以西大蕃供应之规定，又宁非矛盾？……长庆以后，吐蕃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曾一度窃据秦、渭、洮、岷间，内向求封请援，吐蕃相尚思罗保洮河以拒之，迨恐热败，九州亦悉复，可知长庆间唐蕃两地之清水界址，原必不在清水故县，（《西陲史地研究》一五——六页）
吴氏因本其身历，断定唐蕃国界应在今岷县西之大沟寨一带（同上一六——八页；按大沟寨应即《申报图》之大沟寨），颇坚人信，余初亦以为无可非议，近再取唐史细勘，始知吴说之谬，其证有六：
一、盟文既别本不同，如非取得别项强证，即不能专信《图考》。据吴氏引《武备志》及《西宁新志》，均作“二国所守见管封疆，××属大唐国界，其塞以西，方是大蕃境土，……其绥氏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同上），“封疆”下只阙两字，显非“洮岷之东”，否则正如吴氏所指出，《图考》著录之文，为何前后矛盾？此《图考》作“洮岷之东”之大可疑者一。
二、藏语之“墨儒”，依吴说既包秦州在内，而清水又是秦州属县，是《藏史》所谓“于唐土墨儒地方”，译汉得为“于唐之清水县”。且唐蕃建中四年正月会盟于清水，正是约定疆界之首次，谓“唐土墨儒”实指清水县，尤与历史事件吻合，初无蕃人认洮岷以东为唐土之痕迹，此吴氏解释之不合逻辑者二。
三、建中四年正月张镒与吐蕃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旧书》一九六下，并参本篇四六节。凤州今凤县。大渡河即岷江西支，近世所谓大小金川者是。）此约定吐蕃极为重视，其累次悔盟，亦以疆埸未定为藉口，长庆初彼国未弱，多年争持之界线，何故忽肯退让至数百里以西？此吴说之不合当年事势者三。
四、再从吐蕃之侵略观之，自洮岷以东至清水县，其武、秦、渭、成四州均陷于宝应元（七六二）或以前，原州陷于广德元（七六三）（参本篇三十节），如果长庆初蕃人愿退守洮岷，则是将六十年前吞并之五州，一旦无条件的复归之于唐，此是如何亲善之举，何以唐人竟漠然视之？且何故秦、原二州至大中三年（八四九）而后称其来归？（本篇四六节）成、武二州更至咸通中而后收复也？（《新书》四十。此外渭州有无收复，史乏明文）此吴说之显背史文者四。
五、吴氏又称长庆后尚恐热曾窃据秦、渭、洮、岷间，因以证长庆时两国界址必不在清水；按恐热内乱是会昌二年（八四二）以后事，距长庆初已廿年，且尚恐热所据，当时是“吐蕃辖下的渭州”，非取之自唐，何能借此影射长庆间秦、渭之复为唐地，此吴氏之误解史实者五。
六、唐秦州在今秦安县东，《元和志》三九称清水县西南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九域志》则称清水县在秦州东九十里，合此推之，唐清水与今清水当相距不远。依《申报图》，今清水在东经一○六度，西去洮岷只二度或二度有奇，何尝如吴氏所云相隔千里。《元和志》又称秦州西至渭州三百里，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充其量清水至岷州亦六百余里耳，此吴说之里地失实者六。
总之，长庆盟书之国界，断与张镒约定无大出入，吴所考定，只此已可以推翻，任乃强氏认盟碑之清水即今清水县西，与旧史正相合也。
稿既成，始知姚薇元有《唐蕃会盟碑跋》，其第三项《长庆唐蕃疆界考》研究已颇详尽。（一九三四年六月《燕京学报》十五期九六——九页）彼谓碑文“今但云谨守如故，各守见管，是必所守之界，仍遵建中清水之盟。”实是定论，吴氏盖未参及也。彼又引《甘肃新通志》一三：“清水故城在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十五里牛头山下，俗名西城。”更求出实址，不必但作推测。
前引碑文末四句，姚校为“其绥戎栅已东，大唐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与《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一无甚出入（《补正》只“”字写法略误），吴书作“绥氏栅”者非是。姚氏引《旧书》八三《薛仁贵传》，推定绥戎栅必居大非岭即陇山之上；（九七页）按《仁贵传》云：“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大非岭无疑在大非川之旁，与乌海均是今青海地方（参本篇十二及六十两节），姚氏乃以之相当于甘肃之陇山，未免疏忽。姚氏又谓陇州源西大中六年改名之安戎关，即栅之故址，（九七页）然据《新书》三七，此关本名大震关，与“绥戎”名称不近，故其说亦待证实。
姚氏又云：“是介于绥戎清水中间之地，必不属任何一方”，“建中之盟，在蕃盟于清水，是其证”，（九九页）此数语亦须略作修正。据《旧书·吐蕃传》，建中三年原约“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清水的地点显未划入蕃界，换言之，此一通道上东自绥戎栅起，西至清水县止，均属于姚氏所谓“缓冲区域”，出了清水县的地点，才算蕃界。非谓到清水县城即入蕃界也。约文解释，分应慎重，故特拈出之。
姚文曾引《旧书》一一八《元载传》：
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姚云，今平凉东四十里），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姚云，今固原西北），而原州界其间。及《沈下贤文集》一○《元和末对策》：
又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已东，神乌（姚误“鸟”）、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令宁、泾原军皆出平（姚误“乎”）凉，道弹筝；宁军北固崆峒，守萧关；泾原军西遮木硖关；凤翔军逾陇出上，因临洮取凤林南关；南梁军道凤逾黄花，因狄道会陇西。
皆可供研究天宝以后唐、蕃国界之参考，并附录于此。
§§§第十一节宦官之祸
唐之亡，或云由方镇，或云由宦官，其实两者兼有之。然藩帅不恭，河北为烈，河北失于处置，怀恩之携贰实致之，怀恩得副雍王适，则又因程元振、鱼朝恩之沮子仪，推原祸始，方镇之乱，亦宦官所造成者。
贞观十一年顷屡遣阉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发，太宗怒。魏徵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即诏自今已后，充使宜停。（《政要》五。并参《通鉴》一九五贞观十四年十一月韦元方事及前第十九节）
宦官揽权，酿于玄宗（见前十九节），而完成于肃、代、德。开、天之际，宦官几若无所不能，直开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与边令诚同行）。后来愈变愈坏，“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制诏委任”；（《宣公集》一八）例如河东帅严绶，贞元、元和间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辄先使献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请完全罢去，恐无成功之望。
肃宗时，李辅国以扈从灵武功，还京后拜殿中监，兼闲、五坊（、鹘、鹰、鸡、狗为五坊）、宫院、营田、栽接总监、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凡有刑狱，必诣取决，随意处分，皆称制敕。于是谮死建宁倓（至德二），矫诏移上皇（玄宗）于西内（上元元），杀张后及越、兖二王（宝应元），以阉宦而官司空、中书令，渎秽朝纲甚矣。究其横行之由，则专掌禁兵实为之。
宠任宦官，汉、唐之弊政相同；汉以宦官典中书，是政权归之（汉初禁卫有南、北军，盖因方位而得名，与宦官无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则兵权归之，前者易制而后者难图。代宗身受辅国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贼杀，既贼杀矣，犹复多方掩饰，追赠太傅，彼辈小人何惧而不作恶耶？程元振虽有翼戴功，然惩前毖后，假不再令专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诸道坐视，仓皇幸陕，府库荡空（广德元）。去一辅国，复养一元振，去一元振，复养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谓唐亡由于自杀，可也。
鱼朝恩初以观军容使莅九节度之师（见前廿节），卒致滏水（乾元二）、邙山（上元二）之败，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统神策军（本临洮西之军，禄山反后，卫伯玉率之赴陕）驻陕；只因陕州迎驾功，代宗回銮后，遂超擢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朝恩于是率神策军归禁中，自充将领，且收管好峙、麟游、普润、兴平、武功、扶风、天兴诸县，势力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