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内者平泽潞也。回纥甫定，复有泽潞继帅问题：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死，其侄稹秘不发丧，觊觎真授，朝臣多以回纥尚存余烬，请任稹权知军事。德裕独谓泽潞近处心腹，与河北三镇不同，向无承袭，敬宗不恤国务，以从谏继悟，今如再授稹，诸镇谁不思仿效。稹所恃惟在三镇，如得镇、魏不与之同，稹无能为矣。武宗从之，使谕镇帅王元逵、魏帅何弘敬，二人皆听命；于是制削从谏及稹官爵，分命元逵为北面招讨，弘敬为南面招讨，与河中陈夷行、河东刘沔、河阳王茂元合力进攻。弘敬迟疑不出师，乃令忠武（陈许）王宰自相、魏趣磁州以胁弘敬。时稹将迫近怀州，议者鼎沸，谓刘悟有功（斩李师道），不可绝其嗣，从谋又养精兵十万，如何可取？德裕劝帝勿听外议，传谕朝士，有沮议者斩之，众喙乃息。更令王宰改援河阳，使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互相钤制。翌年八月，稹内部不和，邢、、磁三州相继降，未几，稹亦为部下所杀，泽、潞等五州平。宋孙甫《唐史论断》下云：“上党拒命，举朝惧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势，奏遣使魏、镇，先破声援之谋，且委征讨之任。魏帅迁延其役，使王宰领师，直趋磁州，据魏之右，魏帅惧，全军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顾望，令刘沔领军直抵万善（怀州），示代宰之势，宰即时进兵。……此皆独任其策。不与诸将同谋，大得制御将帅用兵必胜之术。”又范祖禹《唐鉴》二○云：“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之掌，使武宗享国长久，天下岂有不平者乎。”
此两役之所以成功，皆由武宗能专信德裕，不为浮议所摇惑。德裕以为自德宗后，将帅出兵屡败，其弊有三：一、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监军各以意指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监使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参战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乘高立马，自有信旗，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余卒相随而溃。因与枢密使约，监军不得与军政，每军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凡回纥、泽潞两役，皆用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故能成其功。毛凤枝评云：“每见赞皇之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关中金石文字逸编》九）余谓学者能细读《文饶集》之条议诸作，当助长辨事见识不少。
以短短四年期间而解决两项困难问题，成功之速，为天宝乱后所仅见。此外武宗朝尚有可纪之两事：
（三）淘汰僧尼据开元末统计，全国共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内僧三千二百四（或三）十五所，尼二千一百一（或二）十三所（《六典》四）。天宝八载闰六月册尊号，度僧尼十二万人。（《沙州文录补》）自元和二年后，累诏各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敬宗时徐使王智兴在泗州置坛，江准人闻之，意在规避征徭，影庇资产，趋之若鹜，浙西李德裕奏，如不特禁，江淮已南，将失却六十万丁壮。（《旧书》一七四）大和九年七月，亦诏不得度人为僧尼。（《旧书》一七下）及武宗即位，益恶僧尼蠹国，会昌四年三月，先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并不许置供、巡礼。（《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同年七月，再下诏力陈释教之弊，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aranya，皆私立寺之称）四万余区，勒归俗僧尼廿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十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比北魏更为澈底。此事虽说道士赵归真等曾与推动，然取寺材葺公廨、驿舍，取铜像、钟磬铸钱，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孙樵云，“民瘼其瘳，国用有加”，允为笃论。宣宗务反武皇所为，诏营废寺，自即位至于大中五年，斤斧之声不绝，樵奏称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髠，（《可之集》五及六）盖有痛乎其言之者。
（四）裁抑宦寺武宗虽为仇士良拥立，然颇裁抑之；会昌二年将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作赦书，欲减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曰，必若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德裕等诉于上。上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称谢。翌年，士良遂出宫归第，又明年，追削其授赠官阶，家财籍没。使非武宗消弭未然，何难重演甘露之变，此一事也。旧例，宣学士草制，必经枢密使，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故三年崔铉之相，枢密不知。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合前文德裕与枢密约法观之，便见武宗尚能慎选其人，此二事也。会昌五年四月初，敕索左右神策军印，（《巡礼行记》四）此三事也。蓝氏顾谓“不见有任何抑制”，（五五页）未免疏于考史。
专制君主所不能必得者为寿命，故佛教玄想之涅槃，终不敌道家长生之金丹。宪宗饵柳泌之药而遇弑，穆、武、宣均以饵丹而促寿（穆年三十，武三十二，宣五十），覆辙相寻，曾不少悟。武宗御宇仅逾六载，此后唐事益无可为矣。
§§§第四章 唐后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至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是为唐后期。
唐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南衙（朝官）北司（宦官）相争，在地方，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朝臣与藩镇之间既互相勾结，又彼此争夺，朝政异常黑暗。在苛重赋役，剧烈土地兼并和不断自然灾害重重打击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家破人亡。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及其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上。
唐后期最高统治者大多是纵情享乐、昏庸残暴的皇帝。如唐懿宗，每月举行十余次盛宴，“听乐观优，不知厌倦”，经常在十余万扈从的前呼后拥中，到处游玩。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凤翔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其女同昌公主出嫁，“赐金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拢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两年后，她病死时，唐懿宗又极其奢侈地大办丧事，并惨杀无辜御医韩宗劭等二十多人，囚其亲属三百余名。
为了维护李唐统治，镇压人民反抗，唐王朝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无比臃肿，雇佣军队数量惊人。
早在唐玄宗执政时期，全国官吏已多达三十六万八千余名。“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官僚可从朝廷得到优厚俸禄，享有免除赋役等特权，还能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以饱私囊。如唐懿宗时，人们讽刺宰相曹确、杨收和徐商：“确确无余事，钱财揔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家财“可赡军二年”。甚至一个小小的长葛县令严郜，罢职后能置“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柏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的偌大庄园，其如何吮吸民脂民膏可想而知。唐后期官僚奢侈腐化成风，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
自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唐王朝养兵常八十余万。这些召募的职业兵，不事生产，一切靠朝廷供应，军费开支浩大。唐宪宗元和年间“率以两户资一兵”。至唐穆宗长庆年间，养“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
如此众多的官僚、军队，加上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商人和僧道等，组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寄生阶级。元和年间已是“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这种情况，至唐末更加严重。
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尔虞我诈，暗斗明争，闹到乌烟瘴气。
（1）宦官专权。唐代宦官专权“祸始开元”。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官，列戟于门。高力士尤受重用。四方进奏，先呈他，后转唐玄宗，小事由其直接裁决。唐玄宗说：“（高）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朝政开始落入宦官之手。
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挟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建立流亡政府，掌管军权。收复长安后，又押署制敕，政权亦为其操纵。唐代宗时，李辅国恃定策功，更加跋扈，公然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其后宦官程元振“权震天下，在（李）辅国右”。宦官鱼朝恩之放肆又比程元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后，中央禁军“全归于宦者”。唐王朝用宦官监军，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均派宦官监督，全国各地兵权也被宦官把持。宦官还掌握了出纳皇帝诏令的枢密使要职。因此，“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錡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其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后期的穆、文、武、宣、懿、僖等皇帝，均为宦官拥立。唐文宗曾泣下霑襟地哀叹：“朕受制于家奴”，比“受制于强诸侯”的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殆不如！”至于恣意诛戮诸王、妃主和宰相等，更无人敢言了。
有些皇帝不甘当傀儡，利用朝臣打击宦官。一部分朝臣不满宦官独揽大权，欲借天子招牌以谋取而代之。另一部分朝臣则趋炎附势，以遂私利。太和元年（公元831年），唐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议翦除宦官，为宦官知，便诬宋申锡谋反，迫使唐文宗贬其为开州司马。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又和宰相李训、郑注等精心策划了一个以观看天降“甘露”而一网打尽宦官之计，由于关键时刻露了马脚而失败，大批朝臣被杀。大中年间，唐宣宗与宰相令狐绹等再次商量尽除阉贵，亦因密漏未遂。宦官权势更加煊赫。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广占田宅，横征暴敛，生活靡烂，是唐后期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
（2）朋党之争。唐后期，科举竞争激烈，士人只有奔走权门，靠其荐举，才有较大及第希望。荐举者、考试官（座主）、新进士（门生）和同年进士之间，相互提携，逐渐形成朋党。他们与凭借门荫入仕者，彼此轻视、排挤。双方之争，肇端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举考试，表面化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科举舞弊，史称“牛李党争”。李党首领李德裕和郑覃，出身门阀士族，瞧不起庶族地主出身的新贵，说他们“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主张朝廷显官宜用公卿子弟，这些人从小熟悉官场，“不教而自成”，庶族寒门纵有出众人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不能尽悉。因此李党秉政时，多拔擢笃守礼法者，而“抑退浮薄”之人。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则认为遴选官吏，应以词采为重。他们不把那些仅凭高门望族或父祖官荫而入宦海的士族后裔放在眼里。其实，两党中人出身并不严格，李党里既不乏进士出身者，牛党里也有靠门荫入仕之辈。唐文宗时，牛李两党相互掣肘，争吵不休，许多政事无法解决。唐文宗深有感触的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为宰相，尽斥牛党的官僚。唐宣宗上台后，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牛党东山再起，同样不容李党中人于朝廷。牛李党争表面上围绕科举问题，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唐后期的朋党斗争一直持续至唐亡。
（3）藩镇割据（请阅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唐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战乱不已，水利失修，水、旱、虫、风等天灾接连不断，有些地方官出于升迁私利，不准农民报灾，如咸通八年（公元867年），怀州（今河南沁阳）百姓报灾，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崔荛，对于报灾百姓更加蛮横无理，“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关东发生特大旱灾：“自截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赢，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在这样的灾荒年月，官府不仅不予赈济，而且依旧征收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百姓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也仅能供催税官吏的酒食之资。百姓对唐统治者“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其著名的《直谏书》里所说的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正是上述唐后期统治阶级极端腐朽，政治异常黑暗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