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国富民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上台伊始，便大兴土木，百役俱兴。仁寿四年十一月，征发山西、河南丁男数十万，在洛阳之东掘一弧形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南平县）、汲郡（今河南汲县），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西北）、襄城（今河南襄城），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以置关防，拱卫洛阳。次年三月，隋炀帝命杨素和宇文恺于伊洛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仅九十天就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洛阳城，以便更好地控制关东及江南广大地区。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为营造舆服仪仗，课天下州县献骨角、齿牙、毛羽，朝命夕办，百姓被逼到处网罗，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又用高价购买。“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七月，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南），长千余里，“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又于太行山“开直道九十里”。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自榆谷以东的长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底，修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
史称隋炀帝五日不修宫室，并“广召良家，充选宫掖”，穷奢极侈。大业元年三月，他于东京修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自西京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所。五月，于东京筑西苑，周围二百里，内有人造海，海内高百余尺的蓬莱、方丈和瀛州三仙山上，琼楼玉宇，向背如神。北来的龙鳞渠，蜿蜒注入海中。渠畔立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事，堂殿楼观，华丽非凡。秋冬宫树凋零，则翦采如华叶，缀于枝头，色旧易新，使其常如春天。池塘剪彩为荷芰、菱芡。苑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无处不满。十六院争用花样翻新的办法献媚求宠。隋炀帝则喜欢月夜里，在数千宫女簇拥和“清夜游曲”的丝竹声中，骑马游西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大业三年在太原建晋阳宫。“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但是隋炀帝“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于是又营汾阳宫等。
隋炀帝“年年历览，处处登临”游玩。在他执政的十三年半里，呆在皇宫不足一年。他“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南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北至塞外，足迹几遍神州。每次巡游，都有大批军队护卫，还有许多贵族、官僚等侍从，仪仗舟车均极端豪华。所至之处，民众要为他开路、修河、营建行宫别馆，供奉水陆殊味，献食“丰厚者进（官爵），疏俭者获罪”。官吏为求恩市宠，无不百般搜括，甚至“逆折（预收——引者注）十年之租”，并从中渔利，千百万民众为此倾家荡产，生计断绝。如大业元年，隋炀帝为出游江都，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复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达于淮河，又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筑御道，植柳树。接着，隋炀帝又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建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一切准备就绪后，隋炀帝于同年八月出游江都。他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下四层，殿堂全由金玉装饰，豪华无比。皇后所乘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一样。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和蕃客等所乘漾彩等船，也都金碧辉煌。挽船士八万余人，称殿脚，都穿锦彩制成的袍。四十余万步骑夹岸而行，整个船队绵延二百余里，旌旗蔽野，干戈如林，浩浩荡荡，亘古未闻。所经州县，五百里内奉命献食，多者一州至百抬，皆水陆珍奇，吃不完的，出发之际，多埋弃地下。隋炀帝在江都，每次出游，仪仗羽仪，均填街溢路，绵亘二十余里。第三次游江都，新造龙舟等船只，比杨玄感起兵烧毁的旧龙舟等还要大，耗费资财更甚于前。
为了满足好大喜功的贪欲，隋炀帝“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他不惜耗费巨额钱财，不断亲率数以十万计的庞大军队，巡边耀武，炫夸威风和富有。“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如大业三年出巡榆林时，拥兵五十余万，马十万匹。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七月，西幸回归，在凉州之西的大斗拔谷遇暴风雪，“文武（百官）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为了诱引少数民族首领和西域商人向他顶礼膜拜。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起，每年正月在洛阳端门盛陈排场极大的百戏散乐，为了夸富而以绢帛缠树，免费供应酒食，“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对于高丽隋炀帝“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
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起，隋炀帝就开始了攻打高丽的准备工作。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作为进攻的大本营。“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六年，严令检查、更新兵器，滥恶者处以死刑。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亲临涿郡（今北京西南），声称“高丽（王）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间罪辽左”，诏令天下士卒，不论远近，必须按期到达。陆军集于涿郡。由征发来的江、淮以南水手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组成的水军，则集于东莱（今山东掖县）。又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在东莱海口造战船三百艘，限期急促，监工凶残，逼迫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同年五月，隋炀帝命河南、淮南和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供将士推运衣甲幔幕。征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七月，命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运送黎阳、洛口等粮仓之米于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隋炀帝还征发民夫运粮积于泸河、怀远二镇（均在今辽宁西北部），“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当时有不少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谓之“福手”、“福足”。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隋炀帝下诏亲征高丽。隋军分左、右两路，每路十二军，从涿郡出发，水军则由东莱渡海，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每天发一军，相距四十里，四十天发完。旌旗亘千里，刀枪如林，鼓角震天，由于高丽军民凭险坚守，以逸待劳，而隋军一切行动均由不懂军事的隋炀帝指挥，馈运不继，麦铁杖等大将阵亡，陆军主力被阻于辽东城（今辽东辽阳县内），“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宇文述、于仲文率领的进攻平壤的三十万五千人，攻至距平壤三十里处，粮尽引还，被高丽军四面截击，溃散于萨水（即清川江）畔，仅“二千七百人”逃回辽东城，辎重损失殆尽。来护儿统率的水军，渡海至平埌城下，遭到伏击，也几乎全军复没。隋炀帝不顾臣下谏阻和人民反对，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六月，正当他在辽东城下亲督大军与高丽激战时，突然传来了杨玄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的告急消息，兵部侍郎斛斯政又叛逃高丽，隋炀帝慌忙退兵回救老巢。高丽蹑后全军出击，隋军损失甚重。
杨玄感是大贵族杨素之子，任礼部尚书，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隋炀帝第二次打高丽时，命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的暴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百姓苦役，天下思乱”，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后方兵力空虚，以为这是取隋代之的良机，遂打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旗号，起兵反隋。苦于徭役、兵役的农民“纵乱者如市”，不少贵族官僚子弟也投奔他，众至十余万，声势颇大。由于杨玄感信用贵族官僚子弟和降官，不可能真正依靠广大民众。他采取“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的“下计”，因而在隋炀帝从辽东撤回的隋军主力打击下，迅速失败了。杨玄感起兵虽是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但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激烈到公开对抗的程度，很难继续统治下去了。骄横愚蠢的隋炀帝仍不死心。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初，又发动了第三次攻打高丽的战争。由于“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大举进攻已不可能。而连年频遭战祸的高丽，亦极其困弊，遣使求和，隋炀帝遂顺水推舟，允其所求，以便集中全部兵力镇压国内的人民反抗斗争，稳固他的统治。因高丽王高元不遵隋炀帝命其亲来朝拜的诏令，隋炀帝大怒，欲重开战端，兴师问罪。然而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已使隋炀帝自顾不暇，这次讨伐化为泡影。隋炀帝对高丽的战争使中国和高丽人民蒙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在客观上一次比一次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大起义的发展，加速了隋王朝的彻底灭亡。
由于无休止的繁重徭役和兵役经常在农忙季节征发，行者不归，“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瘟疫流行，而隋炀帝根本不管民众死活，“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民众“弱者自卖为奴婢”广大民众实在活不下去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爆发的。
§§§第二节义师蜂起
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无待再论。然“内忧外患”与革命相影响者尚有二事：其一为杨玄感之变，已见前十七节，其二为雁门之围。初，东突厥启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毕可汗，表请尚义成公主，诏从其俗，部众渐盛，裴矩献策，欲分其势，又诱杀始毕谋臣史蜀胡悉，始毕憾之，大业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围帝于雁门，官军频战不利。帝惶惧，欲溃围，群臣谏止，乃征诸郡率兵赴难，并遣使驰告义成公主，几及一月，突厥始解围去，然其声势益张。玄感父素，本帝之死党，启民事隋亦极恭顺，经此两役，隋之声威于是一落千丈，帝复撤废总管（见前三节），地方军务须秉承中央意旨，远水不济近火，“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七一《杨善会传》）不为无因。
《新唐书》一著录之隋末群雄，计四十八人，然合诸《隋书》及其他记载，实不止此，惜其归并降灭，多不可知。兹就炀帝被弑之前见于史册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为简表如后：
一、京畿及关西
二、山东西及河南（古之山东，即今之河北）
三、东南及长江流域
四、岭南
以上共百余人，山东西及河南占其过半，盖三伐高丽，最为荼毒，大河南北，受害极烈，故民众起而抵抗者亦特多。就中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刘武周（均《隋书》四）、郭子和（《元和志》四）、窦建德（《旧唐书》一）、薛举、李轨、高开道（均同上五五）、梁师都、刘季贞（均同上五六）、张长逊（同上五七）、王世充（《通鉴》一八八）等，因接近北边，恐强敌拊背，往往连好突厥，或且受其官命，倚以自重。即李渊（唐高祖）起太原，亦卑辞厚币，改书为启，乞借马匹，及突厥使来，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不惜一时屈辱，他复何论。大抵始毕兄弟虽欲释憾于隋炀，亦欲效他钵故智，挟隋以自重（周武帝建德六年，既灭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奔突厥，他钵举兵南向，声言与高宝宁共立绍义作齐帝，为其报仇，见《北齐书》一二《绍义传》），故宇文化及败后，处罗可汗即遣使往窦建德处，迎取隋炀之萧后及其孙政道，处之定襄，号政道，为隋王，凡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隋书》五九《齐王暕传》）李渊起兵之初，与始毕书云：“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言）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隋）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温大雅《创业起居注》一）盖已窥突厥之隐，不敢昌言亡隋，一面又以子女、玉帛饵之，免其乘我后也。
群雄出身，多不可稽考，知其曾为隋朝官吏者有梁师都、薛举、李轨、郭子和、刘武周、翟让、李密、罗艺、时德、朱粲、萧铣等十余人。桑门（即沙门）一人（向海明），稽胡三人（刘步禄、刘苗王、刘季贞），中亚胡二人（何潘仁、王世充），就中世充乃安禄山一流，觊觎汉土，不得与于义师之列。
群雄中可纪者：王薄据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通鉴》一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