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博鳌论坛期间，素来站在言论风口浪尖的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算了一笔账：1978年GDP大概3000多亿，现在是30多万亿，增加了100多倍；1978年月工资全国平均28.6元，现在也增加了100倍；1978年我们大白菜2分钱一棵，现在2元钱，也增加了100倍；房价只增加了16.6倍，等于没有涨价。此言一出，“逻辑混乱”、“一贯藐视公众智商”、“奸商欺诈”等呵斥声不绝于耳。
我认为，在这个纷乱的时代，任志强总体是相当清醒的。他的言论屡屡成为众矢之的，并非其有意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恰恰是因为他无意之中触及了时代和人们的痛处，触及了真问题，这才引发人们本能的反弹。但基于立场的本能反弹只是动物本能而已，人类除了本能更可贵的是理性。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时时触摸时代的痛处，才能理性地思考并采取合适的治疗对策。如果一遇到人摸到你的痛处就跳起来骂人，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个世界上谁还敢帮你治病疗伤？人们把对高房价的仇恨迁怒于一个任志强，能解决哪怕是最小的问题吗？即使实践证明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房价就因此成倍地上涨吗？即使我们“众志成城”唾沫横飞将他批倒、批臭甚至真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因言问罪剥去其房地产公司总裁的职务，房价就能够因此而降到大家期待的价位上来吗？
有人说，1978年的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商品房这个东西，不知道任志强所说1978年的房价是怎么来的。那时候的确没有商品房，但农民自建房和中小城镇居民自建房的成本应该是有据可查的。有人说对居民收入进行年度比较的时候，必须扣除价格因素。扣除价格因素之后，中国的GDP 30年来实际增长14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倍左右，农民收入增长6倍左右。并不是任志强所说的增长百倍。那么，房价上涨部分是否也应该扣除价格因素呢？否则就是双重标准。由此，这个貌似很有说服力的反驳还是没有说服我。
在“任志强谬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破解中国经济核心秘密的金钥匙，就是为什么普罗大众的相对购买力没有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同步、正比例增长？一是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加1.2倍。在当下，超过76%的资产属于公共拥有（即政府所得），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一份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披露，1992年至2007年的15年间，职工工资报酬所占比重降低了12%。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提供的数据，全球薪资收入欧美最高，占GDP的55%，南美洲为38%，东南亚为20%，中东为25%，非洲为20%以下，我们国家2009年是8%，全世界最低；但工作时间全世界最长，一年工作时间为2200小时。多么勤劳多么可怜的民族！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富民穷”的背后，是政府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投资和政府自身支出，仅“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买车”一年就达9000亿元以上，更不用说各地竞相奢华的政府楼堂馆所和比正常市场价贵得离奇的政府采购。公民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却基本上付诸阙如。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降至60%，政府和企业部门分别由16%、16%升至17%、23%。此外，再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9%降至59%，政府与企业分别由19%、12%升至21%、20%。
而这期间，随着货币量大增，物价飞涨，具有独立产权的有效资产（如房地产）价格也飞涨。一方面，是非垄断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屋因无法实现资本化而丧失平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物价上涨，无疑是对他们的又一重剥夺（个人观察，最近8年，沙县小吃平均涨4倍——这是物价上涨的末端——粮油、蔬菜和肉价上涨的体现——这几个方面价格的上涨，意味着整体物价的上涨；房地产价格平均涨4倍）。光靠工资增长永远赶不上资产价格上涨。
二是现在城乡居民虽有20万亿元存款，但平均每人不到1万元，而且估计80%以上掌握在20%以下的人手里。国家统计局宣布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但是这只是一个平均数，统计过程把中国最广大的工薪阶层排除在外：大量农民工（仅此一项达2亿多人）、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而且统计的是个人税前工资，并且包括个人交纳的养老、医疗、住房等“个人账户”的基金（占工资总额11%左右，多数掌握在政府手里，个人无权支配）及住房公积金（占工资12%以内）。数字显示，连续多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第三方面，我们增长的财富大部分利润被外国人拿走。外贸依存度长期高达GDP的70%左右。通用汽车总裁曾不无得意地表示，“我们与中国企业各取所需，中国人得到了GDP，我们得到了利润。”（《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4月20日）同时，大量“垄断国企”早已成了境外上市企业。据悉，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的垄断企业积累的未上缴利润达几万亿元。巨额垄断利润大部分拱手让给了真真假假的“海外投资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海外分红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还不够近20年来股票交易过程中的税收！中石油在中国香港上市的时候，发行价只有1.27港元；回到内地上市，却以16.7元的“低价发行”、“回报内地股民”。
这样一算，30年来收入跟上或超过GDP增长步伐的，仅仅是极少部分人，大部分人被时代的列车抛在了身后！经济学有一个词叫做“悲惨式增长”，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陷阱：高能耗、高污染、低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部分人掌握和拥有，大部分人承担经济增长的成本。
当然，“任志强谬论”中有一个致命伤，就是用城镇平均工资代表了全民收入水平。笔者曾经撰文指正，又引来任志强在其博客上撰文为自己辩护，其辩护却愈显其漏洞。
首先，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方法，历史上和今天在抽样形式上确如任先生所言没有区别。但是，其“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上是国企一统天下，绝大部分城镇职工都被统计在内，农民则还在农村就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候的国企利润也很低，平均收入也低。但是，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之后，国企蛋糕以不止百倍的速度增长而参与分蛋糕的员工却减少近半。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职工从1997年年底的7800万人减少到2004年年底的4500万人，减员的幅度大概是42%。在最困难的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才213.7亿元。而到了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与2002年相比，全国国有企业户数虽然减少了4.36万户，但营业收入、实现利润、上缴税金分别年均增长18.7%、36%和20.4%。就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500强企业2008年利润总和仅为989亿美元、创55年以来最糟糕记录的同时，中国内地行政垄断企业却一枝独秀：国资委数据显示，2008年，仅140多家中央企业就实现利润6652.9亿元，接近美国500强全年利润总和。其中，更有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元，成为行业的全球最赚钱公司。
目前我国劳动工资统计制度的数据，只覆盖约1.1亿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而1.5亿乡镇企业工作人员、7000万私营单位雇员、5000万个体户的工资数据均未被纳入其中。9亿多农民（含2亿多农民工）的收入更是不及城镇居民的1/3.被纳入职工工资统计的，光国企员工一项就比1978年代减少了3300多万人，相比于1.1亿的统计基数，何其庞大！
也就是说，当年国企改革减员增效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社会财富的分享机制却被极大扭曲了，越来越少的人在占有和分享越来越大比例的社会财富，而这少部分人，则成为国民收入的“平均工资代表”。
其次，未纳入工资收入统计中的部分演员、作家、写手、网店店主、经纪人、股民、自由职业者、小商、小贩、小企业主等，的确有任先生所言的高收入者，甚至极高收入者，但总体而言，高收入者只占其群体的极少部分。
最后，任先生说，农民工在城市的低收入，回到家乡也许就变成了高收入。这也是实情。但他们平均每月千元的“高收入”，也要用来在农村改善住房，更要用来给孩子支付高昂的学费和老人的医疗费。30年来，进城的农民工人数已达到2亿多人，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于城市，他们也迫切需要在城市购房安居。但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了政府保障和房地产市场之外，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住房的人。
当然，我不认为收入问题说清楚了，就能把房价“压”下去，房价也是不可能强压下去的。一个社会有多少货币资产，与之相对应的实物资产就对应出价格。关键是要解决国民财富一次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和“国富民贫”问题。换言之，根本问题不在于房价太高，而在于大部分国民收入太低以及垄断地价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