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署名为“姜宗福”的《房地产商“绑架”政府，当心经济“撕票”》的帖子出现在各大论坛，经确认，该帖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本人所发。在该帖中，姜宗福认为目前房价是“越打压越攀升”，对此他提出调整课税、取消经济适用房、增建廉租房等手段控制房价。此帖发布后，引来过千网民跟帖，绝大多数网民均认可姜的观点，称“这个副市长讲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2010年4月20日《新京报》）
姜宗福提出了遏制房价上涨五大招数，分别是开征遗产税；分类开征物业税；对所有出租房屋和二套房均课以重税；取消经济适用房、大量建廉租房；缩小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公职人员收入分配差距，放缓城市化进程。
依笔者看来，这五大招数除了“取消经济适用房、大量建廉租房”一招能起一定效果之外，其他几大招数基本不靠谱，甚至说得难听点，那些招数不是哗众取宠，就是丧失理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内地的高房价问题好像成了中国第一大问题，普天之下唯此为大，乃至于为了抑制高房价，似乎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惜采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伤筋动骨的损招阴招。
以姜宗福先生的五大招数为例，在卖方市场下（不管是出售还是出租），开征遗产税和物业税除了加剧政府与民争利、进一步推高房价之外，毫无益处；对所有出租房和二套房均课以重税，亦只会全面加剧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反过来不仅对房价，而且对中国经济造成内伤；缩小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公职人员收入差距，更令人啼笑皆非。难道是二、三线城市缺乏政府公职人员、需要通过缩小与一线城市公职人员的收入差距来增加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公职人员吗？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还不够吗？十羊九牧的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百姓负担还不够吗？
更别说通过“放缓城市化进程”来抑制高房价了。众所周知，城市化正是今日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源动力，同时，城市化还是在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计划经济加二元户籍制度人为阻碍的城市化进程补课。我们过去长时期人为阻碍城市化进程，不仅导致了城乡差距过度拉大等恶果，而且留下了人口过度增长、资源和生态环境被过度破坏等几代人都难以修复的历史负面遗产。
假如今天的我们真的有足够的手段人为阻碍和延缓市场自发、自由、自主的城市化进程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招不仅能对高房价釜底抽薪，而且势必对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釜底抽薪！这是不是因小失大呢？可惜，在面对房价问题上，全社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高房价不过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次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用力过猛，而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各种“原生问题”上面，不仅是在做无用功，甚至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反作用。
高房价其实是与低收入相辅相成的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但令人纳闷的是，为什么人们，以及作为“社会了望哨”的媒体，都只把火力集中在高房价上面而几乎不把目标集中在低收入上面？
与高房价这个“次生矿难”有关的“原生矿难”，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长期关注并狠狠痛打：
（1）为什么粮食价格被压得超乎寻常的低导致农民收入更低？
（2）为什么农民的土地和住房、宅基地不能自由抵押和买卖？
（3）为什么每年全国55%以上的工资被不到8%的垄断企业职工所俘获？
（4）为什么公职人员收入那么高却仍然内部占有了绝大多数经适房，导致像北京这样的地区，70%土地供应都给了政策房还不够用？
还有一个更为全局、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内地人均工资收入全球排倒数，但内地的物价却全面性地“超英赶美”？
2010年2月，知名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和泰国物价之比让人困惑》，说春节去泰国，发现所有的价格都比中国同类消费品便宜。中国一般消费品的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国商品价格上。她比较了某一法国制造的服装价格与进口的同一服装价格，按欧元与人民币11：1计，中国国内价格几乎高出在法国的价格一倍。她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加州机场商店的美制风衣，按照1：8的兑换率，风衣价格连进口价格的2/5都不到。若按1：6.8的兑换率，差价更大。如果与国内机场内的同类进口商品价格相比较，差价更为离谱。而法国人的人均GDP高出中国10倍还多，美国的人均GDP超过中国15倍。
实际上，郎咸平教授也早就指出，中国内地的人均工资倒数第一，但物价远远超过美国等地。中国的汽车价格甚至是美国的3倍（按直接货币兑换进行的比较，如果按可支配收入，差距就是45倍！）。
专家学者的调查和社会大众的感受是吻合的，所以国内出现了不少“代购”一族，专门到海外买便宜货。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在2009年6月的调查也可以加以印证——继日本东京等4个城市之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京、沪、港三市分别从上年度的全球排名104、111和98位，飙升至26、28和29位。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前10名中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此外，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
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已被国人概括为“工资非洲水平，生活成本欧美标准”。至于其根源，张庭宾先生认为是“国家宏观管理成本”的比较劣势，造成了中国的畸形物价（4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可谓一语中的。
中国内地普通民众低收入而市场全面高物价的“原生矿难”问题不解决，单方面解决高房价这个“次生矿难”问题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吗？（2010年4月2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