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芝加哥北部的西贝尔蒙特大道上有一家东方礼品店。购物者当中，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商店的女主人就是著名的“东京玫瑰”户粟郁子——美国当局1949年裁定她在二战期间犯有叛国罪，并判处她10年有期徒刑。更没有人知道，她的遭遇是美国司法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冤案之一。86岁的户粟郁子独自生活在安德森维尔的瑞典人居住区，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小心翼翼地保守着她的秘密。
然而，尽管福特总统于1977年宣布实行无条件的总统大赦，许多人仍然没有忘记户粟郁子与神秘的“东京玫瑰”的联系。当《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纪念越南战争结束20周年的文章时，曾把“河内汉娜”的叛国广播与“东京玫瑰”相提并论。甚至广受尊重的电视评论员也经常把“东京玫瑰”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叛国者联系在一起。疑团是很难消散的，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编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人们根本不相信美国政府会如此残忍和诡计多端，竟然会策划一次逼迫证人说谎的审判。那么“东京玫瑰”到底犯没犯叛国罪呢？
盟军1945年8月在日本登陆后，所有记者争相报道的题材之一就是对“东京玫瑰”的采访。根据传言，她是太平洋上的妖妇，用自己放荡诱人的声音嘲弄美国大兵。可是，“东京玫瑰”根本就不存在。“东京玫瑰”不过是把战时曾经为日本人播音的几名妇女综合在一起捏造出的幻想故事。
在这几名妇女中就有户粟郁子。她是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裔美国人，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去日本探望生病的姨妈，然后受困于日本。当时，日本的许多日裔美国人放弃了美国国籍，但户粟郁子拒绝这样做。为了谋生，她在丹麦大使馆做过打字员，当过钢琴教师，后来又在东京广播电台担任打字员。在那里，日本人命令她在“零点”节目中播音。节目的制作人是澳大利亚战俘查尔斯·卡曾斯。户粟郁子在胁迫之下同意为日本人做节目，但暗中试图破坏他们的宣传工作。查尔斯·卡曾斯选择户粟郁子出于两个原因：她站在盟国一边，而且嗓音“醉人”。其实在当时她以“孤儿安”的名字播出的内容没有任何问题，美国人对其广播内容的监听也未能证实对她的任何指控（包括声称她把美国士兵称为“太平洋上的孤儿”）。此外，当时有好几位日裔美国妇女为东京广播电台播音，她们都放弃了美国国籍。
日本于1945年投降之前，美国战时新闻局声明：“‘东京玫瑰’并不存在；这个名字完全是美国军队的杜撰……”然而，成群结队的记者仍然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在东京广播电台，记者克拉克·李和哈里·布伦迪奇瞄准了户粟郁子。他们于1945年9月1日在东京帝国饭店与她见面，给她带来一份价值2000美元的合同，条件是接受《世界主义者》杂志独家专访，并要她签署一份文件，确认自己是“惟一的‘东京玫瑰’”。这笔钱诱惑了户粟郁子，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东京玫瑰”竟然会成为日本人在战争期间所有可憎行为的标志。她签了合同，接受了采访。而到最后，户粟郁子根本没有拿到那笔钱。《世界主义者》告诉记者，他们不会向叛国者付钱。1945年10月，她在东京的巢鸭监狱被监禁了一年，然后美国司法部才最终认定：“关于户粟郁子是‘东京玫瑰’的说法是错误的。”1947年，她打算使用不应被拒绝的美国护照返回美国。1948年，户粟郁子希望重返美国的消息引起了骚动和强烈的抗议。在这种形式下，美国司法部派一名代表前往东京，搜查可以对她提出起诉的任何证据。户粟郁子予以合作，因为她认为这是使她提前返回祖国的机会。
然而，代替她自由回国的是她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被带到美国旧金山。根据美国宪法，一个人的叛国罪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判定：有两个证人对被告提出相同的叛国行为的证词，或者被告在公开审判中坦白承认自己的叛国罪行。证明户粟郁子有罪的人是乔治·满潮和大木贤吉。这两个日裔美国人在战争中放弃了美国国籍，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强迫他们诬陷户粟郁子。这个报道对户粟郁子1977年得到总统大赦至关重要。
审判于1949年7月开庭。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其实已经签下了判户粟郁子有罪的空白审判书。审案费用高达75万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费用最高的案子之一。为了证明户粟郁子有罪，控方传唤了无数证人。陪审团在13周之后宣布，他们无法做出决定。迈克尔·罗奇法官没有裁定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是提醒他们此案花费的大量时间、金钱及其重要性，并且敦促其作决定。最终，根据大木和满潮的伪证，户粟郁子受控的八项叛国罪名中有一项成立。她被罚款1万美元，判处10年有期徒刑。1956年获得假释后，尽管美国国籍是广粟郁子罪名成立的关键，但她还是收到了限期离境的通知，因为她是不受欢迎的人。
鉴于与记者的第一次会面改变了户粟郁子的一生，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从此都保持着沉默。曾于1991年采访过她的记者耶茨说：“她不想被宣传，但她希望别人了解自己的遭遇。”退役老兵戴维兹·尼尔·戴尔说：“户粟郁子想要讲述一个不屈不挠地捍卫真理的英雄故事。”他提议为户粟郁子竖立一座纪念碑，碑文是：“向户粟郁子的忠诚和勇气致敬。她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过。”
十余年来，好莱坞制片人巴巴拉·特朗布莱一直想把户粟郁子的故事搬上银幕。好莱坞的电影可能是户粟郁子洗清冤屈的最后机会。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不希望自己的遭遇发生在别人身上。这部电影上映后，将会消除人们对那段历史和‘东京玫瑰’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