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其先天的地理上的优势以及历史机遇，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历代政治精英决策与意志的结果，特别是她的决策层在南北战争时期及大萧条时期先后完成了两次国家内部的大调整，由此最终为美国登上“宇宙之巅”铺平了道路。
美国的崛起过程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中美两国拥有着相似的地缘环境，因此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并不等于是“现在”的美国，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找到可以对照的影子。
背叛不列颠——美国作配角的独立战争
北美独立战争的起因，简单来说，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当地利益集团的利益。
和在亚非地区的殖民地不一样，美洲远离亚欧大陆，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夕，中美洲文明还处于城邦混战的阶段，也就相当于苏美尔文明或殷商早期的水平。南美洲稍微好一点，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刚刚形成了第一个松散的帝国——玛雅帝国，文明程度比牧野之战时的中国商朝或许能强一点。北美干脆还处于原始部族社会，连轮子都还没被发明出来。在殖民者的火枪和传染病的双重进攻下，当地人的数量很快减少到了欧洲人到来前的1/5。后来的“美洲居民”，基本就是从欧洲过去的移民。北美地区的英国殖民地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对移民者来说，英国应该被称为“母国”而非外来殖民者。所以把北美独立战争看成是民族解放战争有点勉强，这更像是一场政治分离运动。
虽说是“自己人”，但“母国”在剥削的时候可是一点没有手软过。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航海和贸易条例》规定“殖民地的某些商品只能销往英国”。这个“某些”包括什么呢？在独立战争前，只有一样东西不在这个“某些”范围之内——咸鱼，剩下的统统只能销售给英国一个国家。而对于从殖民地过来的棉花、烟草、皮毛之类的初级产品，英国又制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以及分级制度，这和现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设高门槛是一个道理，并不是对消费者有多强的责任心，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压价。好不容易把东西卖出去以后，事情还没完，在关税以外，你的商品还得再向英国派驻的殖民政府缴纳一遍“出口税”。
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业品大肆倾销到了殖民地，这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剪刀差”。而英国又不容许当地铸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北美殖民地的资本流失。为了进一步保证工业品的垄断地位，英国政府还严格限制本国的技术人员（工匠）进入殖民地，同时通过立法，限制殖民地发展自己的工业——除了磨面、酿酒、制蜡，其他任何制造业都不许涉足。
1763年，英国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但政府之前筹措军费所发行的公债，还本付息需有1.3亿英镑。战后法国被迫割让了加拿大，可接管新殖民需要大量的政府人员和军队，这笔费用只能英国人自己出，这又需要一大笔钱。为了解决钱的问题，英国政府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了《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再之后又以更加严苛的《汤森法案》取代了《印花税法》，希望以此来增加税收，填补政府财政的漏洞。至此，原本严重的剥削最终超过了北美移民的忍受极限，于是便发生了诸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之类的抗英事件，反叛者们开始秘密囤积枪支、火药，而亲英势力也纷纷北上，去投靠加拿大的英军。到了1775年，以来克星顿村英军和北美民兵发生交火为标志，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反抗演化成了一场独立战争。
这后面的历史和我们在科教书上学到的历史可能有所出入，事实上北美大陆军在和英军的对抗中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是决定性的。原因很简单，北美地区十三个州人口共计不到三百万——这里面还包括近半数“吃里爬外”的亲英派，工业基础薄弱，财力匮乏，完全没有海上力量。而英国当时仅本土人口就六七百万，算上殖民地人口则超过三千万，国家财力雄厚，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对北美十三州掌握着绝对的制海权。这种悬殊的实力差距单靠一句“正义必胜”是抵消不了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独立战争爆发时，北美的居民事实上还不能被称之为是“美国人”——那个时候大伙还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呢。这一点也不奇怪，自古以来，“国家”这个东西能够存在，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压力可以把泥土夯实，同样也可以聚人成国。一个自然灾害、一个外敌入侵，这两个外部压力迫使一个区域内的人必须要结合起来，并且要接受一定的等级分工，如此便出现了国家。一般而言，越是生存压力大的地方，越会强调国家意志，道理便在这里。而北美偏偏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都极少，当地土著被杀光之后，留出的生存空间足够当时的移民们可劲儿折腾，这种少有外部压力的环境孕育出了后来美国人特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但却难以产生很强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以美国历来特别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但凡大的集会大伙都要自发唱国歌。美国历史上有三次民族主义特别强势的时候：二次独立战争英国人打进了一番烧杀劫掠一把火烧了白宫、珍珠港事件、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都是老百姓明显感觉到外部压力的时候。
而就独立战争前夕而言，虽然英国政府的苛捐杂税让人感觉到肉疼，但这个压力怎么说也和外敌入侵、自然灾害不能相提并论，真正侵犯到的其实当地“不干涉别人也不被别人干涉”的个人主义。当然，也不是一点国家的概念的也没用，原本北美殖民地是作为英国的一个外延存在的，所以要说国家认同感，移民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英国，美国众多地名干脆就是在英国地名前面加了一个“新”字（new）而已——所以独立战争爆发时半数人会是“亲英派”。名不正，则言不顺，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的士兵是靠高额军饷才募集来的，这和后来中国老百姓自发打日本鬼子完全是两个心态。1776年以后，受财力的限制，大陆兵力逐年递减，从最高峰的4万多人一直减少到最后的13000多人。这里多提一句，这种募兵制[1]一方面需要巨大的财力才能支撑，另一方面军队的士气和军纪往往都不会很好——所谓吃粮当兵，如果命没了自然就没得吃了；至于军纪，在这种金钱雇佣关系下同样难以保持，驻海外美军走哪都必须要治外法权，为的就是尽可能减少麻烦，如今日本韩国时不时爆出来的美军强奸案便是一个佐证。后来过了二百多年以后的2003年，由于电脑系统问题导致当时正在伊拉克作战的美机步三师防空营的工资没能即时到帐，结果引起了战场上的美国大兵的骚动，无奈之下，军方高层只能临时开通一条卫星通信线路让前线士兵查银行转账记录，这才平息了这场骚动。
回到正题，由于战争爆发前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形式估计严重不足，战争初期完全大陆军有心算英军无心。战争爆发时英国在北美十三个州总兵力不过6000多人，正是在这种局部劣势下，英军在邦克山战役中惨败收场。不过“美独势力”的好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之后大陆军北上进攻加拿大的英军便被打了回来，1776年回过味的英国人开始向北美增兵，在纽约击溃了华盛顿率领的18000多大陆军，大陆军撤至特拉华河畔时，华盛顿带出来的士兵不过4000余人。
需要继续说明的是，大陆会议推选年轻的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其实和其个人威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华盛顿是独立派高层里唯一一个有军事素养的成员。而且这个位置在“系统内部”也不是很受欢迎——当时大伙都知道输的可能性比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旦事败，“总司令”必然是要上英国人的绞刑架的。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776年北美独立派在英军剿杀下即将支撑不足的时候，英国人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开始向美国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是：欧洲各国正在争夺欧洲霸权和海外殖民地，英国正处于欧洲众矢之的的位置。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资金援助使得大陆军在当年从2万7千余人扩编到了4万6千多人，之后荷兰和俄国也加入到了援助美国的行列，荷兰向美国提供了700万英镑的金币，而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派遣俄国舰队为来往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中立国”商船护航。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都是要打击英国，扩大自己的地盘。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北美独立战争”中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英国和法国。对法国而言，北美独立战争其实是其同时期在全球范围进行的英法战争的一部分。法国仅直接在北美十三州参战的陆军就超过1.65万人（1000名军官和15000名士兵）。法国皇家海军参战人数则达7.5万人（7.25万名水手和2500名军官），其中仅直接参加约克镇战役的法国海军官兵就超过了1.5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同时期北美大陆军的总兵力。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法军和英军在西印度群岛也正打作一团，英军因此始终没法向北美增兵。到了1778年，西班牙海军也加入了北美战场，至此英军在北美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独立战争情形其实非常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法国在其中扮演了中国加苏联的角色。当然，法国人的目是为了和英国人争夺殖民地，至少不能让英国人得到它。独立战争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约克镇战役结束后，在受降书上签字的三个人里两个是法国人——法国陆军中将罗尚博伯爵、海军中将德格拉斯伯爵，剩下一位是华盛顿。而法国人把没有任何爵位的华盛顿拉进来，其实还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最后羞辱一把英国人。
最终以1783年美法英在法国巴黎签署的《巴黎条约》为标志，独立战争宣告结束。历时八年的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美国。它基本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成了美洲首个获得独立国家。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美国当时还处于欧洲的阴影之下，时常会被英国和法国粗暴地“干涉内政”。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在美国的领土上仍旧占领着不少据点。此外，英国还在加拿大设立基地，训练和武装印第安人，不断对美国西部的白人定居点进行“恐怖袭击”——这和后世在苏阿战争中美国人训练本拉登们袭击苏联人基本是一个套路。
英国自然是输家，不但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受北美战争的拖累，在西印度群岛以及斯里兰卡地区和法国人的战争中，英国人也吃了败仗。
而法国最终的结局也同样不妙。虽然使英国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但疲弱的法国已经无力吞下这个战利品，只能成全了美国。由于直接参与包括北美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大战，并且给予美国大量的援助，原本在七年战争后已经一团糟的法国财政至此彻底宣告破产，并最终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革命的最初缘起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如出一辙，由于天灾而导致法国出现大面积饥荒，而国王和贵族对饥民们不闻不问，于是老百姓揭竿而起，资本家们也就跟着趁势而起了。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资本家们推上了断头台，前文提到的罗尚博伯爵在雅阁宾派执政期间被丢进了监狱，所幸最后捡了条命，活到了拿破仑时期得以善终，而德格拉斯伯爵则丢了性命。持续的高强度革命也让法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先机，在后来与英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始终慢着半拍。
当然，之所以写这些并非是要在历史问题上去揭谁的短，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并不避讳这段历史，独立战争中法国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看到。一个国家的自豪感说到底是来自于它的现状而非历史。
二元经济——为何无人能做美国的国王
关于华盛顿，在很多文章中都有类似这样的描述：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摇身一变为“华盛顿一世”，而是在连任了两届总统后，恬淡心安地回到弗吉尼亚的佛农山庄，在平静中走完一生……如此这般。
不过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一位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古人的心思，笔者自然是没有办法去揣测的，但仅就当时的政治态势来看，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没法把自己变成“××一世”。美国自身并没有主导独立战争的胜负，因此没有哪一支政治力量通过战争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更遑论出现单个的强势政治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政治群龙无首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制”。
战后（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政治派系主要有两支：由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杰弗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非常喜欢英国的王室体制，曾主张建立君主制，不过他们考虑的人选并非是华盛顿，而是从欧洲找一位根红苗正的“蓝血贵族”来做国王。最后因为联邦党缺乏权威性，没法“统一意见”所以搞不起来，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张建立强势中央政府，搞精英政治。民主共和党人恰恰相反，他们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强化地方政府，最好搞邦联制才好。华盛顿自称自己是“中立派”，不过在具体行事上他更倾向于联邦党一些。美国独立伊始，中央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联邦党手里。这是因为汉密尔顿当时身为联邦的财政部长，手里有2000多个位置可以作为回报送给选民（注：美国一直以来实现的都是猎官制，将政府职位作为回报给予自己的支持者是完全合法的），而民主党的党首杰弗逊是国务卿，他管理的国务院没什么油水——当时外交对美国而言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提供不了多少有吸引力的职位，所以也就吸引不了选民。联邦党主张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党主张强化地方权力，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任何一件事情出来了，对于其初衷，从不同角度我们可以解释出很多种“道理”来，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当事者而言，他们做某种选择，主观上往往不会有太多的所谓“深谋远虑”，他们肯定得先着眼于眼前的问题。对政治人物来说，“眼前的问题”肯定就是如何强化自己手里的权力，联邦党人主导着联邦政府，自然要强化中央集权，相应的，民主共和党肯定就要搞强枝（民主共和党）弱干（联邦党），以保证自己的权力。
而这两党的政治斗争背后，则是美国南北经济模式之争。联邦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家，当地气候寒冷，不适宜搞农业种植，所以只能搞工商业，对他们而言，加强中央集权有助于统一国内市场，政府有能力通过关税壁垒和财政补贴来扶持资本家搞工业。而搞精英政治则可以在话语权问题上把南边的土包子们排除出去，同时他们还希望国家建立强大的军队，为“资本主义事业保驾护航”；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则是来自于南部的农场主，人家大老远从欧洲移民到北美，追求的就是“桃花源”式（对他们来讲可能说“乌托邦”更合适）的田园生活，自然不会欢迎一个什么都管的强势政府，他们也不希望建立庞大的军队，特别是“烧钱”的海军，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只意味着高赋税。
外交方面，联邦党比较“亲英”一些。原因很简单，仗已经打出结果了，后面该做的生意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西方式的实用主义，表现的就是如此直接。民主共和党则比较“反英”，原因一样很简单，对政客们而言，“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对他们背后的农场主而言，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为了打击美国经济，以“正义”的名义，解放了不少南方农场的黑奴，农场主们因此损失惨重——这一招后来在南北战争中又被北方资本家给学去了，继续用在南方“红脖子”们身上。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的印第安“游击队”袭扰，吃亏的主要也是南部的农场主。
在这种政治态势下，无论是谁，真要是头脑发热做了“××一世”，他的下场恐怕只会比中国的袁世凯更糟糕——国王的存在远不止是意味着一个家族可以世代无偿享受尊荣，对国家而言君主制的建立意味着国家拥有一个统一、且一以贯之的利益取向，反过来说，一国内部完全相悖的有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完全可以把台上的君主撕的粉身碎骨。拿破仑之所以可以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能成为法兰西皇帝，一是由于他通过军功在军内和民间积累了足够的威望；二则是因为法国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一元制经济，国内不存在两种诉求完全相反、力量对比又相差不大的政治力量。
美式政治——不是谁都玩得起
如果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显然当时北方的主张更靠谱一些，拿现在的话来说，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北方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就是要搞工业，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如果不这样，光搞种地之类的“低端产业”，那么美国经济只能一直依附于英国或是别的欧洲列强，继续给别人做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说到底还是别人的“经济殖民地”，日后甚至在政治上被人家翻盘也未可知。美国能在内部松散的情况下维持统一和独立，完全得益于欧洲各国正打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加强中央集权，那么日后一旦欧洲局势安定下来，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就是一块没被瓜分的蛋糕，各国必然纷纷要向美国伸手，届时缺乏权力核心的美国只怕比中国的晚清时期还要惨，国家陷入分裂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根源，便始于其独立初期的政治态势。比如，其联邦制，就是主张中央集权和主张地方为大的两派几番斗争之后妥协的产物。除此之外美国政治体制里还存在一个基本特质，那就是这本质上是一种“赢家至上”的游戏。
人们通常看到的是：几派政治力量在一个大伙认可的原则之下进行选票竞争。姑且不论这里面资本的影响有多大，也不论靠煽动公众情绪上位的竞选人有多少真才实学[2]。只说基本原理，投票表决多数时候决定的不是什么“对错”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归属的问题。谁的票数多，就按照谁意志的来，完全可以不考虑输家的利益。那反过来说，谁都知道跟着赢家有肉吃，这就意味着赢得投票的一方可以再下一轮获得更多的支持，那必然赢的更多。如此我们便发现一个有悖于我们一般认识的问题，投票表决最后达成的竟然是“马太效应”，这显然和公平是扯不上关系的——什么是公平，“损有余补不足”才是公平。再功利一些说，就是投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平息争论，但它无法实现平衡，而失衡状态一直持续下去，系统必然是无法维系的。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政治结构。美国行政机制是总统集权制，而官员选拔则是猎官制（spoil system）。所谓总统集权，就是说竞选人一旦当选，那么行政权力将最大程度的集中在他的手里——美国不存在集体领导的概念，她的总统一直有“帝王般的总统”之称。而所谓猎官制，是指各级官员都是由总统委任，每一次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华盛顿换掉的都不止是一个总统，上千名政府官员要跟着搬家，而新的委任则是作为竞选中给予总统支持的回报——所谓的“支持”无外乎是提供资金或是政治上的交易。而在美国这是完全合法的且社会早已接受。这其中所掩藏的腐败或者是“合法的腐败”是显而易见。林肯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曾一下子就把当时1639个公职中的1457个位置换了人。
1881年第20任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因为无法满足猎官者的要求而被人刺杀了，这时候美国人才开始正视猎官制的缺点，在1883年美国国会最终制定了《联邦公务员法》，但这也仅仅是限制了猎官制的范围。时至今日，美国除军官以外，联邦政府各部的局长以上级别官员在总统离任后依旧会全部换人，这就意味着这些职位都将通过猎官制来产生新的人选。
除了“合法腐败”之外，总统集权+猎官制的体制更意味着在四年任期当中，白宫几乎就是完全由一个小圈子内的人来掌控，这就是“赢家至上”的含义所在。而在不同派系利益常常南辕北辙的美国，派系利益是如何调和的呢？答案是根本不存在调和。
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就迎来了长达60年的疆土扩张。先是不断向西部开拓，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1803年美国以1125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到了自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整个地区，其中包括现在的路易斯安那；1845年，吞并了原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1846年美国向墨西哥宣战，并在1848年打败了墨西哥，战利品就是现在美国西海岸的各州，面积大概相当于当时墨西哥全境的三分之一；接着以“和平的方式”从英国手里获得了俄勒冈地区，到1849年基本上完成了美国本土的扩张……这就是美国人处理“赢者通吃”和派系利益矛盾的办法，通过不断的扩张让所有人都能获利，区别仅仅是谁多谁少而已。赢者通吃，但输者同样有利可图。
而当利益一旦无法扩张时，问题也就随之出现。1849年领土扩张基本结束之后，美国迎来的就是南北间的矛盾升级，在差不多十年后这便演化成了南北战争。而最终真正消弭南北矛盾的并非是林肯，而是1898年开始的美西战争。看清了这一层，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历史上会对外征伐不断，同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频频有人遇刺。
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接受甚至是原样照搬了美国的政治模式，不过他们非但没走上像美国那样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反倒内乱不断，有些干脆到了爆发武装冲突的地步——比如埃及，又比如菲律宾。这并非是因为南橘北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利益扩张空间，相反他们本身还面临着国际资本的剥削。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只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而这根本就是一个封闭体系，利益没什么扩张余地，你多占一分必然就意味着别人多损失一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彼此斗得你死我活，又怎么可能有其他的释放途径？
而即便是对美国而言，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无休止的对外进行利益扩张？而一旦有朝一日美国无力再维系国外利益不断输送入美国，那么等待这个国家的又将是什么呢？
不甚光彩的启动资金
美国建国时的18—19世纪是一个特殊到绝对无法复制的时代，文艺复兴和科技成果井喷式的爆发将西方国家代入到了文明时代，而种族主义、白人至上观念又让他们并不拒绝野蛮。距离现今最近的一次种族灭绝发生在美国，这颗星球上最后一个大规模的奴隶制经济体同样来自美国。而正是那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使得美国在当时没有承受一丝道义上的压力。
土地是最基本的经济要素，任何一国的崛起，无不是以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为起始。近现代时期，日本的“版册奉还”，中国的土地革命，印度废除柴明达尔制等等无不是经历了激烈斗争。而美国人的“土改”却要轻松容易的多——直接把当地的印第安土著杀光了，它的残酷性远远要甚于欧洲“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北美新大陆是一块被“上帝保佑”的拥有大量待开发资源的大陆。几乎一半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有超过五百亿棵树，还有两万公顷的沃土有待开垦。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而这给北美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印第安人的人口从100万锐减到25万，幸存下来的则被迫离开富饶的土地，被驱赶到由政府设定的保留地，这个机制一直延续到现在。
任何经济模式当中，人都是永远无法被省略的、最基本的经济要素之一，自资本主义发端以来，通过压低工资、延长工时甚至使用童工来压缩人力成本对资本家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由此带来的社会管理成本急剧升高同样不是什么新鲜事，1920年代，英国工人就曾因不堪忍受资本家严酷的剥削，最终发起了席卷“宪章运动”，这才有了延续至今的“8小时”工作制。而美国在资本原始积累对人力成本的经济方案同样简单，压缩人力成本最决绝的办法就是不把他们当做是“人”——美国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基本上完全是靠黑奴来完成生产过程的。
在华尔街成为金融中心之前，曾是北美最大的黑奴交易市场。北美贩卖黑奴的血腥交易始于17世纪上半叶，到1800年，被贩运到美洲的黑人达到1000万至1500万，死在贩奴路上的大约7500万。严格说来美国曾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奴隶制国家。
此外还需要提一下的是，众所周知，中国在近代曾饱受鸦片毒害，而美国其实是继英国之后又一个“国际毒贩”？据不完全统计，从1805—1837年的30多年间，共向中国输入鸦片14169箱，1839年虎门销烟运动中，仅3月林则徐从美国商人手中收缴的鸦片就达1540箱。
南北战争——崛起绝非是无代价的
如上所说，美国的这套政治体制能够良好运行的前提是能不断实现利益扩张：获得足够的利益——各个集团都有得分——各利益集团的胃口都被撑大了——进一步的利益扩张……。不过和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存在经济二元制的问题，所以国内问题更容易爆发，一旦利益扩张的速度慢下来了，等不到工人们起来反抗，南辕北辙的利益集团之间就要先打起来了。
1790年，南北两派达成了妥协。南方派将支持北方主导的联邦政府，但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必须由南方派掌控，首都则要从费城搬到波多马克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因为那里处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蓄奴州之间，属于南方派系的地盘。如此，美国国内搞起了“一国两制”。
1794年，联邦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份协议，双方对独立战争以后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做出了妥协。在此之前，南方农场主一直要求英国政府赔偿在战争中“解放黑奴”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联邦党人出于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了尽快和英国关系正常化以便继续做生意，在协议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这件事让很多南方农场主和联邦政府翻了脸。而同一年，联邦政府又要开征酒税[3]，南北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们暴动了，华盛顿毫不含糊地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法》，调集了13000多名联邦军对叛乱进行了镇压，这个数目已经赶上独立战争后期时的兵员总数了。
在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领土扩张导致南方种植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4]，南方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对北方派的政治压力也随即加大了。到了1801年，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以59票对57票赢得了大选，出任美利坚第三任总统，一部分联邦党人随即准备让北方各州独立，成立新的联邦。这次政治分离运动最后由于汉密尔顿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代价是高昂的——由于这件事导致汉密尔顿和其副手布尔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个人决定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在决斗中，汉密尔顿被自己的副手给干掉了，加之之前华盛顿已经过世，北方派至此没有了领军人物。
而与此同时，英国感觉到不断发展的美国在日后可能威胁到自己的霸权，同时英国人也一直惦记着再次夺回失去的殖民地，于是开始在海上对美国进行封锁，而美国为了继续扩大国土，也盘算着从英国人手里拿下加拿大等殖民地。到了1812年，美英之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战争历时三年，期间英国人曾打到华盛顿，一把火烧了白宫[5]，但最后战局还是陷于胶着，双方不得已只能罢兵言和，谁都没有如愿。不过这场战争还是彻底打消了英国人夺回北美殖民地的想法，也让美国人迎来第一次民族主义高涨——下一次要等到珍珠港被日本人偷袭以后，美国现在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在那时被创作出来的。在这样的氛围下，联邦党由于一贯的亲英立场，被打成了“美奸”、叛徒、投降派，彻底宣告出局。美国由此出现了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由于战争中积累的威望，成为美国第七任总统。在没有了英国这个后顾之忧后，民主共和党主导下的美国开始集中精力向西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占据的佛罗里达地区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来支持南方种植业经济。
然而民主共和党在失去对手以后，很快也陷入了内部分裂，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至于北方派，虽然联邦党彻底垮台了，但归根到底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代理人，北方的工商业集团还在继续发展。
北方工商业最初的发展模式，用一个词就能说清楚——“山寨”。虽然英国政府严加控制，但在发大财的诱惑下，大批英国的技术工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北美洲。当时美国平均每年进来三十万移民，大部分选择留在东北部搞制造业。那时的主要工业——棉纺业，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壮大。就这样，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算是搭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北方派的经济实力借着这股“东风”大幅提升，开始在势头上压过南方派。政治上的话语权自然也要跟上去，到了1854年，现今的共和党成立了，它在当时所代表的就是北方工商业集团。
在北方工商业集团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美国在1849年以后的领土扩张也基本到头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是以后的事情，而且这两块领土距本土太远，对国内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再想通过抢别人把自己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混过去，这条路算是行不通了。用教科书里的话说，就是南北两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此期间，南北两派进行了几次妥协，1860年时终于“妥协”不下去了，共和党赢得了那年的大选，林肯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于是1801年的一幕又上演了，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南方派，而且他们做得更绝，在林肯正式就职前，就已经有7个州宣布独立。最终南方15个州中的11个州宣布独立，剩下4个也处于观望状态。
这个“矛盾”具体地说，主要是两条：其一，新并入的州算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也就是最后一块蛋糕该放到谁的盘子里的问题；其二是关税问题，要实现工业化，要搞产业升级，这些光靠资本家搞“山寨”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提高关税，避免欧洲的廉价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冲击本国正在起步中的制造业。而这正是南方种植业集团所极力反对的，因为高关税会导致工业品价格提高，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同时，南方的棉花等作物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销往欧洲的，如果对方用高关税回敬美国，那么板子自然是要落在南方派的屁股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自然而然”。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那么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在关税政策上就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问题。除此之外，在社会分配方面也会产生不同的诉求——高端产业必须要求更全面的基础设置，要有钱投资必然就是要提高对加工企业的税率，此外搞高端制造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技术工人群体，而要想让大伙能静下心钻研技术，必须要先保障工人的权益，待遇自然也不能低，更要进一步让工人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不能让人觉得工人是弱势群体；而搞出口加工，获利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力成本的高低，对工人素质要求不高。所以必然会更倾向于低工资低保障，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诉求如何调和？归根到底只能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压一个扶一个。
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把上面的问题倒过来，假如我已经有了比较高端的产业——比如说重化工业，那么返回头来想搞点轻工业之类的低端产业会如何呢？答案是会容易得多，重化工业对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要求比轻工业要高得多，这就是说先重后轻的模式下轻工业在基础设施方面基本就是吃现成的；而高端产业除了前期的高积累之外，也意味着步入正轨之后的高回报，这样一来社会财富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福利的提高，这种情况下低端产业从业者的生活也就更有保障。而这还没有考虑重化工业对国防的支持这一外延价值。归结起来我们会发现，对于英法等第一批列强之后的后发国家而言，先重后轻的工业化路径看似困难，其实效率远高于先轻后重。改革开放后中国东南沿海加工制造业能够迅速发展，核心优势就在于有之前重化工业先行打下的基础。
回到正题上来。在当时，美国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战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南北战争。战争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再多言，我们只说结果。四年内战，美国总共死了62万人——1860年美国人口总共不过3100万，这个数字超过后来美国历次战争的总和。论杀美国人的效率，后来的德国人、日本人恐怕都望尘莫及。谢尔曼将军对南方干脆采取了“三光政策”，他领导下的联邦军队，从佐治亚、北卡莱罗纳到南卡莱罗纳一路烧杀劫掠，把所到之处统统变成一片焦土。最后南方的白人青壮年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家畜损失五分之二，农业机械、工厂、铁路损坏一半，财产损失近三分之二——总计约50亿美元，南方派就此彻底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南方的几个州仍旧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北方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彻底打垮南方的经济基础，你的经济跨了，日后对中央的依赖性才大，离心倾向才能被遏制。
这种解决方式残酷但确实有效。早在建国伊始，汉密尔顿等人就提出了搞工业化的设想，但在南北双方的反复“折腾”下，美国的整体工业化被拖延了近70年。1863年以后，美国工业化的障碍最终被彻底清除掉了，旋即通过关税壁垒以及增加国家补贴为本国工业发展构建起了“苗圃”——这也是后来各国搞产业升级的标准战术。美国的工业化建设由此迅速地展开了，就此迎来了一个长达25年的快速发展期。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算是赶上了一个尾巴。但在1870年以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则是领跑者的角色，我们身边常用到的技术产品，除了互联网以外，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代被发明出来的，汽车、飞机、电灯、电报和电话等等，伴随着技术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和煤炭、石油及铁矿开采也进入到一个大跃进的时代。美国的经济水平和英国达到了同一量级——不单单是说经济总量，而是两个国家“造东西”的能力。事实上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已经完全超过了英国。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事实上南北战争本身其实也是对美国工业化的一种另类推动——正是北方联邦政府的军需订单造就了J.P.摩根、杜邦、阿莫尔、斯达德贝克等一批资本家，而资本的集中客观上的确为后来的工业化做了初始准备。当然，这些位的发家史听起来恐怕和“励志”是沾不上边的。《哈珀月刊》在1864年曾经记载：“（政府）本要的是糖，拿到的却是沙子；本要咖啡，结果却是黑麦；本要皮具，结果却是些比牛皮纸好不到哪去的玩意；要的是健壮的骡马，得到的却是病的快死的驴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朝鲜战争时期国内资本家用带菌棉花给志愿军做急救包，用变质牛肉做罐头以及用薄铁皮做的所谓“军用铁锹”。
美西战争——捏软柿子是一种智慧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大跃进的年代。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本的趋利性被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众多像许多像爱迪生（除了灯泡之外，执行死刑的电椅其实也是他的发明）、莱特兄弟[6]这样的发明家在那个时候疯狂的进行各种发明尝试，其中大部分最终都因缺乏实用价值而不了了之，但少部分仍旧是有价值的。然而一少部分有前途的东西被发明出来以后，大伙就一窝蜂地从银行贷款或是自行发债券，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钱扔进去，一个产业就这样发展壮大了。再往后，随着砸钱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产品的价格就会不断被拉低，高技术也就变成“成熟技术”了，于是众人又开始四下寻找新的项目……就这样，技术在利润的指引下，大踏步的把美国代入到了工业时代。现在美国的众多大财团，如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发展壮大的。而由律师、工程师等所组成的“中产阶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而在技术高速发展的背后，美国企业的生产方式依旧以是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是14到16个小时，最长的甚至达到18个小时，连童工的工作时间都能达到10小时以上——没错，在1940年前美国企业一直在用童工。热狗、汉堡之类的东西之所以会在美国大行于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吃起来省事、省时。严苛的剥削必然带来工人的反抗。1886年芝加哥工人掀起大罢工，这次大罢工留给后世的遗产，就是8小时工作制以及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方面，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工人在剥削之下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一方面则是私人资本无序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也就是我们如今常会提到的投资过热。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的采矿业随之开始兴盛，作为配套工程的铁路成为了当时最赚钱的“朝阳产业”。一夜之间大量的铁路公司冒了出来，1885年到1892年，美国境内一共修了7.5万多公里的铁路，差一点占了同期全世界总里程的三分之一，他们所提供的运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需求。为了争夺一条线路的控制权，几家公司在老板的带领下常常会动刀动枪，打得血流成河，那架势和黑社会抢地盘没什么两样。在铁路沿线，中产阶级们购置了大批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形成了新的城镇。
大批同类型企业跟风上马，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大批铁路公司宣告倒闭，铁路沿线新兴的城镇由此变成了人烟稀少的“鬼镇”，最初给他们贷款的银行一下子多出了一大笔坏账。银行的坏账进一步引起了储户们的恐慌，于是大伙纷纷到银行挤兑，银行随之倒闭，进而引起更大的恐慌……由此，美国1890年经济危机宣告爆发了。到了1893年，一月到八月工业股票平均市值下跌近一半，一年内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各类破产事件超过1.5万起。
和美国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德国和日本，在这个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拓展自己的殖民地，德国人正在狂殴法国，日本则在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之后又向俄国动手，发动了日俄战争。整个过程中德国一直受到英国的压制，而日本则一直被英国当枪使——此时亚欧大陆的战略格局是由英国所主宰的，任何新兴势力都自然要受到它的牵制。
而美国就要走运得多，它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而在它旁边正是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而当时的西班牙早已不复往昔的光荣，就连本土都曾几次被法国人占领，这使它成为美国的最佳目标——一颗不折不扣的“软柿子”。在这以后，专拣软柿子捏就成了美国对外战争一以贯之的原则。
1897年，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开始复苏，但通胀的兆头随着也开始出现了。1898年，以“缅因”号战列舰被炸为借口[7]，美国向西班牙开战。美西战争中的详情这里不再赘述，仅说结果：美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1923年门罗总统的《门罗宣言》，在1898年之后真正成为现实——美洲成为美国人的美洲，南美洲成为美国人的后院，美国可以独享这里的资源和市场。而获得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其战略价值则相当于战国时期秦国获得函谷关。进，这些岛屿是美国兵进亚欧大陆（中原）的战略跳板；退，这些岛屿又构成屏护美洲本土（关中）的战略屏障。这样一来，对于亚欧大陆这一文明中心，美国就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以菲律宾为跳板，美国得以介入亚洲事务。1900年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依托它的地缘优势，提出来“（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利益均沾”。就是说，不管谁从中国身上割下了好处，大伙都要人人有份。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管谁在中国获得了好处，都要有美国的一份。这以后，在各列强的地盘上，美国人奉行的都是这种“利益均沾”的政策，也就是不去触及任何“地头蛇”的统治地位，只求分一杯羹。这样一来，在获得实利的同时，美国人无意间也在世界各地布下了众多“闲棋冷子”，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布局最终演化成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软控制”——成本核算下的体制创新
从西班牙那里接手南美洲以后，美国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把这些地方作为新的州并入自己版图，也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在被征服地区搞殖民统治，而是搞起了“体制创新”——通过软（拉拢）硬（武力）两手，在中、南美洲国家扶植亲美政权。
从中、短期来看，单纯扩大国土面积，对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给新并入的落后地区搞基建，会占用大笔资金，延缓工商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新增加的人口又会增加国内的就业压力，搞不好，这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甚至可能把美国好不容易消除的经济二元制又给弄回来。在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其实就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相对落后的东德地区拖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后腿。
搞殖民统治，因为待在殖民地的不算是“自己人”，不用太负责任，所以成本能低一些，但还是要派驻军队和搭建殖民政府，来维持当地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当地爆出饥荒之类的事情，为了维系统治宗主国终归也还是要管的，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当地居民的反抗——就像当初美国人抵抗英国人那样。一旦经营不好，这些殖民地就会砸在手里，成为不良资产，不但不会带来赢利，还会从宗主国身上“倒吸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等国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被手里的殖民地“倒吸血”拖垮的。
通过亲美政权，美国的资本家可以很顺畅地在当地进行资本扩张，不一定是完全排他的，但最起码肯定能给予美国资本最高的优先级别。而亲美政权本身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资本扩张中也是有利可图的，这就保证了双方“合作关系”的牢固性，后来把持中国政经大权的四大家族就属于这个性质的集团。与此同时，当地社会的运转、治安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美国人操什么心，这些是由亲美政权来负责打理的，只有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更迭时，美国才需要加以干涉。而一旦这些国家内部出现重大变故，情况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美国人也可以相对从容地抽身退出，比如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只要它主观上不想纠缠，就很难被拖住出现“倒吸血”的状况。总结一下就是：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美国的这种“软控制”模式对比英国式的殖民地模式，运行的成本和风险都要低得多。同时，对比英国人粗暴的殖民统治，美国的这种间接控制，在道义上的压力的确也小了很多，至少看上去要“文明”了许多。这样一种“文明”的模式，再通过“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概念加以包装，就使得殖民地的上层“精英”以及知识分子们很容易会对美国人产生好感，在主观上愿意拉美国人进来取代欧洲人，而这些精英阶层的人往往又会成为建立亲美政权的人选，如此在“利”和“义”上都和美国人达成了一致，后面自然是大家合作愉快，皆大欢喜了。
而在推行自己“新体制”的同时，对于特定的战略要地，美国依旧采取了直接控制——“软控制”的成本低，但却难以做到如臂使指，对战略要冲，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还是直接控制最保险。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宣告独立。之后美国从巴拿马政府手中取得了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开凿权，1914年1月巴拿马运河竣工，除了经济上的好处之外，通过运河，美国海军的舰队可以快速地穿梭于两大洋之间，而无须分兵驻守两洋，这就等于是让美国海军的数量翻了一番。在运河竣工当年，美国立刻在运河区常驻重兵，先后建立了14座军事基地或要塞，并成立了“加勒比海司令部”，后来又扩大为“南方司令部”，巴拿马成为了美国的“保护国”。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运河的控制，1915年美军又占领了海地，紧接着在第二年攻占了多米尼加，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这个岛和古巴之间的向风海峡恰好是美国东海岸通往巴拿马运河东口的必经之地。
参加一战——美国的超级大生意
在美国人凭借美洲大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搞工业化大跃进的同一时期，处于欧洲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发展已经触到了“瓶颈”。他们同样正处于工业化的高峰时期，由于是后来者，海外资源和市场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先崛起的欧洲列强们瓜分殆尽。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你的盈利必然是别人的损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战争一个途径，于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法、俄和德、意、奥在欧洲大陆杀得血流成河，双方的工业基础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受战争影响，正常的生产难以为继，而物资消耗却在与日俱增。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截至1914年，全美共有工厂27.5万家，产业工人700万人，年工业产值240亿美元，其中钢产量占到了全球产量的一半。在欧洲杀得积骨成山的时候，美国依旧选择了保持中立，不去介入欧洲冲突，它暂时还没有必要为了亚欧大陆的那几块殖民地和欧洲的列强们对立。
开战之初，战争引发了美国国内的一片恐慌——普通人对战乱的恐慌很多时候是没有理由的，股市因此也随之下跌。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周而已，接下来的日子里，美国的资本家们很快就被来自欧洲的各种订单给“淹没”了——物资匮乏的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买东西了。1913年时，美国出口总额是15亿美元，国内有100多万人找不着工作，而到了1916年，美国的出口总额竟飙升到了38亿美元，工厂不得不想方设法四处招募工人。这其中军火出口额从1914年的4000万美元骤增至1916年的12.9亿美元。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英法两国政府大批大批地从美国采购物资，从武器弹药、药品一直到钢铁、被服、粮食等等，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用黄金直接支付的，少量才会用到美国自己发行的国债支付——欧洲发行的纸币美国人这个时候是不认的，由于是战时需求，美国资本家在这其中的利润高达100%—500%，个别生意能达到1000%。要是一时实在支付不起也没关系，可以先欠着——1914年仅摩根银行就给法国政府贷款1亿美元，1915年摩根又给英法两国5亿美元贷款（按照协议只能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同一年中美国对沙俄的贷款达到4.7亿美元（是1913年时的17倍），到1917年美国给协约国的贷款达到23亿美元。可以说，大半个欧洲在借着美国人的钱互相打仗。在政府大举向美国借债的同时，大批的欧洲资本则出于对战争的恐慌，纷纷流入了美国。
在战争开始的头三年里，美国就这样一面保持中立，一面大赚特赚。到了1917年，欧洲战场的胶着状态开始要被打破了，特别是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受内外压力所迫，不久之后不得不在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这样一来，德国不但从苏联获得了一大片领土，还得以将在东线作战的德军主力调往西欧方向，战场上的天平于是开始向德国倾斜。在此之前，由于英国人始终控制着大西洋的制海权，所以虽然美国人宣称保持中立，但绝大多数生意都是和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做的，1914年到1916年，美国对协约国的出口额增加了400%[8]，于此同时，美国与德国的贸易额从1亿美元下滑到了100多万美元[9]。如果战争以德国的胜利而告终，那么美国就失去了巨大的顺差来源，此外之前借给协约国的贷款也就泡汤（别忘了很多贸易是靠贷款完成的）。因此，美国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加入战争并站在英法一边——100万与32亿放在一起，自然要选后者。
当然，原因不止于此，美国在参战前还从英法两国那里得到了大量政治、经济方面的承诺。此外一直以来德国对南美地区的渗透也早已让美国对德国人不爽了——德国和拉美国家的渊源非常深厚，二战结束之后很多前纳粹军政官员为了躲避同盟国的清算，都纷纷躲到了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并在此过完了后半辈子。
1917年美军正式参战，在此之前的1916年美国常备军人只有13万，此后一年之内扩充到了400万[10]。此外，除了通过私人银行继续给予协约国的贷款外，美国政府又提供贷款约100亿美元。协约国照例把这笔贷款主要用来购买美国的食品和军火。美国的农场和工厂至此打破了全部生产纪录。民用工业都作了适于战争用途的改造。原来制造暖气设备的工厂转为生产枪炮；至于制造钢琴的工厂则转为生产机翼；一切可能的工具都被用来建造海洋轮船使得船舶从100万吨位增加到1000万吨位。为了满足需求，美国人在民用消费品上大幅压缩生产，愣是从女性胸罩里抠出8000吨钢，从儿童玩具里抠出7.5万吨锡。
参战之前，美国是在做生意，而参战本身，其实也是投资，是一笔大生意。这之后美国所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基本上走的都是这样一个路数——打仗是在投资，投资就要讲低风险高回报，所以就要“专拣软柿子捏”。细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其实很少会在硬仗恶仗中占到什么便宜，真正让它得着好处的战争，都是在“捏软柿子”或者是等“硬柿子变软”以后再去捏。
在美军宣布参战19个月以后，德国于1918年11月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宣告结束。从战术角度看，这里面找不出太多出彩的战役，也说不上哪一方的士兵更神勇，不过就是两边在拼国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两伙人呆站着不动，互相丢鸡蛋。在1917年时两边的鸡蛋都已经扔得差不多了，德国原本因为结束了两线作战，情况能稍好一点。而由于美国这个超级母鸡的加入，战场的天平急剧失衡，德国人在鸡蛋扔尽以后，不得不挂着满身的蛋液宣布投降了[11]
在此次战争中，美国共伤亡33万人，其中死11.5万（5万人死在战场，剩余6万多死于各种疾病和事故），相比欧洲各国动辄上百万的伤亡数字，这点消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与这一“低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收益，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所著的《美国货币史》中记载，在1914年开战之前，美国长、短期债务共计37亿美元，是纯债务国，到1919年战后，美国成了最大的债主，拥有40亿美元债权。在战争带来的旺盛需求的拉动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了又一轮大发展，其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之前被称为“镀金时代”的工业化大跃进时期，美国由此来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汽车和电器从这段时期开始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普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开始遍布美国的国土，美国人“汽车轮子上的”生活方式，便是由此而来。
在政治上，原本由以英国为首的欧洲集团所主导的世界格局，开始逐步变成欧美“双核驱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退出了由自己发起组建的国联，也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按照《凡尔赛条约》德国将失去13%的国土，并承担天量的战争赔款，军备发展将大大受限，这样一来欧洲大陆势必形成法国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是美国不想看到的，因此后来美国明着暗着给予了德国不少帮助。也因为这一层缘故，虽然美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但和德国之间却谈不上什么仇怨，相反希特勒和美国商界、政界的关系都不错。
罗斯福新政——国家意志主导下的大转折
如果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那么现代国家往往都带有那么一点“人格分裂”——同时具有资本意志和国家意志。这里所说的“意志”，是指做事情的根本出发点。所谓“资本意志”，就是做事情所考虑的是如何赚钱，其他的都只能算是工具和手段；所谓“国家意志”，即做事情所考虑的首先是如何维系现政权的稳定，进一步就是强化国家的行动力，再就是去如何开疆扩土，这中间经济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一。哪个国家把这两个意志的关系处理好了，哪个国家就可以得到稳定和富足，反之则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妙。
在上世纪之初，自由资本主义的空前壮大并没有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富足和安定，一方面是资本无节制的膨胀，一方面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民众购买力日渐萎缩。而面对由此而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各资本主义国家又纷纷选择向外扩张来获得更多消费市场和廉价原材料来转移压力，于是各国间的利益碰撞此起彼伏，欧洲国家间的战火此起彼伏。
然而总有一些国家无力向外扩张，而她们又不能再继续压缩底层的利益空间，面对这样进退维谷的局面，众多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去强化国家意志、弱化资本意志。这其中最为彻底的就是俄国，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20、3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片萧条之下，而与此同时苏联却顺利的完成了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正处于一片欣欣向荣之中，除了对国际共运感到极度威胁之外，苏联以国家意志主导经济运转的各个环节使之有序运行的方式，在也引起了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兴趣。当时英法等西欧国家以及日本都曾派遣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这其中也包括后来战后的日本首相岸介信（安倍晋三的外公）。这一段历史对日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和日本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也重建了经济建设的思维模式——都不同程度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引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即在经济运行中强调政府的引导、协调作用，避免企业间出现过度竞争从而导致内耗；强调产业工人权益和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强调战略产业国有、国管以保证产业体系的根据能够稳固；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优化资源调控以及以竞争促效率的优势并未被削弱，相反由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而正是这种“中和”后的经济模式，成就了战后西欧及日本的经济复兴与再次崛起。
1920年代的美国，同样正面临着一系列社会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普及，工人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还多。然而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了的同时，社会上的购买力却因为薪酬增长缓慢而始终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之前美国企业还一直靠大量使用童工来降低工资成本（1938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禁止使用童工的法案《童工综合法》）。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曾经计算过：一个家庭要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收入不应低于2000美元，但当时60%以上的美国家庭收入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需求和供应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堰塞湖”。与此同时，商人们则通过各种方式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靠延期过长的赊账乱买东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其实和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一个道理。
1929年德国魏玛政府表示无力继续偿还战争赔款，而由于欧洲战胜国普遍都在美国银行有高额借贷，这一消息如同一根导火索，瞬间引发了美国民间的恐慌从而造成了挤兑。美国各家银行共计损失了17亿美元，总统胡佛和财长梅隆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此政府开始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原本高速扩张的实体经济因此开始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到10月股市出现“黑色星期四”……由此美国进入了著名的“大萧条”时期。截止1932年，股市一共蒸发了7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总和，或相当于一战美军军费开支的三倍。
具体过程这里不再赘述，仅从结果来看。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记载：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规模整整缩小了1/3，共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8.6万家商铺停业，截止到1932年失业人口达1500万人，其中200万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全美当年有3400万人在这一年没有任何收入，大量年轻女性为了生计沦为娼妓，30万儿童失学，据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在东部一些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纽约市当年有29人被饿死。在当时美元在部分州一度无法流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来进行交易。而在中西部农业地区甚至爆发了民众暴动，州政府大楼一度被愤怒的民众占领。
在一片萧瑟中，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登台了。在他之前，强调市场作用和资本意志的胡佛总统面对巨大的危机一直在强调私人慈善机构的作用，而上面的数字已经非常清楚说明成效如何。用继任者罗斯福的话说，他（罗斯福）要么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要么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后面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他很幸运地做到了前一条——于是有了如今常被提起的“罗斯福新政”。
通常我们都习惯于把“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而事实上，当时凯恩斯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并不愉快，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在会面后不久凯恩斯就离开了美国。真正忠实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其实是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只不过德国政府的投资项目不是修桥铺路搞基础建设，而是大规模扩军。纳粹给资本家们创造出了有效需求，于是经济循环得以重启，德国因此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现在许多知名的德国品牌，都是在那时被保住的——梅赛德斯那时造的是战斗机，而保时捷当时最著名的产品是坦克和自行火炮，而大众汽车则干脆是产生于那个时代[12]。
当时的美国政府确实搞了不少以工代赈的国家投资项目，但这绝不是罗斯福新政的全部。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历史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造就了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通过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涉，改善了工人权益并建立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把社会的收入结构从“金字塔”状变成了“枣核”状。显然，罗斯福新政和同时期欧洲各国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之前苏联模式成功的影响——当时美国的保守派在抨击新政时，就曾指责罗斯福总统搞的是“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多出了2万多个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国家的经济总量在扩大，可消费能力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打个比方说，一个家产十万的中产阶级会买一辆汽车，但一个家产百万的富翁不可能“按着比例”去买十辆汽车，创造消费的主力应该是这些家产十万的人，而不是那些百万富翁。
而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具体手段，则是强化政府权力，跳过议会和最高法院，直接以行政方式来推动，用当时美国人的话说，就是“独裁”。注意，在当时独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那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在搞独裁，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的经济状况非常不错，因此还受到了丘吉尔的热捧。美国作家，最有影响的广播媒体人物托马斯就多次公开建言：要罗斯福敢于承担重任，做美国的墨索里尼——当时的美国公众同样也非常推崇墨索里尼，不过他们非常反感其盟友希特勒，因为后者和美国的银行家走得很近，所以被“恨”屋及乌了。
如果用现在的人物来类比，和罗斯福当时的形象最接近的可能就是俄罗斯的普京。只不过现在的俄罗斯尚处于衰落期，而当时的美国国势正处于上升阶段。普京在接管俄罗斯以后，对国内的寡头施以重拳，而罗斯福上任，对美国的财阀同样采取了打压政策。具体来说，受到压制的包括金融界的摩根财团、米隆财团、大通财团，企业界的杜邦、通用汽车、通用食品、美国钢铁、标准石油、高露洁、海因茨，等等。当时政府要推行社会安全计划，同时要对大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征税。一时间众多学者教授纷纷对政府进行抨击，资本家则通过减少投资来和政府叫板，政府则通过媒体对资本家们还以颜色。1932年密歇根州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联邦政府派来的军队干脆和前来镇压的州警以枪口相向，搞起了武装对峙。不仅如此，当时罗斯福在全美还掀起了“打黑”运动，通过联邦调查局和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民间组织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的黑手党，社会治安由此有了大幅的改观。
这二位之所以能如此强硬，也都不单是源于个人的性格。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背后是俄罗斯强力机关的支持。罗斯福的根基则更为深厚，罗斯福家族除了大小罗斯福叔侄两位总统外，第六任总统亚当斯、第八任布伦、第十二任泰勒、第十三任费尔摩、第十四任皮尔斯、第十八任格兰特、第十九任海耶斯、第二十二及二十四任克里夫兰共计八个总统也都和罗斯福家族有血亲关系。和普京一样，罗斯福也非常倚重于强力机关，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就是在他手里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副作用是FBI和它的局长胡佛在后来由于权力过大变得尾大不掉，杜鲁门在其任上组建中央情报局，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以分权的方式制衡FBI。
而从短期效果来看，对比单纯强调政府投资的德国和意大利，美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其实并不算好，经济指标只是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这里面还不包括就业率。到了1937年，美国又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衰退，当年工业产出跌落了40%，国家经济又回到了1934年的水平。对比德意模式，罗斯福新政更像是一剂中药——短时药效不明显，但却培本固原。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迎来了一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模一样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将涌入的财富将不再是只让资本家们再发一笔横财，而是将造就一个新的霸主。
他山之玉
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写美国的崛起，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很多体制以及决策中的思维方式，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美国的霸主地位，影响着现在的世界格局。
除此之外，美国的崛起过程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从“硬件”上来说，中美两国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地缘上也都比较封闭——美国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中国虽然地处亚欧大陆，但核心区域的东面是太平洋，西面则被青藏高原和天山山脉所包围。相似的地缘环境，必然会使得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并不等于是“现在”的美国，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找到。
我们再次简单来梳理一下美国崛起中的几个关键性要素。先说先天条件：
美国人常喜欢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而假如真存在这么一位上帝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确非常偏爱美国。自这个国家出现在这颗星球上之后，她的先天条件就注定了她几乎必然是一个不俗的国家。
1.从地缘上说，美国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由于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屏护，大规模的来自亚欧大陆的外敌入侵对美国而言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而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周围最初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取得独立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从国力和军力上能对美国真正构成威胁的。到了如今，除了反恐、反偷渡和走私以外，美国的国土安全方面基本没什么压力。因此美国可以把她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部署在海外。
2.就美国本身而言，其国土面积达962.9万平方千米，且与周边国家不存在领土争议地带，如此广袤的国土意味这对经济活动极强的承载能力——美国现运转的核电站有110多座，而由于国土面积大，决定了她面临的潜在安全问题远小于日本这样的国家。以自然资源而论，从农、林业资源到工业所依赖的各种矿产资源，美国几乎不存在明显的短板。她的煤、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钾盐、磷酸盐、硫磺等矿物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其它矿物有铝、铜、铅、锌、钨、钼、铀、铋等。煤总储量3万6千亿吨，原油储量270亿桶——是继沙特和俄罗斯之后世界第三大产油国，天然气储量5万6千亿立方米。森林面积205万平方千米。草地与山地牧场占全国总面积的28%，水力蕴藏量约13000万千瓦。以人均资源而论，美国要远远排在我们的前面。
3.人的因素考虑，最初踏上新大陆的欧洲移民，几乎都是迫于生计而闯出来的。从人的性格来说，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具有吃苦耐劳和敢于冒险的品性，这一点在我们过去闯关东、走西口的老百姓身上就能看出来。而就社会组成来说，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初来乍到，迎接他们的是一大片蛮荒之地，没有现成的法律、规则，也没用成型的社会等级，一切在这里都需要从零开始，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都有上升的机会，所以人的积极性就高，社会也就容易形成货真价实的适者生存式的竞争，让真正的精英脱颖而出，整个国家的精神于是就蓬勃向上。这一点是欧洲所不具备的，在欧洲资本主义革命之前，几个大家族的历史动辄就是几百年，社会上的各种资源都被这些根基深厚的精英集团垄断了，不同阶层之间很难流动。即便后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兴起，但人们并没有一条统一的公平的起跑线，因此欧洲的资产阶级新贵极少有平民出身的。这种阶层固化最终导致欧洲精英阶层少有新鲜血液补充，智慧如同血统一般都是在近亲繁殖、不断退化，而普通人因为“玻璃天花板”的存在，脑子里琢磨的基本都是如何维持而不是奋斗，这样一来西欧国家上上下下就都笼罩着一层暮气，和美国的一片生机相比，高下立判。
当然这是往好的一面说，而往坏的一面也可以说，简单说最初的美国就是一个“无法无天”世界——美国人与人的竞争中的内耗远比欧洲要残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美国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超大规模、无休止的“自由搏击”（Mixed Martial Arts简称MMA），丛林法则在这里不仅仅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同样也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从理论上说，一个人周围所有的人都首先是他的对手，其次才是朋友、同事或是亲人。在这样的文化下，可以出现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同样也可以造就查尔斯—庞兹（制造了著名的“庞氏骗局”）这样胆大妄为的骗子，几家铁路公司之间为了争夺一段铁路的经营权可以像黑帮那样互相火并。
过度竞争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所有人都始终生活在一种不安全感的笼罩之下，谁都担心自己在下一分钟被淘汰掉，那么除了拼命工作之外，使用其他手段手段挤掉竞争对手也就在所难免，这一点读者可以从大量美国影视剧中获得直观认识。如此一来必然会使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缺乏信任——一个社会完全靠“契约”和“法律”来支撑信用，其实也就意味着情感和道德的缺位。
而这种MMA式的自由竞争所带来了汰弱留强的正面效果则是在递减的。这种人与人的竞争是无休止的，每一轮竞争的成绩都会影响到下一轮比赛，理论上说，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影响，数轮“比赛”之后，起先优胜的个体所积累的“比分”优势就可以抵消掉后面竞争中其他选手的任何努力，如此靠竞争来提高个体积极性也就再无从谈起。到了这一步，一个人富裕的理由将不再是因为他聪明、勤劳或者是运气好，而是变成了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就会更有钱。
4.而从历史机遇看，自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之间彼此打得昏天黑地，谁也没法分出太多精力去打美国的主意，相反屡屡为美国人做嫁衣：美国独立本身就是英法争霸的产物；后来法国人向美国出售路易斯安那，沙俄出售阿拉斯加，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给英国人搅局；美国能打赢美西战争，得到南美和菲律宾，也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混战中已经被打残了；后来在1900年中国庚子之役后能在列强中间搞“利益均沾”，也是因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分歧给美国人提供了活动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上面这几条是美国自身所没法主导的，可以说是凭运气，但剩下的几件事则完全是凭借其决策和意志完成的：
1.完成了自身内部的两次大调整。一次是南北战争，除了避免国家分裂以外，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经济二元化的问题，为工商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次是借经济危机，推行了罗斯福新政，让资本家们的贪婪有所收敛，分出部分利益使中产阶级得以壮大，优化了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周期律的影响。两次调整，一次是通过内战，一次是通过独裁政治，都是靠强制力完成的，和美国人现在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是美国崛起最根本的因素。
2.在国家发展的初期，经济和政治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封闭性。经济上通过关税壁垒，避免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资本对本国工商业形成冲击；政治上奉行孤立主义，不参与欧洲各国的纷争，不“选边站”，甚至退出国联。总之那时的美国经常是做“不负责任”的大国。
3.创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实只是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比如美国最初“山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等到了“不太落后”的阶段，就只剩下面对人家“先发优势”的份儿了——就像德国面对英国。这里所说的创新，一个是指美国所引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另一个是指在对待亚非拉国家时，美国“软控制”取代传统的殖民统治。
4.对外战争中基本上都只“捏软柿子”，从不去赌国运。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美国的对外战争其实是在做生意，这种稳妥的战略保证了它在历史上多数的“投资”都做到了低风险、高回报，最不济最后也能全身而退，保证“低风险”。
5.取得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一系列太平洋上的岛屿，同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得美国通过海洋影响亚欧大陆事务时，获得了地缘优势，可以做到进退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