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之后，陈加枢通过加强管理、改善设备、提高技术、严把质量四大步骤，很快使厂子扭亏为盈，而且成了行业内的“领头羊”。但是，心怀大志的陈加枢并不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优势，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国外。1991年，他遇到了生命之中的一个“贵人”，他就是美国军需品公司的董事长巴力·丁斯坦先生。这一年的4月，陈加枢到上海徽章厂参观，恰巧遇见了正在该厂考察的巴力先生。头脑灵光的陈加枢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他打开国外市场的一个机遇，于是力邀巴力先生到他在上海的办事处参观。 在那里，这个来自美国军需品行业的大老板竟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实在不敢相信陈加枢展示的那些精美徽章竟是出自温州农民之手。
这之后，巴力先生又亲自来到陈加枢的徽章厂进行了多方的考察，最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把美国陆海空三军军徽和警察警徽的所有生产合同交给了陈加枢。要求他每个月向美军提供5万枚景泰蓝徽章，陈加枢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但是第一次和外国人做生意，而且是美国三军的军徽，那可不是儿戏，陈加枢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风险和难度。
但是，他还是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费心做出的第一批样品送到美国之后，老外不买账，说产品不合格，钱也不能给。陈加枢仔细研究了产品的质量，发现光泽度不高，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于每个产品的细节，陈加枢都是苛求到接近完美。一波三折后陈加枢最终顺利完成了这个订单。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一旦有了好的开头，事情就好办了。做完这批订单之后，他信心大增。不久，陈加枢又听说美国警署要为34万警察换服装，他马上办好手续飞到了美国，找到了警察总署署长，讲明了情况。不久，美国警察总署派两位专员到工厂考察，当他们看到陈加枢生产的徽章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一半时，当场就与陈加枢签订了生产68万套徽章的协议。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温州农民大赚了美国人一笔之后，又和联合国做起了生意，先后接下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徽业务，这其中也包括英国、俄罗斯、沙特、阿根廷、老挝等国家的徽章业务。陈加枢说，从1991年至今，他已经为世界上52个国家做过了徽章。
不过，最让陈加枢觉得自豪的还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驻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佩戴的军徽就是来自金乡徽章厂的。为了做好这批军徽，陈加枢在军委首长的建议下一次次地改善工艺、修改样品。直到1997年，一个让首长们满意的样品交到军委主席江泽民手上时，方案才最终确定下来。
精彩的故事还在继续演绎，1999年8月24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温州市苍南县金乡徽章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制作的军徽，从温州启运赴京……有人问，现在的陈加枢又在忙什么？他说2008年的奥运会快要来到了，虽然不知道奥运会徽章的最终授权到底花落谁家，但是陈加枢仍在充满自信地积极准备着……
一下买断昆明世博会八项专利权
温州人做生意一向善于抢占先机，2002年12月3日，上海申办成功2010年世博会的消息刚一传出，12月6日《温州晚报》就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2010年世博会商机多，温州人快做准备。”
在该文中，记者以十分煽情的语气写道：“世博会商机多多，临近上海的温州，做好了淘金的准备没有？”该报还请专家对这次7年之后的世博会潜在的商机作了分析，尤其是从交通、旅游等方面，他们精确地计算出上海到温州仅500多公里的路程，坐飞机才45分钟，乘汽车7个小时，坐火车10个小时，加之现在“四小时交通圈”的建成，温州独有的名气，所以提醒“温州的旅游业应早做准备”。
回首1999年昆明世博会，出生在温州平阳的陈绍枢，首先抢到了世博会上的一个大商机，那时世博会正在筹备之初，当组委会正为商业化运作缺乏资金而一筹莫展时，一个温州人来到昆明组委会，毛遂自荐要花120万元买断八项纪念品的会徽、吉祥物专利使用权。面对第一个出资百万元以上购买专利的人，委员会的人又是高兴又是质疑，他能一下拿出那么多现金吗？不免有人以为他在吹牛，但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温州人一百多万的资金实实在在地到位时，人们才不得不对这位温州人刮目相看。陈绍枢确实有眼光、有魄力，这批纪念品在世博会开幕前即被抢购一空，给华江公司带来不薄的利润。陈绍枢后来说：“我预感到并坚信世博会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是世博会办得好，为我们提供了赢利的黄金机会。”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陈绍枢之所以敢在昆明世博会上大显身手，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成功地承接了1996年的第三届亚洲冬运会、重庆直辖市成立、联合国倡导的“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等国内外重大体育、文化和经济、政治活动的纪念品业务。仅就经验而论，在徽章、纪念品的制作工艺上，陈绍枢也是堪称一流了。1998年，为“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所制作的大会纪念金卡的A面为长城和人民大会堂，B面为江泽民主席题词和会徽，共发行1 998枚。此后，大会组委会鉴于他的“突出贡献”，特地向他颁发了第十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
这之后，陈绍枢又为中国99世界集邮展制作了一款“紫金九龙壁”高档收藏纪念品。它是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制造，北京市泉生集币公司与北京华江艺术品有限公司（即原重庆华江实业公司）联合发行，是一个集邮品、币品、艺术品于一体的纯金高档纪念品。它不仅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好评，而且还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精明的陈绍枢为了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还特意在1999年12月，在澳门回归前夕，通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港澳办的名义，将他主创发行的1999号“紫金九龙壁”作为礼品，转赠给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有人由衷地感叹说，这个温州人真厉害。事实上，就是这样一位叱咤商场的温州人，曾经在早年拉过“小套”，推过平板车，还走南闯北做过推销员，也曾经住不起宾馆就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也曾经三伏天买根冰棍都讨价还价……其创业之初的艰辛非常人可想像。然而，正是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善识商机的慧眼，做校徽、搞推销起家的陈绍枢一步步走向成功，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商机的他，和那个连美国警服的钱都赚的陈加枢一样，也瞄准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希望可以在这个举世瞩目的体育盛会上大捞一把……
为国庆大典做“国服”
说到温州人会做生意，会赚钱，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靠的就是一双发现商机的慧眼以及敢想敢做的勇气。一个在服装业上地地道道的门外汉，经过十几年的打拼，一举获得了中国女装首块“中国名牌”，登上了中国女装行业的至高“王位”，这个温州人已经够让人感慨的了，但是他还有一件让人更吃惊的事情：在1999年的国庆大典之中，他所在的企业是惟一被指定为国庆大典做“国服”的人。他就是上海斯尔丽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邵联勤。
其实，邵联勤进入服装行业纯属偶然。1989年的一天，作为温州一家教学仪器厂的厂长，邵联勤在上海一家饭店开完订货会后，为了给朋友带两件衣服，他来到当时的南京路的一个服装店里。赶到那儿一看，服装店里火爆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他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两件衣服，不能多买，因为店里规定为了让更多的顾客买到衣服，一人只能买两件。
拎着那两件衣服，邵联勤忽然想到了既然衣服在上海这么有市场，何不放弃自己原先不好做的行业，索性来卖衣服算了。想到了就干，邵联勤没有一点犹豫。于是，邵联勤以一年12万元的租金租下了上海最中心的九江路西藏路路口一个仅有12平方米的小门面，做起了女装生意。
凭着一种特有的商业敏感，邵联勤在从业不久就注意到天气转暖，于是压缩了羊绒大衣的产量，推出了驼羊毛大衣。另外，他又到国外买了10万条水貂毛皮，做领口和袖子，结果打了个漂亮的提前仗，掘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这笔钱为邵联勤在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发展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1995年，注册“斯尔丽”商标，定位于生产女装大衣。
1997年，销量跃居上海第一。
1998年，登上全国“王位”，销售额从500万元猛增到19亿元，年销大衣61万件，占全国大衣市场12%，位居第一。
斯尔丽在民营企业中的排名是：
上海100强，位居40；
全国500强，位居137。
于是，有人就来向邵联勤请教成功的秘诀，对此，他很坦率地说出两字——“学习”。
的确，从一个服装行业的门外汉到今天女装业的领头羊，时时处处都离不开学习。从了解市场、吃透市场，最后到驾驭市场，邵联勤一直在不停地学习。他个人的宗旨是：“人家做得好的地方，我先是佩服人家，然后去接近人家、学习人家，但最后必须要超过他。现在我们斯尔丽公司在国内女大衣方面已连续两年全国销量第一，年销售额也已达4亿元之巨。”
这就是一个曾经对服装行业一无所知的温州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所取得骄人成绩。但对于邵联勤来说，最荣耀、最风光的动作，是在国庆50周年庆典仪式时，斯尔丽牌西服在天安门城楼国庆大典礼仪服饰的竞标中，从全国90多家服装厂脱颖而出，一举中标，被指定为国庆大典的“国服”。
谈及当时的情况，邵联勤还是很有感触。在那一年，当他从电视中得知国庆50周年盛典，天安门城楼上的工作人员要换制服这一消息时，已经有些晚了，全国已经有400多家企业报名了，但是邵联勤还是决定去争一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