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伟大的英国不会因为我们所写的而恼怒；因为在她的1688年革命和法国的1789年革命后，她仍有仇恨的错觉。这个民族相信他们的遗产和他们的等级制度，而没有其他人能在权力和荣誉方面超过他们，这个民族把它自己当作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它总是想屈服自己，找一个贵族当它的头；工人愿意被鄙视；士兵忍受着鞭打。要记住在英克曼战斗中，一个下士拯救了英军，但拉格朗爵爷不好提及他，因为军队的等级制度不允许在他的短讯中提及任何不是军官的英雄。在像滑铁卢这样的一个遭遇战中，我们首先要欣赏的是命运的伟大力量。那晚间的攻击，虎格蒙特的墙，奥亨空虚的兵力，克劳齐听不见炮声，拿破仑的向导欺骗他，布罗的向导启发了他——所有的这个灾难都是神奇地安排好的。
总之，我们断言，滑铁卢是一次大屠杀而不是一次战斗。在所有激烈的战斗中，如此众多的人参加而战线却是最短的。拿破仑的战线有3/4里格长。威灵顿的战线有半个里格长，双方各有72000名士兵。如此的密度，必然会带来大屠杀。因此有如下的计算和比例：战斗损失的兵数，在奥斯特利兹，法国，14％；俄国，30％；奥地利，44％；在瓦格拉姆，法国，13％；奥地利，14％；在莫斯科，法国，37％；俄国，44％；在波森，法国，13％；俄国和普鲁士，14％；在滑铁卢，法国，56％；盟国，31％——总共是42％，即在144000名战士中，60000人战死了。
滑铁卢战场有着同样的平静，就像其他平原一样；但在夜晚，一种景象会从中升起，如果任何一个人走进它，并听着，幻想着，就像维吉尔在可悲的菲利比平原上一样，灾难的幻想会揪住他的心灵。可怕的6月18日再次浮现，虚假的用作纪念的山被削平了，奇妙的狮子消失了，战场又重现了，成排的步兵在平原上起伏向前；疯狂地冲过地平线去；惊恐的梦者看见刀剑的闪耀，弹壳的红光，像雷声似的轰鸣声；他听见幽灵的战斗的喧闹就好像来自坟墓里的呻吟。掷弹兵的身影，骑兵铠甲的闪耀；拿破仑和威灵顿的骨架；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却仍然在战斗着，河谷被血染得发紫，树叶沙沙作响，在云中和黑暗中都能感觉到愤怒，而所有的庄严的高山上，圣简山，虎格蒙特山，弗里希蒙特山，帕洛特山，和普兰斯努瓦的山顶上都有成群的幽灵在互相残杀。
——维克多·雨果
波拿巴将军用他的性格和智慧，也用他的胜利使自己变得引人注目，法国人的想像力也开始被他所触动。人们谈论着他对希萨尔藩共和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的宣言……。温和而威严的口吻是他的风格，这与法国国民统治者的严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的士兵说起话来像个立法者，而立法者说起话来像士兵一样凶猛。波拿巴将军在他的军队中没有执行针对流亡者的法令。据说他深爱着他的性格甜美的妻子；又据断言说他懂得奥西恩的美；所有大方的品质是其超常能力的高贵源泉，认为所有这些品质都是他所拥有的是件乐事。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他，心情至少就是这样。他走过来告诉我他曾想在柯培特拜访我父亲而且他为经过瑞士却没见到我父亲而感到遗憾，我无言以对。但当我从激动和敬佩中回过神来时，我的心接着便被恐惧占据。波拿巴当时还没掌权，据推测他甚至多多少少地处于委员会不确定的怀疑之中；因此他引起的恐惧完全是由于他的个性，几乎作用于与他谈话的每个人。我曾见过一些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也见过凶恶的人：波拿巴给我的印象不是这两种人中的任何一种。在巴黎的另一个地方我见到他时，我很快发现他的性格是无法用通常的词语来描述的：他既不和善也不凶恶，既不温柔也不残忍。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既不能引起别人的同情，也没有同情心；他高于常人又可能低于常人。他的出身、思想、语言都有外国人本性的印迹——这种印迹越深对他臣服法国人越有利。
经常见到波拿巴并没有让我放宽心，他总是一次甚过一次地威吓我。我隐约感到没有什么情感体验能够左右他。他把人类当作一件物体或一个事实，而不是像他一样生存着的。他感觉不到爱和恨。对他而言，世上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生物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意志力在于他能沉着冷静地计算私利。他是一个棋能手，他的对手是全人类，他准备给每个人做一次将军。他的成功一半在于他的品质的缺陷，一半是由于他的天才。怜悯、同情、信仰、对任何理念的依恋等都不能使他偏离他的道路。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像常人追求美德一样：如果目标是高尚的话，他的毅力是值得称颂的。
每次我听他讲话，我便吃惊于他的权威；那种权威不同于英法两国由社会教育培养出来的权威。但他的谈话表现出了猎人在追捕猎物时对环境的敏锐观察。有时他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讲述他生命中的政治和军事事件；他在叙述中甚至流露出确信无疑的欢快和意大利式的想像。然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远离我在他身上所察觉到的东西。我在他心中看到一把冷而锋利的剑，在伤人的时候定住了；我在他的思想中看到深刻的反讽，任何精美、高尚的东西都逃不脱，甚至他自己的荣耀也是如此：因为他鄙视这个他曾想得到其选举权的国家；他渴望震惊整个人类，但他没有一点热情……
他的面容当时又瘦又苍白，却还算英俊。从那时起他长了些肉——却不像他自己了；因为要知道这样一个被其性格所折磨的人，却容忍这种性格给他人所带来的伤害。因为他的身材矮小，而他的腰却很长，他骑在马上比站着更有优势；从各方面来讲，战争、也只有战争适合他。在社会中，他的行为虽然受到限制但却很大胆；他警惕时的样子是可鄙的，他悠闲时的样子是粗俗的；他鄙视的神情最适合他，所以他也从不吝啬他鄙视的神情。他常说一些不中听的话让人困窘，并以此为乐；他从此将这种艺术形成了一个系统，就像他把所有通过贬低别人来征服人的方法系统化了一样。
——斯塔尔夫人
埃斯蒙德先生曾见过一支大军行军经过友邦，曾见过比德国宫廷更华丽喜庆的景象，曾见过激烈战斗中的严酷挣扎，曾见过胜利的凯旋，他也看到了军事责任的另一面；我们的军队攻入敌方领土，将周围的一切置于火与剑之下；焚烧的农场、荒芜的田野、惊叫的妇女、被屠杀的父子、醉醺醺的士兵在泪水、恐惧、谋杀中咒骂，狂饮。为什么那庄严的掌管历史的缪斯乐于描写英雄的勇猛或征服的伟大而把这些残忍的、可耻的场景省去，而这些场景是战争这场戏剧的最主要的部分？你们英国绅士舒服地住在家中，用凯旋的歌曲恭维自己，而我们用这些歌曲来赞扬我们的军队指挥官；一旦火焰与鼓声召唤着你们，你们美丽的侍女从楼梯上跌跌撞撞地跑下来，向英国的掷弹兵欢呼——你考虑到这些场景也构成了你所崇拜的胜利，这些场景也是你爱戴的英雄的部分职责。
我们的指挥官（马尔波若公爵）受到英国人乃至除了法国人外的全欧洲人的崇拜，他拥有上帝一般的品质：他不为胜利、危险、失败所动。无论面前是巨大的障碍还是最细微的仪式，是十万将士还是一个被杀死于自家门口的农民；无论面前是一群醉醉醺醺的狂饮的德国贵族还是君主的宫殿，还是制定计划的农家桌子，而敌人的炮阵正喷吐着火焰与死亡，并在他的周围扔满了尸体——他总是如命运之神一样冷酷、镇静、坚决。他叛国或向国王鞠躬；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其容易程度就像他在说恭维话或谈论天气。他交好于一个情人而后又抛弃了她，他既背叛他的赞助人又支持他甚至还可能谋杀了他，而且可以和往常一样镇静，就像克洛索织着线或像拉基西斯将线割断时一样没有任何懊悔。在战斗时，我听萨伏伊王子的官员说王子充满了打战般的愤怒：他的眼睛发光；他冲来冲去，咆哮着；大声咒骂着或叫喊着激励的话，大声催赶着他的士兵像驱赶着嗜血的战狗一样，而他也总是冲锋在前。我们的公爵就像放在客厅里的一尊大炮的炮口一样镇静。如果他的心懂得爱或恨，同情或恐惧，遗憾或后悔的话，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伟人。他拥有最勇敢的品质，极深沉的谋算，而他又做一些任何人都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撒个谎或欺骗一个多情的女子或抢走一个贫穷乞丐的半个便士，他做这些事时仍和往常一样极度镇静，他能做出我们本性中最高尚的事，也同样能做出最低劣的事。他的品质在军队中十分闻名，军中有各种政治党派，充满着精明和狡诈，但他则对自己作为世界第一的指挥官有完全的自信，信仰并欣赏自己的伟大天才和运气。他像用工具一样利用过所有与他接近的人，无论伟大的还是渺小的，他骗过士兵的薪水，利用或伤害过一些军官，拿走过他们的东西，或是品质或是财产：可能是一个战士的鲜血，国王的镶有珠宝的帽子或10万克朗，或一个饥饿的哨兵的3/4便士中的一部分；或者他年轻时，骗得女人的一吻或她脖子上的金项链，他尽其所能地从男男女女身上拿东西，并拥有我所说的那份上帝一般的品质，所以他看见一个英雄死去或一个麻雀摔死，都不会产生多少同情。
他不是没有眼泪，他可以随时让眼泪在适当的场合流出来；他用笑容和泪水一样自如，一旦有需要，他是不会吝啬这些廉价的东西的。他会讨好一个擦鞋匠，他也会奉承一位大臣或一位君主；他可以高傲，可以谦卑，可以威吓，可以哭泣，可以抓住你的手或可以趁机会捅你一刀——而那些最了解他的或受过他的罪最多的军人却最崇拜他；他骑着马去战斗，或在一瞬间冲到被敌人的冲锋和火力搞晕了的营部，那些眩晕的士兵和军官一旦看到他灿烂而平静的面容，他们就重新获得了勇气，并且觉得他的意志使他们变得不可抵挡。
在布莱尼姆大捷之后，整个军队包括他的仇敌热情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不，那些在心中诅咒他的军官却是极疯狂为他欢呼。谁能在胜利之后向他这样的一个胜者拒绝他所应得的那份尊重。一个人写到：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个哲学家，但任何一个在那天参加战斗的人回忆起来时会感到一份心悸的骄傲。
——威廉·M·萨克雷
纳尔逊曾经为英国舰队祈祷，让其舰队获得预期的胜利，并使舰队因人道主义而闻名。他自己也树立了榜样，两次下令停止向“可怕号”开火，估计它已经被击中了，因为这艘船上没有悬挂任何旗帜，所以无法肯定以上猜测是否属实。而正是这艘被他放过两次的船让他遇上了死神。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那船桅顶距他所站的地方不过15码，一个炮弹从其后桅顶上射出，击中他佩戴着肩章的左肩。当时大约一点十五分，战斗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他扑倒在流满他那位可怜的秘书的血的地方。哈代，距他仅几步远的地方，转过身来看见3个士兵将他抬了起来。“他们终于能结束我的生命了，哈代。”“不可能，”哈代喊道。“不，”他答道，“我的脊椎骨被射穿了。”那时他一刻也没有丧失理智，在他们抬着他下梯子时，他发现被射断的转舵索还没有换，他命令马上换一个新的。然后，他拿出手帕遮住了他的脸和他的将星。如果他遮住了这些荣誉的徽章而不被敌人发现，英国就不会带着悲伤迎来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的消息。船舱中挤满了伤员和垂死的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从这些人的身体上运过去放在军官舱位里的一个简陋的小床上。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他的伤是致命的，然而这伤情却被隐瞒了，除了哈代、随军牧师和医务人员外都不知道。他从背上的感觉和鲜血在胸腔中涌起的感觉可以确定任何人为的医护都救不了他。他要求医生丢下他不管，而去照顾其他可救的人，“因为，”他说，“你们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一切能做的只是用纸给他煽风，并不停地喂他柠檬水以缓解他的口渴。他疼痛难堪，却为战斗的进展而焦急，而形势此时也渐渐明朗了。每次击中一艘敌船，维多利亚号上的水手都会大声欢呼；而从这位垂死的英雄的眼睛中也会流露出快乐的神情。他变得急不可耐地想见哈代，他多次派人去叫他，但哈代却离不开甲板。纳尔逊害怕哈代受了致命的伤，重复地叫喊：“没人为我把哈代叫来吗？他肯定被杀死了，他肯定死了。”
纳尔逊受伤后，过了一小时10分钟，哈代才回来看他。他们默默地握了握手，哈代在那壮烈、痛苦的时刻想强忍住自己的情绪，但却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