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社会责任”
有人说，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定富足，是李嘉诚最大的心愿。的确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李嘉诚时就盛赞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李嘉诚的爱国热忱，使得全球华人都对他表示了无限的钦佩和爱戴。他所取得的成就固然令人惊叹，但是其以一个成功者富不忘本的情怀，更值得我们终身学习。
做慈善：花时间去做，而不只是捐点钱
中国过去有不少富可敌国的商家，但古老的传统思想是基业传万代，考虑让儿子代代相传。我认为让实业千秋万代继续下去是应该的，但一个人基本生活保障并不需要太多。你有多余的钱财，应该多参与社会公益。所以，商业我会慢慢地放，公益事业我想更多地直接参与，希望借此能引起其他参与者的使命感和更多人的共鸣。
——摘自《李嘉诚实话实说》
当今随着对善行的推崇，社会上也出现了过分夸张善行，过分强调“付功”的现象。人们从一次次的“博名”“诈捐”中获得了一个经验，那就是“沽名钓誉”。但是，经过实际分析我们便能发现，这只是一种十分主观臆断的行为。
2006年8月，李嘉诚宣布把其私人持有的约28.35亿股长江生命科技股份悉数捐给李嘉诚基金会，这些股权总值约24亿港元。李嘉诚还承诺，未来还将有巨资投入，“直到有一天，基金一定不会少于我财产的1/3”。据测算，基金会未来收到的捐款将超过80亿美元。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第二天李嘉诚就以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助3000万元人民币赈灾。第二轮捐助更达1.2亿元，而这只是李嘉诚慈善事业的冰山一角。
李嘉诚并没有因为有人对他的善举提出质疑而寒心，因为他知道，做善事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所以他低调，很多时候都是过去很多年他的慈善行为才被挖掘出来。不管顺境、逆境都持之以恒地待人以善心；特别是在受到他人的讽刺、毁骂、误解时也不改为善之心。
20世纪80年代，拥有雄厚财力的李嘉诚成立慈善基金会，命名为“李嘉诚基金会”。至2010年2月底，基金会已捐出及承诺款项达113亿港元。李嘉诚有过少年失学之痛，因此重视教育投资；父亲因病去世、自己与肺结核奋战多年则使他关注医疗，李嘉诚说：“我对教育和医疗的支持，将超越生命的极限。”
1981年，广东潮汕地区第一所大学汕头大学，在李嘉诚的资助下成立。李嘉诚从加拿大、中国香港挖脚名师担任各学院院长。其中的医学院是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之一。这种真正付出时间做慈善的行为和细节化的行动为汕大带来了生机。不仅如此，李嘉诚还动用他的国际人脉，广邀名人授课，例如请星巴克咖啡创办人霍华德·舒尔茨讲授商业道德课程。即便是在李嘉诚的公司面临较大困难时，他也没有停止过对汕头大学的资助。
在给汕大筹委会的信中，李嘉诚动情地写道：“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重要……即使可能面对较大困难的经济情况下，也一定要做这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李嘉诚到汕头大学访问时，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他的爱戴和景仰之情溢于言表。
由此可见，在李嘉诚的眼里，慈善并非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要真正付出时间去做的事情。在面对重大困难时，能够不为金钱利益而动摇，不故作姿态，不打肿脸充胖子，而是慎重决策，分清轻重，目光长远，并且平和面对公益事业，舍得并且甘心于投入时间，亲自参加建设。这，才是慈善的真正意义所在。
拓展透析
中国香港富得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余氏慈善基金会主席余彭年祖籍湖南，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建立超十亿美金民间慈善基金会的慈善家，20世纪80年代起，他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着慈善工作，他欲将毕生财产捐给慈善福利事业。
曾有记者这样问道：“如果有人认为您做善事是为沽名钓誉，您会怎么想？”
他很坦率地回答道：“我做善事不求任何回报，做了那么多善事，我从不接受戴任何帽子（头衔）——除了深圳市荣誉市民，这个称号就足够了。我向老家湖南也捐了数千万善款，但一个湖南的头衔都没接受，也没有和湖南做一笔生意，何必要有交换条件呢？”此外，他还表示：“我没有什么养生之道，做善事就好有精神。做善事就是我的养生之道。”
犹太人洛克菲勒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别人劝他把财产留给他的孩子们，洛克菲勒回答：“这些钱是从大众那里来的，因此也应该回到大众那里去，到它们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去。”
洛克菲勒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帮助成千上万食不果腹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吃上饭，让他们上学接受教育，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主要投资在医疗教育和公共卫生上面。他的基金会先后投资达数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
不妨再说说汶川地震。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企业社会责任”就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对象。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文化品牌的认知度，很大程度上开始和社会责任挂钩。在汶川大地震后，不少企业家在捐款和社会责任问题上出现偏差，成为网络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例如王石就因为“员工每人限捐十块”的轻率言论，被贴上“王十块”的恶意标签。而新东方，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纪大地震灾难面前，其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形象，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正面展示。
在地震发生时，俞敏洪正在全国巡回演讲的路上。可俞敏洪还是迅速和几位负责人碰头，在最短时间内制订了集团社会捐赠的计划。新东方先后在汶川地震救援的捐款达到1500万元。以新东方的营业规模来说，这样的捐款实属难得。2007年，俞敏洪套现股票，也不过只得到4亿元而已，但这笔钱，大多数被俞敏洪花在香港设立的慈善捐助基金会上。
俞敏洪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企业家。他总是能在别人、社会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伸出援手，帮助身陷困境的人们。在俞敏洪眼中，新东方的责任是被划分成企业经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
首先，新东方是一个企业。企业不能够赢利而导致员工失业，从经营和职业道德方面说，的确是一种不讲道德的行为，也是经营责任缺失的行为。
新东方作为营利性的教育机构，一直诚信纳税，提供就业岗位，这一点在中国的教育行业有口皆碑。毕竟在各个大学争相贷款扩张，债务无法偿还，甚至师德有愧，教学氛围滑落之时，新东方仍能逆势而行，这实属难能可贵。
其次，新东方作为企业，但并没有脱离社会，更不能以企业之名，以利润为目标，断言放弃社会责任。作为上市公司，新东方在国内外，都要和员工、社区、机构、潜在的社会弱势群体打交道，这本身就是新东方的社会责任的第二个对象。
2004年，俞敏洪代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向社会捐赠善款总计143万余元人民币，他也因此成为“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唯一的一名教育家。未来新东方在这一条漫长的社会责任路上，还将走得更远、更坚定，更加稳健和自信。至少在俞敏洪眼中，这是他办企业的力量和理想的源泉之一，也是新东方事业的新的支柱。
从李嘉诚、彭余年、洛克菲勒、俞敏洪等企业家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将公益慈善当作企业的正经业务来做是非常必要的。做慈善并不是将钱移交给慈善基金会，而是主动承担起社会的一份责任，为社会未来的发展倾注自身企业的一份力量。做好企业，就是要做有良心的企业，或许这便是大企业家们试图传达的全新经营理念。
投资公益，就是投资社会资本
作为企业家，我们都知道寻找正确的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而社会资本像其他资产一样是可以量化的，社会资本包括同理心、同济心、信任与分享信念、小区参与、义务工作、社会网络及公民精神等，这些全属可量化和有效益的价值，是宏观与微观经济层面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同济心是人性最坦率及强而有力的内心表达，能建造、能强化、能增长及治疗和消除痛楚，我们都应乐于参与投资。
——李嘉诚在新加坡接受“马康福布斯终身成就奖”致辞
1980年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主要在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几方面进行系统的资助。根据基金会网站公布的数字，2006年年初，李嘉诚把自己持有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普通股份出售，并宣布由此得到的约78亿港元的收入全部捐作公益事业。截至2013年，李嘉诚个人捐款金额已达130亿港元。
成立基金会的初衷，就是为了掌握新时代的“社会资本”。李嘉诚在《西部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发布会》上的讲话也提到了“社会资本”：
1999年世界银行报告表示，愈来愈多证据显示社会整合对社会经济繁荣及持续发展日益重要。有论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资本像其他资产一样是可以量化的，有可量度的可转变性、耐用性、弹性、可代替性、创造其他形式资本的能力。若真如是，那么社会资本包括的小区关系、信任与分享信念、小区参与、义务工作、社会网络及公民精神等，这些全属可量化和有效益的价值，我们都应乐于参与投资。建立社会资本就是社会希望的泉源；公民精神与公民权利相比，有时甚至来得更重要。只有通过全力增进社会资本，才可以驾驭知识与创新的动力，或者这就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经济层面之间的合理关系。我们有幸活在一个充满机会令人兴奋的时代，我们拥有更多创意、更多科技、更多时间、甚至更长的寿命。今天，是时候去领悟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通过帮助他人重塑命运，为进步赋予新的意义。
“社会资本”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是企业在新时期的社会责任：通过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促成整个社会由物质富裕转向精神富裕，这是一个高层企业运作者应该主动扛起的责任。
拓展透析
那么，企业为什么应该扛下社会责任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呢？这是新时代的需要。一家企业如果秉承着过时的财富观，必然也会在新时代中没落。投资公益，就是投资社会资本，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条不成文责任。
2010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到中国举办慈善晚宴。两人来华的目标，是通过慈善晚宴的形式，对中国富豪“劝捐”。到场的中国企业家约50人，有王石、陈光标、余彭年、曹德旺、柳传志、张朝阳、马云、李连杰和时任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央企领导人等。事实上，中国企业家在慈善和社会责任这一点上，并不比世界巨富们保守，宣布“裸捐”的陈光标，还有民营慈善第一人曹德旺，在这方面的积极程度和实际行动都要高调和务实得多。
2011年5月5日，曹德旺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家族基金会——河仁基金会。该基金会对福耀玻璃持股14.98%，其比例之高，在西方也十分罕见。按照章程，河仁基金会将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和灾后重建几个领域发挥效用。
曹德旺捐出价值35亿元的股权，用每年的分红和资本运作所得去做慈善。一次性赠予河仁基金会3亿股股权后，曹德旺应缴纳的所得税款高达5亿余元。2010年5月4日，曹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按照当时的协议，他要求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差错率低于1%，还把公益基金行内10%左右的管理费率压低到了3%，被称作“史上最苛刻捐款”。
在曹德旺看来，做慈善和管理公司一样。社会责任，也要像企业的合同一样执行，对方有合同义务，必须遵守契约精神。“1%是对质量的要求。我们搞企业的，企业讲PPM（百万分之一）的缺损率，客户对我的要求是万分之一。1%已经可以了。”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开始，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其中现金捐款达18亿元。
从1998年开始，曹德旺踏上慈善之路，向武汉洪灾区捐出300万元，向闽北灾区建瓯市捐出200万元。2006年6月的闽北洪灾，福清基地员工捐47万多元，用于闽北小学教学楼重建……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如今是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玻璃制造商。而很多西方企业之所以愿意和他做生意，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社会责任感。在地方政府那里，曹德旺的事业总是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曹德旺的事业也步步走向高峰。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中国众多的上市公司中，曹德旺的企业一直是管理最优秀的前十名。
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史，要比西方的富豪家族和大型企业短得多。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的年龄多数一样的年轻。这个事实，也被胡润看成是每年胡润财富榜报告的例行内容。不过，在中国这个传统上将慈善看成是个人功德的社会，捐助更多的是一种私人行为。绝大多数企业家对于高调慈善并不感冒。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一些人甚至害怕过度在慈善业走秀会泄露财富的秘密，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