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体制内的改革者: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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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看曾国藩玩转职场(2)

因此说,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中脱颖而出,前途畅顺,不是没有原因的。归根到底,原因不外乎两点:主要是自己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其次是机会来了便抓住。

“国藩”的来历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把地方情况向他反映,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揭皇帝的短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论定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当时他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三条理由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两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也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唯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说:今皇上(指咸丰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遗命去做,就有“违命之歉”。此时,咸丰皇帝颇感为难:如果按照遗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虑到将来又“多一歉”,与其他日成礼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左右为难,不如现在慎重考虑,再做决断。曾国藩的奏疏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道光皇帝已经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谁也不敢肯定。也许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当时,咸丰皇帝虽然在御批奏折上写的是肯定的词语,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对曾国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情。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一品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曾国藩主张踏实的学风。他认为,如果要让天下的英才辈出,又要他们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须倡导踏实的学风。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十年之后,朝廷必然会人才济济。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他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此间他从七品小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习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让豺狼不敢为非。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四则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受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对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挺身而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敢于提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有理有据,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

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国藩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思考,他的积累,才能形成他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