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门下，从此飞黄腾达，扬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诚地伴其左右，为了他和他们的事业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死而后已；也有人曾经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学生，最后却弃他而去，甚至与他作对……
独具慧眼的曾伯乐
要想做大事业，用人是关键。你可以不会做具体事情，但是不可以不会用人。在用人方面，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认人、识人是做到量才器使的前提。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就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随时对人加以考察，从细微处入手，这样才可以做到“慎用”。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部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官员要在满清王朝申获得更多的“伸张”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惊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虽然曾国藩的有些看法非常唯心，但“端庄厚重”的气度确是用人中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
侠士江忠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的经历，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或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两次义举，使得他的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曾国藩见了江忠源后，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为国家立下大功，可能会死于节义。后来的事情果然都验证了曾国藩的话。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号为“楚勇”。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清军击毁太平军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和他一席谈话，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太平军在围城一段时间后，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忠源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四十二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儿女亲家罗泽南
曾国藩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位是江忠源，另一位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
曾国藩到长沙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老乡罗泽南拉了过来。对于这个罗泽南，任何谈论曾国藩的人都不可回避地要谈及他。曾国藩为什么会看中罗泽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罗泽南，手里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在老家时，曾国藩曾与他交谈过，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之所以应允墨绖（dié）出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罗泽南。
罗泽南比曾国藩还要大三四岁。他字仲岳，号梅泉。现今湖南双峰县石牛乡人。因其家住在罗山山麓，故又称之为罗罗山。
和当时许多其他湖南士人不一样的地方，罗泽南的家境可能是最差的了。一些史志上都记载，罗泽南的家境情况是“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要靠典当家里的衣服来买米的地步，节衣缩食，为的是什么？是供罗泽南读书。
罗泽南读书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苦读”。夜里没有煤油灯，他就把书拿到月光底下去读，累了就地露宿。十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再过一年，祖父、兄嫂相继死去；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先后死去。他屡遭丧亲的打击，十年间死了十一个亲人。道光十五年，大旱，罗泽南考试回来，到家已是半夜，正要敲门，听到妻子在放声大哭，一问方知三个儿子都饿死了。这样的情景只有诗圣杜甫有过类似的经历，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命苦的士子了，但越是受到打击，罗泽南的心更坚、志更大。“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正是孔子圣人所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典型了。直到三十三岁才得以“补县学生”。
从十九岁起，罗泽南开始自己谋生，在县内各地开馆讲学。他所讲的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塾师，他除了教人识字开蒙，应试科举之外，还教人静心养性，练习跳高和拳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这种方法竟然招来了不少学生，如后来在湘军中冲锋陷阵的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湘军名将，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道光二十四年前后，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兄弟一面在城南书院读书，一面附课于罗泽南处。咸丰元年，得以举孝廉方正。可见，饱学之士也不一定科举顺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朝廷二品大员。然而，相形之下，罗泽南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穷年汲汲，究心洛闽之学，“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周敦颐是湖南学界祖辈，理学开山；张载是湖湘学派先师。故泽南成为湖南士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极具湖湘性格的士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窜入湖南。罗泽南以一介书生在乡操办团练，带领自己的弟子一班人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队伍。正如他所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他拉起这支队伍，是要把自己平生所学化为匡救时难的经世之功。也正是这支队伍，给曾国藩增添了建功立业的信心，而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也为泽南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平生所学发扬光大的平台。所以在后来的征战中，罗泽南成为曾国藩最坚定的助手和沙场先锋。
三国里面的关羽，作战之余爱读《春秋》。泽南颇有此儒将风范。在湘军中除曾国藩之外，罗泽南也是一个将读书之风带到军营里的将领。白天鏖战疆场，夜晚则在营帐读四书。前后身经大小二百余战，常以坚忍而胜。时人问及他制胜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向来只闻读兵法可以打仗，从来不闻读《大学》也能打仗的。可见罗泽南读书颇有一套心得，而不是读死书。他的弟子李续宾，自负臂力，精于骑射，能征善战，而甘心在一个穷教书匠手下“折节受学”，若不是罗泽南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何以驾驭得这样一个悍将？后来，曾国藩对李续宾有过评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静”字。可见，李续宾深得罗泽南之学，不愧为罗泽南高足。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出山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泽南。后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致书曾国藩求救，曾命罗泽南率二千人前往，因立功官升同知。后又在衡阳协助曾国藩改组湘军。此后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和塔齐布一起，成为曾国藩的左右臂膀，最亲信的一支。后来，两人还结成儿女亲家，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咸丰五年，罗泽南随曾国藩出师江西，久攻九江不下。曾国藩爱将塔齐布因此呕血而死。而太平军又在猛攻武昌。此时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不如暂时放弃九江、湖口，要打破当前僵局，变被动为主动，不如回军上游，占据武昌，打通江西与湖北之间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