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洋务运动之父”曾国藩，其功也彪炳史册不朽。
剿捻有心无力
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均有前朝的余党残兵来反对他，攻击他，清朝统治时期也有很多。本书中所提到的，除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外，还有捻军。“捻”是康熙年间以来一直存在于民间的群众反清团体，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由于受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活动一直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们大受鼓舞，乘机而起，在各地组织军队，发动起义，反对当地贪官酷吏的暴政，杀富济贫，成为太平军的忠诚盟友。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捻军也闻讯沮丧，军心动摇，组织涣散，濒于瓦解状态。僧格林沁和官文乘机进攻，捻军的主力部队被歼，只剩下两支小队伍。一路退到陕西南部，一路在赖文光的领导下转战于湖北、河南等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给清政府以极大威胁。
清政府一边命左宗棠入陕镇压捻军，一边派僧格林沁率部围攻赖文光率领的这支劲旅。僧格林沁乘着蒙古贵族的虚骄之气，以为很快就可将捻军消灭，于是采取穷追不舍的战术。而赖文光看准了僧格林沁的弱点，便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每天拖着对手兜圈子，消磨清军的斗志，将他们胖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僧格林沁步兵掉队，骑兵离散，他自己则率领少数精锐骑兵，脱离大部队，死死追踪。捻军抓住时机，布下天罗地网，将僧格林沁的部队一举歼灭，其本人也被当场击毙。
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清政府极为惊恐，清政府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此时的曾国藩早没有当年那么强烈的功名之心了。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位列甲侯了。虽然自己不想出战，但是皇帝既然下令，焉有不出之理。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二万多人北上。9月23日，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并没有像僧格林沁那样对他们穷追不舍。捻军的特点是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他针对捻军这样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所谓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以逸待劳，每每打得捻军措手不及。
所谓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为了对付捻军，曾国藩想到了各种办法，他还把重镇设防、布置河防与“查圩”相结合。“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的形式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革命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
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
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1866年9月，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曾国藩剿捻不利让他的政敌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此为借口，对曾国藩大加攻击。清政府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对他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清政府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的失败，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捻军不是在曾国藩手里剿灭的，但是李鸿章和左宗棠所用的战略，实际上还是曾国藩的重点防御，另以游击之师追剿的办法。防河的地点虽然不同，但做法与曾国藩的几乎一模一样。
自1851年太平天国开始起义，至1868年捻军被剿平，天下大乱整整十八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遭受战乱：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这还仅仅是清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交战的主要战区，不包括其他小规模战事波及的地方。人民遭受的苦痛是文字语言所难以形容的。现在，动乱终于基本结束，清统治者自己也说这是“同治中兴”。
按照以往的历史，战乱之后，和平来临，该是让人民修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时候了。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中兴名臣”，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那就是携带着洋枪洋炮东来的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这不仅是曾国藩等人和大清王朝面临的难题，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难题。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问题……
洋务运动之父
以学习西方，“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搞到90年代，进行了内容繁多的活动。诸如创办军事工业、兴办军事学校、编练新式军队、开办民用工业、开办新式学堂、派遣驻外使节和留学生等等。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总理衙门大臣、议政王奕诉；而所搞活动最多，成绩最突出的地方要员要数李鸿章和张之洞。但是，要说最早搞起来的，却是湘军统帅曾国藩。他办起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了第一只小轮船“黄鹄号”。李鸿章、左宗棠虽也搞得较早，但毕竟在他之后，而且是作为学生和晚辈秉承师长曾国藩之意而搞的。故此，一提“洋务派”，人们便自然按“曾、左、李、张”的顺序历数。是以有人才称曾国藩为“洋务之父”或“近代化之父”的。
洋务运动由军事方面开始，当时迫切要求用新式武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等农民起义。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曾国藩上奏清廷，建议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造船供应湘军水师，以攻取天京和苏、常，并扩大水军编制。奕、文祥等人研究了这个奏折，认为办船厂费时费力，不如直接向欧美购买火轮船，可曾国藩却认为：购买外国的轮船、火炮，只是救济而已，还不如遍寻能工巧匠，制造我们自己的船只。将来，不但可以追剿逆匪，还可以抵御外敌入侵。曾国藩对购买外洋船炮的认识显然与众不同。他将着眼点放在学习制造上，“师夷制夷”，不能为夷所制，这正是曾国藩初搞洋务的基本思想。
这前后，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冯桂芬把自己的代表作《校邠庐抗议》送给曾国藩一套。曾氏对其“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和民用工业等内容很感兴趣，认为是“名儒之论”。此书对他的洋务思想有较大影响。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总共开办过二十多个军事工厂，而最早设立的是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攻陷安庆后，下一步就要做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准备。要彻底消灭太平军，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南京城里的太平军不用说，单是李秀成的军队就有五十余万人马。这么多人马，虽然多数是未经过专门训练、武器又极落后的乡村农民，但也确有一部分久历战场的老士兵。尤其是李秀成在上海通过洋人也买了一批新式武器。他们不仅多次打败清军，同时在上海附近同外国军队、同中外混合军队作战，也连连取胜。所以，曾国藩要想扑灭这么一支庞大的、部分以洋枪洋炮装备的太平军，就不得不动一番脑筋，至少也得改良一下武器装备，不能光用刀、矛、鸟枪。
出于这个目的，曾国藩首先在安庆搞起了兵工厂，委派杨国栋负责。杨为筹办军械所到处搜罗人才，先后把浙江海宁著名学者李善兰、江苏金匮（今无锡）数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请至安庆。同时，雇了数十名工匠、技师，还设法从广州、上海等地买来一批洋枪、洋炮、开花炮弹的样品，交给这些匠师们研究、仿造。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安庆内军械所办成，很快便试制出一批洋枪洋炮。可安庆内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也没有使用机器制造，只是利用土法打制、改装、仿造外国人的枪炮子弹。可就是使用这些土法仿造的洋枪炮，在战场上起到的作用亦为纯粹土枪土炮难以相比。曾国藩显然不满足于仅仅试制洋枪炮。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制定了三面并举、五路进军天京的用兵计划：即以曾国荃部湘军从西面、以楚军左宗棠部从南面、以李鸿章淮军从东面同时并举合围天京。五路进军是陆军四路人马：曾国荃所部湘军从芜湖、秣陵为南路，鲍超由宁国、广德进取句容、淳化为东路，多隆阿由庐州、全椒进取浦口、九洑洲为西路，李续宜由镇江取燕子矶为北路，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从长江正面，五路攻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曾国藩上奏新成立三支水师，即淮扬、宁国、太湖的计划也由皇帝明发谕旨批准，新增加了黄翼升、李朝斌两个水师统领。太湖属内湖，其水师仍归彭玉麟统辖。
大举进攻天京的计划，尤其是水师的扩建，激励着曾国藩需要使用先进军舰的构想。他以为，既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能仿造出西洋的枪炮弹药，也就一定能仿造出西洋的军舰来。
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曾国藩就命令、鼓励、支持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他们研制军舰，徐寿等人也就真的下力气干了起来。徐寿等人是中国当时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不仅通晓中国传统的科学、制造学等知识，同时对西方的当代数、理、化等知识，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所以，到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他们居然制出了一部轮船的发动机。曾国藩看这部发动机的试验，心情很激动，当场就感慨地说：“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鼓励徐寿等人再加把劲，制出中国的火轮船来。然而，事实上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发动机到一艘轮船，中间的距离太大了。尽管徐寿、华蘅芳等人绞尽脑汁，还是没能造出他想象的能与外轮相提并论的轮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