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的基本态度（夏丏尊）
我曾看了不少关于文章作法的书籍，觉得普通的文章，其好坏大部分是态度问题；只要能了解文章的态度，文章就自然会好，至少可以不至十分不好的。古今能文的人，他们对于文章法诀，一个说这样，一个说那样，但是千言万语，都不外乎以读者为对象，务使读者不觉苦痛厌倦而得趣味快乐。所谓要有秩序，要明畅，要有力等等，无非都是想适应读者的心情。因为离了读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
要使文章能适合读者的心情，技巧的研究，原是必要，态度的注意，却比技巧更加要紧。技巧属于积极的修辞，大部分有赖于天分和学力；态度是修辞的消极的方面，全是情理范围中的事，人人可以学得的。要学文章，我以为初步先须认定作文的态度。作文的态度就是文章的ABC。
初中的学生，有的文字已过得去，有的还是不大好。现在作文用语体，只要学过了语法的，语句上的毛病，当然不大会有；而平日文题又很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何以还有许多的毛病呢？我以为毛病都是由态度不对来的。态度不对，无论加了什么修饰或技巧，文字也不能像样，反觉讨厌。好像五官不正的人擦上了许多脂粉似的。
文章的态度，可以分六种来说。我们执笔为文的时候，可以发生六个问题：
1.为什么要作这文？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
3.谁在作这文？
4.在什么地方作这文？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
6.怎样作这文？
用英语来说，就是Why？What？Who？Where？When？How？六字可以称为“六W”。现在试逐条说述。
1.为什么要作这文？…这就是所以要作这文的目的。例如：这文是作了给人看的呢，还是自己记着备忘的？是作了劝化人的呢，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的意见，或是和人辩论的？是但求实用的呢，还是想使人见了快乐感得趣味的？是试验的答案呢，还是普通的论文？诸如此类，目的可各式各样，因了目的如何，作法当然不能一律。普通论文中很细密的文字，当作试验答案就冗琐讨厌了。见了使人感得趣味快乐的美文，用之于实用，就觉得不便了。周子的《爱莲说》，拿到植物学中去当关于说明“莲”的一节，学生就要莫名其妙了。所取的题目虽同，文字依目的而异，认定了目的，依了目的下笔，才能大体不误。
2.在这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这是普通所谓题义，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作文能把持中心思想，自然不会有题外之文。例如在主张男女同学的文字中，断用不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等类的废话。在记述风灾的文字，断不许有飓风生起的原因的科学的解释。我在某中学时，有一次入学试验，我出了一个作文题“元旦”，有一个受试者开端说“元旦就是正月一日，人民于此日大家休息游玩……”等类的话，中间略述社会欢乐情形，结末又说“……不知国已将亡……凡我血气青年快从今日元旦觉悟……”等，这是全然忘了题义的例。
3.谁在作这文？…这是作者的地位问题，也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再换句话说，就是要问以何种资格向人说话。例如：现在大家同在一个学校里，假定这学校还没有高级中学，而大家都希望添办起来，将此希望的意思，大家作一篇文字，教师的文字与学生的文字，是应该不同的。校长如果也作一篇文字，与教师学生的亦不相同。一般社会上的人，如果也提出文字来，更加各各不同。要点原是一致，而说话的态度、方法等等，却都不能不异的。同样，子对于父，和父对于子不同，对一般人和对朋友不同，同是朋友之中，对新交又和对旧交不同。记得有一个笑话，有一学生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钱已用完，你快给我寄十元来，勿误。”父亲见信大怒，这就是误认了地位的毛病了。
4.什么地方作这文？…作这文的所在地也有认清的必要，或在乡村，或在都会，或在集会（如演说），或在外国，因了地方不同，态度也自须有异。例如：在集会中，应采眼前人人皆知的材料，在乡村应采乡村现成的事项。在国外，用外国语，在国内应用本国语（除必不得已须用外国原语者外）。“我们的father”“你的wife”之类，是怪难看难听的。
5.在什么时候作这文？…这是自己的时代观念，须得认清的。作这文在前清，还是在民国成立以后？这虽大家都知道的事，但实际上还有人没了解。现在叹气早已用“唉”音了。有许多人还一定要用“呜呼”、“嗟乎”，明明是总统，偏叫做“元首”，明明是督军，却自称“疆吏”，往年黎元洪的电报，甚至于使人不懂，这不是时代错误是什么？
6.怎样作这文？…上面的五种态度都认清了，然后再想作文的方法。用普通文体呢，还是用诗歌体？简单好呢，还是详细好？直说呢，还是婉说？开端怎样说？结末怎样说？先说大旨，后说理由呢？还是先说事实，后加断定？怎样才能使我的本旨显明？怎样才能免掉别人的反驳？关于此种等等，都须自己打算研究。
以上六种，我以为是作文时所必须认清的态度，虽然很平凡，但却必须知道，把它连接起来，就只是下面的一句话：
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说什么话。
如果所作的文字，依照这里面的各项检查起来，都没有毛病可指，那就是好文字，至少不会成坏文字了。不特文字如此，语言也是这样。作文说话时只要能够留心这“六W”，在语言文字上就可无大过了。
（选自《文章作法》附录，中华书局，2013年3月）
作文的意义与功用（章衣萍）
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呢？作文有什么意义和功用呢？
人类有思想和情感，要表示出来，用嘴说的叫做言语，用笔写的叫做文字。把许多文字组织成一篇文章，叫做作文。木匠用一块块的木头造成一只木箱，砖匠用一块块的砖头造成一堵墙壁。木匠的工具是木头，砖匠的工具是砖头。我们作文的工具是文字。文字同言语一样，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符号。
人类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人类有文字而禽兽没有。人类能思想，思想是由“概念”构成的。禽兽只有“表象”，没有“概念”。
禽兽看见一棵树一朵花，至多只有树和花在眼中和脑中的明了的印象而已，而人类却能用一种记号，作为树和花的象征。这象征的概念的联合，在心里是思想，说出口来是言语，写在纸上是文字。思想是心里的言语，文字是纸上的言语。
但文字和言语不同的地方，是表示的方法不同。言语是“占有时间性的声”，文字是“占有空间性的形”。因为言语不能传远，不能永久，所以才发明了文字。
人类是先有言语，然后有文字的。
人类的言语是从何产生呢？
据近代科学家说，人类的言语，是从人类劳动的呼声产生的。人类工作紧张的时候，他的呼吸器和发声器不知不觉发生一种呼声，例如：街上挑担子的人，口里常哼着“杭唷”“杭唷”，这种“杭唷”的呼声，我们听见，即可知道有人在吃力地挑担子，即使我们没有看见挑担子的人。这种劳动呼声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语，是一种原始的语根。樵夫砍柴时口里哼着“哈—哈”的呼声，船夫背纤时口里哼着“呵—呵”的呼声，肩夫背着东西时口里哼着“哦嗬—哦嗬”的呼声，这种同一劳动中发生的同一呼声，同一的符号，是有社会性的，都是无意识的语根。
无意识的语根不能算作言语，却算是原始的言语。人类的原始语根不过二三十个，有这二三十个原始的语根，后来人类劳动方面逐渐复杂，社会的组织日益确立，经济日益发展，言语随着时代的要求而日益增加变化，才有今日千变万化的言语。（参看波格达诺夫《社会意识学大纲》第二篇）
中国的言语是最不统一的，一省有一省的言语，甚至于一省内各县的言语也不同。这原因是由于领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缘故。近数十年铁路和汽车路逐渐建立，交通发达，国语流行，中国言语统一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使中国学生最麻烦的，是中国文字和言语的分歧。原始的文字起源于绘画，中国所谓“依类象形”即绘画的变态。其后“形声相益”，变化益多，乃成中国今日之文字。但中国的文字同欧洲的文字不同。“中国的文字是非拼音制（Non-spelling…System），欧洲的文字是拼音制（Spelling…System）；中国文字是单音制（Monosyllabic…System），欧洲文字是多音制（Polysyllabic…System）。”中国的文字因为这两种原因，固定了不能同欧洲文字一样随着语言变化。“数千年来语言自语言，文字自文字。”（参看刘半农《中国文法通论》第一讲）学者尽毕生之力尚不能把文字弄通。有人以为中国科学的不发达，源于文字的困难，其言实有至理。近十年来才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出来提倡白话文，才有钱玄同、黎锦熙一班人出来制定注音字母及罗马字母拼音，白话的势力渐要统一中国文坛了，罗马字母拼音的计划也快要实观了，中国文字的困难也不久可以免除了罢。
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中，教授国文仍为今日中学教育中的难题。从前刘半农先生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曾“慨乎言之”地说：
第一，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往往有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这是谁害他的？是谁造的孽？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此等“谬种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选学”的怪物，是谁造就出来的？是谁该入地狱？
现在，我们离刘半农先生说这话已经十几年了，我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中学生们的国文程度究竟进步了多少。明眼的人自然会心里明白的罢。
中学国文标准应该怎样？目的是什么？从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曾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
（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
（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
（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
（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
（《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第一集，一册）
胡先生很客气地说：“这些要求不算苛求吗？”胡先生那篇文章是民国九年三月间做的。现在离胡先生做那篇文章的时间又已经十年了。我们在最近一两年做过中学教员的人，当知道现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究竟怎样，同胡先生的“理想的标准”相去有多远。
平心而论，中学生的国文在初中三年中至少是应该弄“通”的。学生进高中后，学商科、学农科、学理科的人是不应该多花时间来弄国文了。正因为中国自古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正因为现在学科学的人也不肯在数理方面用功夫，所以中国到现在还只能产出一班空谈的“八股科学家”。学科学的人不会作诗，不会填词，甚至于不会看古书，读古文，都不算是耻辱！正因为中国人把文学看得太重了，所以丁燮林在北大讲了几次相对论，谁也不肯注意，待到他的《一只马蜂》短剧发表以后，即刻名满天下了。中国的社会不睬科学家，科学家也不肯在研究室里用功夫，全走到街上来跟着文豪吟诗作曲了。
这样混下去，中国的科学永久不会发达的。（上面所说科学，系指自然科学，中国今日最需要的是自然科学，因为我们的物质文明实在太不发达了。社会科学当然也很重要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在利用天然能力，社会科学的目的在改造社会环境。两三年来，社会科学的运气渐渐亨通了，虽然有名的著作出版还不多。总之，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我常想：中国今日之是否真能得救，在于科学家能否发明物品，制造机器；文学家能否创造真正有价值的小说、戏剧、诗歌；社会改革家能否真正投身群众中间，艰苦卓绝，努力革命。学术上的分工，精力上的专注，是很重要的。鲁迅先生曾说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比喻，好像说，就是一只牛，也是杀了卖肉就不会耕田，耕了田就不能卖肉，卖了肉就不能再成只拿来祭孔。一个人能够革命，又能够造机器、写文章，原是很好的事。但实际上这样的天才是很少的。
好多历史上有名的革命家，大都抱定理想，百折不回，但也有读书很少的。革命家少读书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正同科学家不会作诗也不算是一件羞耻的事。书本读得多的人，头脑太复杂了，顾此顾彼，思前想后，也许竟不能革命。中学生是在读书时代。教中学生丢去了书本全去革命是不对的。但中学生也不是小孩子了。社会的多故，时局的危急，世界的艰难，青年的中学生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来看看，自己将来究竟要做怎样的人。希腊的哲人达勒思（Thales）说：“汝当自知。”这是中学生应该悬诸座右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