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国有企业的本质、表现和改革”，《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19：6—133。
[5]Li Zhaoxi， 2012， “State Ownership Policy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policy proposals”， Working paper， Cairncross Foundation， Beijing.
[6]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国有企业的本质、表现和改革”，《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19：6—133。
重印序
本书自1999年3月出版以来，先后重印6次，销售31000册，可以算作学术类图书市场的“长销书”，并多次荣登学术类畅销书排行榜。学术界和读者对本书的评价很令我欣慰。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统计，本书在1999—2004年期间共被中文核心学术期刊引用413次，在1979年以来出版的中文著作中名列前茅；另外，本书收入的论文单篇被引用395次。
自本书出版以后，除了在一些学术会议和论坛场合发表口头言论外，我几乎没有再撰写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专题论文，其主要原因是我自以为该说的和能说的我在这本书中都说了（另有几篇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收入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经济学界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也已达成了基本共识，政府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方向也基本明确，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了。不料，2004年春夏之交，国内出现了一股以“保护国有资产”为名全盘否定国有企业改革成就和“民进国退”改革方向、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舆论。忧患于这种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在政策层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于2004年8月24日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的联合采访，针对个别学者否定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旧话重提，再次阐述了自己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在本次重印时，我将《经济观察报》发表的访谈内容收入其中（见《只有“国退民进”，才有经理人市场》）。
正确理解国有企业的本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以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仅需要对现实经济问题有良好的感觉和体验，而且要很好地掌握有关产权、激励方面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自科斯（Coase，1937）以来发展起来的企业理论，是我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工具。由于本书中有关现代企业理论的论述基本上都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现实展开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只能浅尝辄止。如果读者希望全面理解本书作者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观点，除本书之外，不妨也读一读我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和《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两本书。
在全球化时代，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决定着国家的竞争力，甚至决定着民族的生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决定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我坚信，在可竞争性领域的“民进国退”是提升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和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现在国有经济部门使用着中国三分之二的资源但只创造三分之一的价值，这是资源配置的最大扭曲。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中国经济有被外国企业主导的危险！
理性、建设性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改革的途径，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张维迎
2006年2月24日于北京大学
前 言
企业理论是过去二三十年间主流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它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及新制度经济学相互交叉，大大地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改进了人们对市场制度及企业组织运行的认识。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中国企业改革的文章可以说汗牛充栋。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尝试将自己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学到的企业理论和自己在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写了一些论文，产生了一些影响。本书收集的就是这些论文的一部分，其中有些曾公开发表，有些未曾公开发表。除《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外，其他文章均是最近5年的成果。
《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写作于1986年，也就是12年之前。文章写成后，《经济研究》编辑部决定将大约2万字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87年第1期，清样已经排出，但不幸的是，由于1986年年底政治气候突变，编辑只好将文章的第二部分删除，第一部分以《股份制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为题单独发表，致使第二部分一直未能公开与读者见面。我现在将全文以原貌收集于本书，并作为开篇，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我自己的理论观点的发展过程，而且有助于读者了解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学究竟有哪些进步。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现代企业理论的前沿。但这篇文章事实上已经提出了我后来研究的基本问题，即企业家的形成与产权制度的关系问题，我后来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延伸。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导致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耗费了近4年的时间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并发展了我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这篇文章中略显粗糙的“公有经济的变压器理论”，可以说是我后来发展的“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代理模型”的雏形（该模型的中文版见《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英文版见Economics of Planning，1998）。这个例子也足以说明，要将一个“观点”变成一个“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企业家与所有制》一文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所有制。我的这一观点与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很不相同，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是不重要的；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改革所有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至今仍有市场，尽管已不再成为主流。在我看来，经济学界现在颇为流行的一些“新”观点，其实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重读这篇文章，我感到我在12年前提出的“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企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一文发表于1995年，是根据我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改写的，目的是对现代企业理论作一个综述。现代企业理论通常被称为“契约理论”，即将企业看作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合作组织，是由一系列契约（合同）组成的契约网络。我将现代企业理论划分为两个主要分支：交易成本理论和代理理论，前者的着眼点在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后者则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及企业成员之间的代理关系。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是都强调企业的契约性、契约的不完备性及由此导致的所有权的重要性。本文的主要篇幅是介绍和评价这两个分支中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除了契约理论外，这篇文章也介绍了早于契约理论而出现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因为我对现有企业理论的评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从表达我本人的企业理论观点的角度展开的，读我的评述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我本人的思想。在对已有的企业理论评述之后，我简要地介绍了我自己发展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最后，这篇文章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