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名言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译文：人如果能自己立志，则做圣贤、做豪杰，有什么事不能做到呢？还何必要借助于别人的力量呢？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偏见，必然会越来越卑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洁。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奋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即使走得再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稀里糊涂，没有追求，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境界人人都可以达到。
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坚信终有一天，自己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来九州的震动；他相信自己会像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般，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国家的栋梁。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宏图大志：“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栋、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渚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视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若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龊龊不休如此也。”
曾国藩说“志之不立，本之拔矣”。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曾经说过：“人生绝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之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现实，我们可以做得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说的“根”和曾国藩提到的“本”就是一个意思。因此，要成就任何事情，首先必须要确立志向。
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人无志向，则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古代有个寓言故事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固不如蜀鄙之僧哉？”可见，只要确立了志向，不管条件如何艰苦，也一定能实现目标；反之，尽管条件优越，如果一味贪图安逸，没有志向，反而一事无成。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即使后来和太平军决战时，他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于壁间。他还做《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他于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五日不忧，五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正是抱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才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位“中兴依赖，几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有志者，事竟成。志向是对人的一种召唤、一种诱惑、一种刺激。但愿它能唤起你潜在的力量和一往无前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