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科学主义理论把19世纪经济知识的增长也归功于科技进步，但如果用另一类型的证据检验，也将面临同样的质疑。所有重要的科技新知识几乎都可以不费代价地从学术刊物上获得，因此被称为“公共品”。那么对不同国家而言，能够获得的科技知识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认为科技知识的进步是起飞国家经济知识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难解释所谓的“大分化”现象：各国的经济知识在1820年还大致相当，但在整个19世纪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必须加入若干特殊因素，才能解释英国为什么一度领跑，然后是美国持续领先，然后是比利时和法国的进步，以及德国的后期追赶等现象。从科学主义的观点很难解释为何美国能相继超越法国、比利时，最后取代英国的领先地位，因为当时的美国在科技领域处于落后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地理距离也十分遥远，最不容易接触新的科技发现。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解释荷兰和意大利的落后，它们的科技很发达，却长期徘徊在现代社会的大门口。（信奉熊彼特主义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这两个国家是否缺乏企业家精神和金融专业知识。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建立在企业家的激情和金融家的精明之上，他本人是不太可能怀疑缺少这些要素的。）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科技进步不可能是经济知识在19世纪爆炸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有的历史学家把起飞归功于启蒙时代出现的应用科学的发明，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带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突破。在英国包括1762年由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4年由兰开夏郡的不起眼的纺织工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多锭纺织机，1769年由博尔顿·瓦特公司对蒸汽机的改进，18世纪80年代由科特·杰利科炼铁厂发明的用生铁冶炼熟铁的工艺，1814年由乔治·斯蒂芬森发明的蒸汽机车。在美国，重大技术突破还包括1778年由约翰·菲奇发明的蒸汽轮船等。不过，历史学家没有理由把注意力只放在这些重大创新上。如果把很多没有记载的细微进步加起来，它们对产出和工资的贡献可能远远超过上述那些重大发明，是不可忽视的天量创新。我们可以理解，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记录那些重大发明，主要是为了更生动地讲述当时连绵不断的革新浪潮，它们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遍地开花。但我们能否真正把这些发明（实用技术的进步，而不仅是象牙塔中的理论成果）视为科技知识进步的推动力它们是不是19世纪经济知识爆炸式增长的原始动力
对这种猜想的一个反驳是，包括那些重大发明在内，几乎所有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数人）。阿克莱特是假发工人出身的企业家，而非科学家或工程师；哈格里夫斯是兰开夏郡的织布工人，出身低微，似乎很难跟纺织机的发明家挂钩；伟大的斯蒂芬森甚至不识字；保罗·约翰逊曾观察到，大多数发明家都出身贫寒，难以负担受教育的费用，但只要有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就足够了：
始于18世纪80年代（当时斯蒂芬森还是个孩子）的工业革命经常被描述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岁月，但实际上对那些一文不名却极具商业头脑和想象力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走到历史前台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毫无疑问，著名发明家身上的这些特征也适用于那些对工艺进行微小改进的、默默无闻的无数小发明家。因此，如果历史学家指着那些伟大发明说“发明家们就好比装满新的科技知识的容器，浇灌了19世纪的经济沃土”，那实在是犯了可悲的错误。此外，科学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科技发明的高潮为什么会在19世纪早期兴起，而不是在之前或者之后为什么这一爆发现象仅发生在少数高收入国家，而非其他国家
有人可能想说，天才的发明家即使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的辛勤工作所产生的创新也的确推动了科技知识的增长。然而，就像发明某种新饮料的酒吧服务员无法进一步进行化学研究一样，这些发明家其实并不能创造新的科技知识，因为他们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只有当训练有素的学者成功地弄清楚那些发明的工作原理时，社会的科技知识才会真正增加。好比我们需要内行的音乐学研究者，才能弄清巴赫的清唱曲为何能打动人心。然而，如果某一发明得到后续开发和应用，成为成功的创新，这肯定会带来社会的经济知识的增长，甚至连失败也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知识——告诉我们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术发明视为经济知识的源泉，意味着将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这容易产生误导。某些偶然的发现的确能产生影响，但只是因为其发现者正处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某些因其引发的重大创新而名声大噪的发明其实不是经济进步的主要原因，这些进步不是靠经济体系之外的霹雳偶然诱发，它们需要对市场和顾客的潜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这些感知都来自创新者在商业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只想成为一名工程师，是他的合作伙伴马修·博尔顿认识到，需要设计出一种用途广泛的蒸汽机。总之，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重大创新很少能移动经济的大山。英国纺织业在18世纪的卓越创新带来了人均产出的巨大增长，但纺织工业在整体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只能给英国经济整体的人均产出带来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个英国的人均产出几乎没有增加。借助同样的推理，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提出了令同行大为震惊的猜想：即使没有铁路，美国也能取得同样迅猛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性事件，而非系统性或程序性的变革，它们不足以解释英国经济的壮观起飞和后来的追赶国家的现象。莫凯尔曾写道：“经典意义上的工业革命本身不足以启动持续的经济增长。”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激动人心的发现之旅，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及其带动的重大发明，都不可能是西欧和北美的起飞国家在19世纪出现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迅速而持续攀升的原因。经济知识在19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一定是某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只有这样的经济组织形态才有助于发挥本土的创造性并完成创新过程，最终将这些国家推入持续而迅猛增长的轨道。如果说存在某种终极“发明”，那就是这种经济组织形态的出现，它依赖内部蕴含的创造性和直觉来不断尝试创新。它们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其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它们成为现代史上的奇迹。
物理学研究推断有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但我们并不需要借助生产率的数据变化推断经济活力是否存在。在经历过起飞的各个国家，除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和显然可持续的增长以外，还出现了各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勇于争先的企业家大量出现，最终在数量上超过传统商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工艺和产品的改进并进行新的构思，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的工作体验发生急剧变化。从零售业到纺织业，再到流行音乐产业，社会中更多的人在积极参与新事物的构思、创造、评估和试验，并从经验中不断学习。
通过这种途径，现代经济给社会带来了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种“勇武精神”：从大众中脱颖而出并积极迎接挑战。现代经济还给具备不同天赋的普通人带来了一种兴盛的生活：热爱工作、个人成长与自我实现的丰富体验。即使那些才智平平、仅能勉强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获得发挥才智的体验：抓住机遇，解决问题，构思新工艺和新产品。简单地说，是经济活力的火花点亮了现代生活。
过去和今天的现代经济国家所付出的成本与收获的回报，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和正当性，某些国家如何脱离现代经济，某些国家的现代经济如何衰退，这些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
第一部分活力与体验
他是思乡病的牺牲者，对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时代、对欧洲人和他的希望与梦想的辉煌历史的思念。
——薇拉·凯瑟，《大主教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