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论述工商实业的文章相当少，其中态度较严肃的只有早期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2：35-46）和《廿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14：33-61）两篇。本章第5.1节概述梁对工商实业的诸项见解， 第5.2节析辩他介绍美国托拉斯制度的动机与论点，并评论了他的基本认知与盲点。
5.1基本态度
5.1.1货殖列传今义
梁写这篇以古喻今的文章，目的在倡议商业救国论，这可由此文的最后一段看得很清楚：“若以治今日之中国，拯目前之涂炭，则白圭、计然真救时之良哉。”他写这篇文章时才25岁（1897年，戊戌政变前一年），尚未接触到现代的经济学，严复译的《原富》（1902）也还未出版，所以还没能够运用经济学的观念和词语来表达。在这种状况下，他用古语今解的方式，从《史记·货殖列传》内挑出某些段落，解说今日重新阅读这篇文献的意义，目的在于“苟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意，千年湮没，致可悼也。作今义”（2：36）。
他的表达手法相当公式化：举一段司马迁的原文，解说此文的基本意义，之后举西洋之例说明西人如何实践，最后再说国人应可如何。以下引一段较短但也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服足而知荣辱，礼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启超谨案：周礼有保富之义，泰西尤视富人为国之元气，何以故？国有富人，彼必出其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制造既兴，则举国贫民皆可以仰糊口于工厂。地面地中之货，赖以尽出，一国之货财赖以流通，故君子重之。挽近西国好善之风日益盛，富人之捐百数十万以兴学堂医院等事者，无地不有，无岁不闻，岂其性独异人哉？毋亦保富之明效也，故曰人富而仁义附焉。俄罗斯苛待犹太人（犹太人最富），而国日以贫，高丽臣子无私蓄，而国日以削。太史公之重富人其有意乎！以明此义，无惑夫世之辟儒，从而非笑之也。”（2：39-40）
这篇文章内含这类的段落共计十五处，各段的内容虽不一，但手法类似，目的齐一：以西洋史例释司马迁古文之今义，说明司马迁之言不但古今中外相通，对今日中国也有振衰起敝之用。
若以梁所选的文字段落，来和《货殖列传》的全文相对比，很快地就可以感受到：在手法上梁是以他所知道的现代事例，去找《货殖列传》内意理相通的段落，然后把两边串联起来。这么做的用意很可以理解：他要附着在国人所熟知的文献上，来传达工商救国论。
5.1.2工商实业论
第2篇相关的文章是《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21：113-122），刘仁坤（1996）对此文曾作过一般性的解说。梁写此文的立意，是由于“今日举国上下蹙蹙然患贫，叩其所以救贫者，则皆曰振兴实业。……上之则政府设立农工商部，设立劝业道，纷纷派员奔走各国考察实业。……下之则举办劝业会、共进会，……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乃夷考其实，则不惟未兴者不能兴，而已举者且尽废。……不惟当局施政不思改辙，……吾实痛之，乃述所怀以为此文，所宜陈者万端，此不过一二耳”（21：113）。振兴实业，指的是发展新式企业。旧式企业以家族为基干，雇用人数少；新式企业集社会之资，“资本恒自数万以迄数千万，……所用人少者以百数，至多乃至万也。……故其组织当取机关合议之体，……与旧式之专由一二人独裁者有异”（21：113-114）。
说明了新旧企业本质上的差异之后，梁的主要论点是：要振兴中国的实业，必须先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而今日中国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现象，却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最不兼容；若不排除这项障碍，中国的实业永无能兴之期。他分四点论证：（1）股份公司必须在强有力的法治国家才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2）须有责任心强固之国民，才能行股份公司制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也。（3）股份公司需种种机关相辅，而中国则此种机关全缺。（4）股份公司需有健全的企业能力才能办理有效，而中国太缺乏专业管理人才。这几项论点，对熟知晚清工商业的人士，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弊。
梁说这四点是直接原因，是与企业本身直接相关的因素。此外尚有间接的原因，是整体大环境性的因素。间接的因素很多，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全国资本枯竭。缺资本，犹如巧妇无米，如何逼煎亦无大效。
当时最乐道的纾解方式是向外借款，然外债之弊有数端：（1）借外债必然牵动政治因素，外人伺机渗入中国命脉；（2）外资通常仅入少数人手中，不易由全体国人共享，易造成少数人奢靡，扩大贫富差距；（3）企业能力不足，若经营不善，益陷国家于贫困。外资既非万灵丹，梁有何良策？他对工商实业界并没有直接具体的建议，只是客观地指出中国实业界的结构性弊病。
他所开列的处方是间接的，综论应如何改善大环境：（1）“确立宪政体，举法治国之实，使国民咸要习于法律状况”；（2）“立教育方针，养成国民公德，使责任心日以发达”；（3）与企业发展相关之机构，一一整备使之无缺；（4）用种种方法，随时掖进国民企业能力。“四者有一不举，而晓晓然言振兴实业，皆梦呓之言也。”（21：121）推想当日拜读此文的实业家，对此文所析之弊应觉中肯切题；而读到这四点振兴实业的政策建议时，难免哂然：谁不知晓？谁能做到？套用梁常说的一句话“作无责任之言语”而已。
梁另有两篇与商业相关的简短演说词，都可确见他对商业界与金融界的本质有相当掌握。一是《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1912，29：25-30），二是《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辞》（1912，29：34-38），这两场演讲都是民国元年11月30日在北京所作。梁的《年谱长编》（页410-411）引述他给女儿令娴的长信说：“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吾既定本日出京，前日各团争时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说，……”这两篇演说辞即出自该日。
北京商会的演说，是上午9时在西珠市口该会馆，各县代表到者百余人，历两小时。梁的演说内容无奇，是泛论性的，有几项要点：今日各国间的竞争，不仅限于军事；经济竞争的重要性日增，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远逊于列强。他先举英国的产业革命为例，说明此事对大英帝国之帮助与影响，之后对比中国衰败落后之惨状，并从租税、交通、货币银行三个角度，来析述日后改革之方向。对熟知梁经济论述的读者而言，这些论点平淡无奇，是属于应酬式的场面话。
对山西票商欢迎会的演说词，同日下午7时在北京德昌饭店举行，由山西票庄大德玉等22家联合举办。听众大多是金融学者，梁的演说集中在他对此业的理解，论点相当内行：论中国人的商业观、欧洲金融业史略、中国将来的货币金融制度与政策。此文长约四页，综论上述三大题材，虽属泛论，当时在场者应印象深刻：以旧学为底的梁，在文学、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都有洞见，没想到对金融业也有如此广博的知识与见解。
朱英（1998）告诉我们，梁在同年10-11月间作过13场演讲。
其中有一场是应工商部召开的临时工商会议而作，但讲词并未收入梁的各式文集内，所以一直未受到应有的注意。这篇4000多字的讲词，后来刊在1913年10月出版的《中国商会联合会报》创刊号，题为《工商会议开会来宾梁启超君演说》。此文的内容在朱英文章内已有详细解说，在此只作简要的摘述。梁认为要改良实业，必须首先解决三大问题：（1）资力问题，即资本缺乏的难题；（2）企业（尤其是大型实业公司）的组织与管理问题；（3）经营人才问题。其次，他谈到实业发展与政治改良的密切关系，主张： 第一，要切实施行法治，实业才能有健全发展的环境； 第二，工商界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是因为清末的商会大都回避政治，甚至在会章上表明，“如事非关碍商业利益者，概不干涉”。这篇讲词的内容，和前述的几次演讲，以及他对工商业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在层次上大致类似，新意不多。
5.2美国的托拉斯
《廿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14：33-61）这篇长文有几项主要的信息。（1）梁在美国游历，初见闻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Trust”（意义与沿革详见下文），他急切地想要向国人介绍这种“生计界新飞跃之一魔王”（14：34）。（2）他受到严复译《天演论》内物竞天择观念的影响，认为托拉斯是经济上的新强势组织，若依目前的扩张趋势，则“不及五十年，全世界之生计界将仅余数十大公司（适者生存）”（14：33）。（3）托拉斯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及十年，将披靡于我中国。……抑我国中天产重要品，若丝若茶若皮货，其制造之重要品，若瓷器若织物，苟以托辣斯之法行之，安见不可以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也”。然而他也知道这只是理想：“而惜乎我国民之竟不足以语于是也，吾介绍托辣斯于我国，吾有余痛焉耳。”（14：61）
此长文分10节：发端、发生之原因、意义与沿革、独盛于美国之原因、托拉斯之利、之弊、与庸率（工资）之关系、国家对托拉斯之政策、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结论。其中背景解说性的篇幅不少，此处不拟摘述，把要点放在析论梁对各项问题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