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管子评传
据《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96）：宣统元年（1909）梁37岁，“是年先生以意态萧索，生活困窘，专以读书著述为业。三月成《管子传》一书。四月着《财政原论》”。梁在“自序”里说，此书“述之得六万余言，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
梁的写作主旨，依其“例言”所载，是“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特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本编所引原书正文而附旧注时，亦以己意训释之，或且奋臆校勘，凡使人易解，武断之诃，所不敢辞。”由此可知，梁把重点放在法治主义和经济政策上，以通俗的笔法和新式的例证来解说，并希望读者以理义为主，勿在校勘上和他计较。
《管子传》共13章98页，与经济相关的，是全书最长的第11章“管子之经济政策”，内分6节共43页（页50-93）。学界已有许多研究，对《管子》的各项经济见解，作了相当深入的析述，所以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读《管子传》，有时会觉得稍为老旧，但梁的文笔与论点，仍是《管子》学界所不能漠视的。本章的焦点不在解说《管子》内的各项经济主张，这些分析在胡寄窗（1962）、侯家驹（1985）、巫宝三（1989，1996）、赵守正（1989）内已有很完整的讨论；轻重术是《管子》的核心经济政策之一，杜正胜（1990）已作了很深刻的析述；梁对政府干预思想的态度与言论，是理解他对《管子》经济主张诠释的基本要素，杨宏雨（1997）对此已有很充分的探讨。
以这些前人的研究为基础，我的要点是分析梁如何通过诠释《管子》的经济主张，来表达他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理念。也就是说，第一个重点放在梁的基本立场与见解，看他如何受到德国和日本“国民经济学派”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派和《管子》有个共同的理念，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资源和调控权集中在政府手里； 第二个重点是析述他如何诠释《管子》内的各项经济政策。本章的页码与标点，是根据《中国六大政治家》（台北：正中书局）内所收录的《管子传》与《王荆公》。文内与西洋经济思想史相关的论点，除非另有说明，基本上都可以在布劳格（Blaug，1997）内找到根据。
8.2基本立场
梁在第11章开宗明义指出，虽然后人视管子为大理财家，其实管子的着重点是在更高、更全面的层次上，是在所谓的“国民经济”，而非局限在财政问题上，因为国民经济发达后，国家的财政问题也就解决了。何谓国民经济？梁说“管子言为政之本，首在富民”，例如《治国》篇一开头就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原因很清楚：一民贫则散亡不能禁，二民贫则教育不能施，三民贫则法令不能行。而民贫的原因有六点：
“一曰由生产之不饶，二曰由君上之掊克，三曰由豪强之兼并，四曰由习俗之侈靡，五曰由金融之凝滞，六曰由财货之外流。”（页52）
这是清晰有力的界定，把管子的关怀与思维简洁地勾勒出来。接下来他要界定何谓“国民经济”，但梁的论点甚有可议之处。“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页52）
这段话的前半段基本上可以接受，但梁说斯密的经济学说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看起来好像斯密是个人经济主义论者，把个人的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次，若这是不好的学说，何以会有“益于人国者虽不少”呢？梁对西洋经济思想史的理解不足，这不是他的专业不应苛责，但看过严复译斯密《原富》（1902，即《国富论》）的读者，心中难免置疑：斯密的书名表明是在追求国家之财富，何以梁又说是“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呢？
我们现在知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正是英国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重商主义是16-18世纪，西欧诸国实行的经济政策之通称。这个名词其实不够精确，因为，葡、西、英、法、荷诸国的重商主义内涵各异，若用一个共通的现象来描述这个经济政策，那就是：国家通过（关税等）保护政策，经由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来累积国家财富的经济政策。国家的财富表现在贵重金属（金银）的数量上，所以要尽量争取贸易顺差，以累积金银（国家财富）。斯密之所以反对重商主义，是因为那套经济政策过度利用国家的角色，来干预经济的运作。其初始目标虽在增进全国的经济利益，但在保护政策的措施下，政府的功能犹如一只“看得见的脚”，在妨碍市场机能的自然运作。此外，这套干预、保护的经济政策：（1）明显地维护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利益团体；（2）干涉私人部门经济活动的自由；（3）一味追求贸易顺差，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敌对；（4）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利，须有武力保护商业活动与殖民地，导致军事花费过巨；（5）因而使得英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
斯密在《国富论》的第4篇，主张让每个经济“体”自由行动，因为他们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时，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和，使全国的经济利益会比一只“看得见的脚”在干预时，来得有更长远、更高的经济利益。总之，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反对的，不是重商主义所追求的国富目标，而是反对在此项目标下，政府的干预过程与后果。他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大同世界主义者，他是个理性的国民经济利益维护者；他的经济政策，简约地说，就是减少干预的自由经济政策，基本的动机还是要维护英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以上论点详见布劳格（1997） 第1、2章]
梁一方面对斯密的学说有上述的误解，另一方面又用不恰当的“进化论”，来说明国民经济必然优于斯密式的个人主义经济。他说：
“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家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页52）
梁一直没说明他所谓的国民经济，是由哪些人、在哪些时代、在哪些国家提倡或实行过，而只说“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而这种政策管子在两千年前就主张过了。我们先看：（1）梁心目中的管子有哪些特殊的观点；（2）再从梁所提到的西洋经济学者，来判断他是受到哪些近代学说的影响；（3）进而对比管子和这些近代学者的见解，看他们所主张的国民经济是否有相同的内涵。
梁说：“要之，管子之言经济也，以一国为一经济单位，合君民上下皆为此经济单位中之一员，而各应分戮其力，以助一国经济之发达，而挟之以与他国竞。管子一切政治之妙用，皆基于是。”（页53）
《管子传》第11章第5节，提到“德国硕儒华克拿氏”三次，他的著作在19世纪末的日本甚有影响力。梁说华格纳的学说，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而他的财政观点，竟然与两千多年前的管子不谋而合：时间上隔了两千多年，地理上隔了几大洋，而基本论点竟然如此互通。梁在日本读了他的著作，兴奋之余以大气力用现代语言重新诠释管子，并借以论述：（1）若中国要迎头赶上“大昌于天下”的财政学说，其实不必外求，只要切实施行老祖宗的法宝即可；（2）借机表明他对德、日国民经济学派的认同，以及对英国斯密式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不能认同。梁的这种立场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德、日、中这类在19世纪中末期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对经济霸权的英国有一种难以认同的倾向，原因如下：19世纪初期的德国和19世纪中后期的日本，经济结构上还是以农业为主，社会保守意识甚浓。《国富论》反对重商主义、提倡自由贸易的说法，在英国自有其社会因素和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支持，此书后来对1770-1870年自由经济的兴盛也有间接之功。但那套世界经济自由化的理论，只对英国有利，对工业较落后的德、美、义、俄、日诸国而言，因为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英国竞争，很自然地就兴起保护主义浪潮。其中以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所提倡的“国民经济”最具代表性。
李斯特在《国民经济学体系》中明确指出：日耳曼诸邦的经济还停留在农业阶段，工业结构幼稚脆弱，在无法与外人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又相信斯密等人的国际自由贸易说，则必因工业的倾覆而败亡。李斯特并非完全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各国应据各自的经济状况调整政策，先顾虑“国家”的经济自立，然后再谈“世界”经济的共荣。他的经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1）先鼓励国内自由贸易，使本国经济脱离原始落后的状态，先在农业上求进步与发展；（2）然后采取保护措施，协助本国幼稚工业、渔业、对外贸易的发展；（3）待国家经济达到某种成熟度时，再采国际之间的自由贸易政策。他认为当时的英国已在第三阶段，而德国和美国仍在第二阶段，所以他极力批评“英国恶毒与奸猾的商业政策”。英国在18世纪主张国际经济自由化，犹如重量级拳王主张拳赛不应依体重分级。中国当时的处境还在第一阶段，而《国富论》是斯密在英国处于第三阶段时期的著作，在学说上和时机上都不合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所需。以中国当时的“病情”，应该去找德国、日本等有过“同病”的医生，开出保护的药方才较合情理。
解说了梁为何在基本立场上认同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派，接下来看他屡次引述的华格纳，在财政与经济学说上和《管子》有哪些相通之处，竟然会让梁这么有共鸣感。根据周宪文（1972）《西洋经济学者及其名著辞典》页1053-1055的介绍，华格纳是“德国经济学者、财政学者、统计学者。1835年3月25日生于Bayern的Erlangen。1853-1857年，在Gottingen及Heidelberg大学习法律学及国家学。1858年，Wien商学院成立，被聘为经济学及财政学教授。曾以各种身份参与货币、银行、金融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工作。1863年转任Hamburg大学教授，1868年转任Freiburg大学教授，1870年转任柏林大学教授。……他还有下面许多主张：扩大扶助措施，缩小土地所有权，公平课税，设置产业法院以解决工人问题，提高劳工阶层的道德及宗教教养。国家不能听任个人自由行动，国家的活动不限于维持秩序，国防与保护自由及财产，更要保护老幼、妇女、残疾及工人；这是他下的结论。……正统学派经济学者认为财政学只是经济学的一分科，他予以独立而成一独立的学科，致被称为近代财政学的建设者。这可说是他的最大功业”。华格纳的代表作是《财政学》（Fi-nanzwissenschaft，1877-1901，4卷），“著者认为：国家是最重要的‘强制共同经济’，而系‘自由交换经济’的补充者与修正者。换言之，国家一方面是权力与法律的维护者，它维持对外防卫与对内秩序，另一方面它又决定生产经济，以谋增进国民的文化与福利。因此，国家必须征收有形财货，以生产‘国家活动’（无形财）；此即财政经济”。
看了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想见，当梁读到此书的日译本时，为何会迅速地联想到《管子》，以及他为何会热烈地回应说：“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页52）其实华格纳的主张，在德国还有个更早先的传统，那就是日本人译为“官房学派”的一套思想，这和《管子》的见解在精神上也有相通之处：“官房学派cameralism，又称计臣学派，是十七八世纪德国重商主义特异发展形态的学术和知识的总称，以王室官房和国库行政为中心，讨论管理费用方法和征收租税方法，为形成财政学的渊源。……1727年，在大学开设官房学讲座后，始构成体系化。唯后期官房学，与前期官房学不同；后期官房学，强调共同的福利，脱离国库至上主义的财政论，确定租税的公共性，并展开课税原则；但在根本上，还是将私有财产看作国家间接财产，国家有利用此间接财产的权利。以如此立场，规定财政学，为利用市民财产增殖和维持国家财产的学问。”（高叔康编著《经济学新辞典》，三民书局，1971：259-260）
以上的解说，是要阐释梁1909年写《管子传》时，在知识上曾受到华格纳著作日译本的影响；在立场上他倾向于德日式的“国民经济”主张，在政策上他认同“官房学派”的做法。他通过《管子传》来表达这些见解，而未说明这几层的转折，一般读者因而未必能领略他背后的心思。有了上述的背景，以下依《管子传》第11章内的节序，分5节分析《管子》的各类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