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项国际经济政策，梁认为是掌握国际物资交换所需的资金。“而其第二次所独占者即金也。天下所有金本不多，……金之大部分，已在齐政府，齐政府钥之不使出，……则齐国境内之金价愈腾，而各国民之有金者，竞输之于齐以求利，若水就下，此必然之势也。……今英国之英伦银行，若因纸币准备金缺乏之故而欲吸收正金，则抬高其利率，使出他国之上，则德、法、美、俄各国之金，滔滔而注入英国。管子惟深明此理，故能以术尽笼天下之金，使归于齐。夫天下之金既归于齐，则各国皆以乏金之故，其金价之昂，必与齐等，或视齐更甚焉！然金价之涨落，恒与物价之涨落成反比例，各国之金价大腾，则各国之物价大贱必矣，于是管子又得施其轻重之术。”（页86-87）
这段话说得漂亮，然而有多少国家能拥有这项优势呢？当然只有处于霸权状态下的齐国和英国了，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此条件，就算知晓这层道理又奈何？
第三项法宝是要掌握基本粮食：“管子第三次所独占者则谷也。谷为人生日用必需之品，其为力固已至伟，而当时兼用之为货币，故其影响于国民经济，视今为尤重。……于斯时也，管子则利用其金以谋独占天下之谷，先出政府之金，以购境内之谷，使齐国境内之谷价，高于邻国，则邻国民之趋利者，自相率辇其谷而输诸齐。……为齐所独占。故以潟卤之齐，其地不产谷者四之一，而常能以多谷雄于天下，齐政府既握金谷之二大权，时其盈虚以操纵天下百物，天下百物之价，遂成为齐政府之独占价格，高下悉惟其所命矣！……要而论之，管子之经济政策，不外以金谷御百物，而复以金与谷互相御。此政策一面用以对内，一面用以对外。……天下各国人民养生送死之具，其柄无不操自管子，予之夺之，贫之富之，皆惟管子所命，然则各国欲不为齐役也得乎？……然则管子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岂有他哉？亦对外经济政策之成功而已。”（页87-89）
解说过《管子》的三项法宝之后，梁提醒读者说，国民经济学派的保护主义理念，有甚可供国人参考者：“近世之言国民经济学者，皆谓一国之中，必须各种产业，同时发达，万不可有所偏废；就中如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尤当自产之而不可仰给于外人。即如现在英国，惟务工商，农业日废，虽已富甲天下，而国中有识者犹忧之。……是知一国之产业，苟有所偏畸，则敌人既得乘我所丰者以困我，又得乘我所乏者以困我，此保护贸易政策，所以为今世诸国所同趋也。明乎此理，则知当时管子之能行此政策以弱四邻，必非夸而诞矣。”（页91-92）梁在此节分述《管子》如何灵活运用这三项国际经济策略，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说明了齐国如何得以称霸天下，但现代读者必有一疑：为何日后齐国会迅速衰落，还有“毋忘在莒”的悲壮情事发生？《管子》的法宝为何不能长久有效？如果只能短期有效，清末是否应该学习《管子》的策略？梁避谈此事，转而在此节末引介国民经济学派的保护主义，提醒说这是要避免列强“困我”的必要措施。这项论点尤其困惑读者：《管子》从未提及保护主义，对外则全是霸权式的作风；但谈到清末现状时，梁又主张采取保护弱国主义的低姿态。
8.8综合评论
梁对《管子》的推崇跃然纸上：“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呜呼！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孔子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太史公曰：管仲之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是以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呜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页2、98）
梁的推崇盛情感人，但也常有过誉之处。以《管子传》第11章的末段（页93）为例：“管子虽用金币以操纵天下；然其筹国民经济也，以金币为手段，而不以之为目的。盖以金币与财富，截然不同物也。此义也，欧洲学者，直至十七世纪以后，始能知之。而管子则审之至熟者也。”这层道理其实也无多大奥妙可言，现在西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非常丰富，大家都知道欧洲学者早在17世纪之前就了解这项基本原理。“没有”和“不知道”是两回事，梁时常以“不知道”为“没有”。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应用在下面的说法上，我们不必对他太计较：
“又货币价格之与物价必成反比例也，货币数量之与物价必成正比例也，此义直至斯密亚丹始发明之，而管子则又审之至熟者也。夫以当时并世之人，无一人能解此理，无一人能操此术，而惟管子以宏达之识密察之才，其于百物之情状，视之洞若观火，而躬筦其机以开阖之，安得不举天下而为之哉？”
《管子传》的读者会有一项基本的困惑：梁之所以大力挺介《管子》，用意很明白，因为那是齐国据以称霸天下的经济策略。梁在1909年写此书时，目的是要能对中国经济提供救亡图存的药方。然而清末的颓势和管仲主政时的齐国，在国内经济结构上已有天壤之别，在国际经济地位上又有刀俎与鱼肉之差，所以《管子》的经济策略显然不适用在清末。梁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在日本时接触到德国官房学派和国民经济学派的著作，这是德国在18-19世纪尚处于国际弱势时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外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内行扶持民族工业，并把重要的生产资源国家化。梁认为这套在德国、日本广受欢迎的政策，要比主张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的英式政策（以斯密的《国富论》为代表），更适合清末的情境。
然而，（1）《管子》是霸权式的经济手法，（2）德、日的国民经济学派却是弱势国家自保的初步手段，（3）《国富论》是英国在经济霸权时代的著作。梁的困扰至此已清晰呈现：若要以脚踏实地的方式救亡图存，那就要采取德、日的弱势作法。但他又不愿意明白地解说国民经济学派：（1）不光彩的历史背景，（2）各项较卑微的顾虑，（3）所采用的较低下策略。梁避开这三项弱点不谈，而把焦点集中在：（1）以情绪性的语言批评斯密的理论，（2）以推崇的态度，强调国民经济学派与《管子》相通的特点：把重要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有相当的权威可以调配重要物资、调控物价（轻重术）。这是一项奇妙的转折，但他不作任何解说。敏锐的读者也能在书中感受到：梁虽然大力推崇《管子》，但《管子》内的主要手法并不适合清末中国。以下简要地综述前面诸节内已提及的三个例子。
（1）在第11章第4节“调剂分配之政策”（即第8.5节所讨论的轻重术）内，梁介绍《管子》用调控货币数量的手法，来掌控调度全国资源，他提出三项批评（三个缺点），结论是：“由此言之，则管子所谓币乘马之策，决非完备而可以适用也。”（页68）更广义地说，轻重术是《管子》的核心概念，既然“非完备而可以适用也”，那么梁希望读者从《管子传》得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呢？
（2）《管子》的核心政策，梁既明知“以今世之经济原则衡之，其利诚不足以偿其弊”（页71），为何他在下一节（第5节财政策）中，又大篇幅地介绍盐铁专卖政策，并说明“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但又说“铁官之置，……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弊；若盐，……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页77）。
（3）再下一节（第6节国际经济政策）中，梁主张要独占本国的特产，使“我虽十倍其值，而人莫能靳矣”（页86）。但除了丝茶之外，我们看不到中国还有哪项特产品具有此能力？同时，他既批评英国的经济政策，但又羡慕“德、法、美、俄各国之金，滔滔而注入英国”（页87）。梁既反英崇德，希望中国学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派，但为何德国的黄金会滔滔入英呢？为何要弃强学弱呢？
以上未曾一言谈及梁对《管子》的内容理解是否正确，而着重在其论说的义理与逻辑上的纠葛。这本《管子传》是梁“旬有六日成”，“述之得六万余言”，他希望“爱国之士，或有取焉！”（自序与页3）。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以经济思想史的观点重读此书，得到三个观感：文笔方面情绪高涨，内容方面动人听闻，手法方面自我矛盾。
8.9附论：《王荆公》
8.9.1视角
据《年谱长编初稿》（页265）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梁36岁，“是岁海外事业皆濒危机中……正月政闻社本部迁上海，……三月计划开办中之《江汉日报》与江汉公学，以经费困，暂缓开办。七月清廷谕令查禁政闻社”。“是岁先生由横滨迁居兵库县。……同年先生为《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22章，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此外先生为文甚少”（页295）。梁在此书的“例言”和“自序”内，说“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于是发愤取《临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在文集笔记数十种以与《宋史》诸志传相参证，其数百年来哲人硕学之言论足资征信者籀而读之，亦得十数家，钩稽甲乙，衡量是非”，“属稿时所资之参考书，不下百种，其取材最富者为金溪蔡元凤先生之《王荆公年谱》，……凡二十五卷，《杂录》二卷，成书时年已八十有八”。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重读此书，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冗长枝蔓，梁在“例言”的最后一段也自承：“本书行文，信笔而成，不复覆视，芜衍疏略，自知不免，……”梁屡屡长段俱引，述多于作，评多于论。
第二个感受是梁的立场鲜明，几乎无保留地辩解与赞叹王安石，这反而容易引发读者的保留态度。此书长达208页，与财经政策直接相关的是第10章“荆公之政术（二）：民政及财政”。王安石的作为与成就，在两宋财政史的研究中已有很好的析述，例如曾我部静雄（1965）、周藤吉之（1969）、东一夫（1970，1980）、帅鸿勋（1973）、漆侠（1979，1987）、叶坦（1990，1996）、汪圣铎（1995）。此外，中国和日本都有不计其数的单篇论文，作了许多个别的分析，例如梁庚尧（1984）。
在这些丰富的文献中，东一夫《王安石事典》（1980）的编排方式最方便查索引用，内有：（1）与王安石主要相关人物的图片；（2）说明各种对王安石评价观点的变迁与异同处（第2章）；（3）评述1978年之前的主要相关专著和论文，含中、日英、德语多语（第16章）；（4）与变法相关的官制、经济、社会关系等用语之解说（第17章）；（5）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对照年表和对照事项（第15章）；（6）王安石登场的时代背景（第3章）；（7）各项新法的内容解说（第4章）；（8）王安石政权的结构（第5章）；（9）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相关的人物小传（第7章）；（10）元祐党人传略（第13章）。以上种种，以及未在此详列的诸多事项，都以方便查索的事典形式编排，可说是1978年之前相关文献的大汇编，对研究者而言至今仍相当有用。
王安石与宋神宗开始拟议新法，是在熙宁二年（1069）二月所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年49岁），翌年十二月荆公任宰相。
熙宁七年（1074）四月，他首次罢相（54岁）；翌年二月再度任宰相，至熙宁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罢相（56岁）。神宗朝的新法，一直施行到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为止：司马光在同年五月拜门下侍郎（副相），翌年（元祐元年，1086）任宰相，尽罢神宗朝的各项新法（同年三月王安石逝，66岁；九月司马光逝，68岁）。
所以若把主题放在王安石本人的财经政策上，则应把本章所议论的事项时间，限在熙宁二年（1069）和第二次罢相的熙宁九年（1076）之间，也就是新法初行的前八年。
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新旧党之间的各种对立言论与作为、民间对各项新法的诸多反应，已都有很详尽的研究。我在此只能写简要的附论，原因是：（1）梁对王安石的财经作为，并没有在具体问题上作深入分析，也没有提出财经政策上的新洞见；相对地，由于梁的主要目的是替荆公洗冤辩诬，所以立场鲜明偏颇，格局上还是没跳脱出“党争”式的论述。（2）学界对王安石的新法与北宋财政问题已有很详尽的研究，我对神宗时期的新法素无研究，在文献已相当丰富的情况下，再投入心血的意义不大。（3）所以只能整体地评议梁快笔速写的传记是否合乎情理。
我的要点放在看梁如何通过对王安石的赏析与辩解，显露出自己的认同路线与作法。梁着墨最浓之处，是与王安石最直接相关的三项财经新法（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相对地，梁对农田水利政策、方田均税法、漕运等则三项较少发挥（页86-87，每项不足一页）。保甲法（页97-106）虽然和财经有间接相关之处，但梁说“荆公行之之意在整顿军政”，所以和“省兵、置将”、“保马法”一同安排在第11章“军政”内。整体而言，我认为梁在此书内所表达的深度有限，笔法上和党争的手法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