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的经济学界，基本上还是在学习、吸收欧洲经济学的阶段，此时期的日文著作大致是以“二手传播”的内容为主，谈不上有重大的学理创见。梁在这个薄弱的基础上，间接吸收了欧美的经济学理，再向中国读者作“三手传播”。就算现在能逐一复原梁的“日本经济学泉源”，那最多也只是找到“二手转播站”而已。
厘清了“二手传播”与“三手传播”之间的关系，真的对理解清末民初的经济问题那么重要吗？
12.2经济见解
整体而言，梁对个别的财经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不易把他归类成属于哪一派的路线，或是说他的主张于哪种主义或学说，这是和孙文很不相同的地方。所以最好还是从个别题材的角度，来理解梁的经济主张，不要随意把他归入哪一派或哪一种主义。或许梁自己会认为：以他当时对各种经济学理的知识程度，和他对各种经济问题的掌握深度，基本上是属于现买现卖的层次，还没有资格也不敢肆意谈论主义或路线的问题，或许这正是他对孙文和《民报》人士反感的原因之一。
如果不细评梁所主张的事项在逻辑上是否严密，在中国的环境上是否真的可行，则从他的论述大概可以归纳出几个方向：（1）主张中国应跟上世界潮流，改采金本位制；但迫于事实，只好暂采虚金本位：对内行银本位，对外行金本位。中国的币制必须迅速统一，币制改革所需的经费，可以借着发行内债或举外债来支应。（2）他对财政改革的效果过度乐观，在国家预算的编列上，也常有不切实际的评估。（3）对外资与外债问题，梁客观地理解到它们对中国的重要性，但强调要能主动地运用外资与外债，而非被它们所宰治。他对公债的功用有很高的期盼，希望能得到和日本一样的成效，但几次实际的经验都让他感到失望；他入阁后也想在公债上有所作为，惜皆不果。（4）在工商实业方面，他希望能扶助民族大资本家，把生产和营销两个环节结合起来，最好能达到美国式托拉斯的规模，这样才可以在国际上生存竞争。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做到和西欧重商主义鼎盛时期一样，摆脱被列强商品宰制市场的困境。所以他要仿效德国式的保护政策，逐步发展民族工业；也希望国家能有较强的统一指挥权，全国一心在工商业上集中力量，走入国际舞台。（5）反对中国采社会主义、土地国有、集体主义的路线。他所说的国家主义、重商主义，是针对中国工商业在国际市场的政策发展方向，不宜因而扩大解释为：梁认为整体性的国家经济或政治方向也应采取这条路线。
整体而言，为何他在论述货币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内外债问题、反对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论时，表现得较精彩生动？那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急迫性，有具体的议题可以提供意见，同时又有人和他的见解相异，或对当时的政策措施不满，所以就激发了他的强烈争辩性。相对地，他对工商实业、国家经济、经济思想史等问题，就没有展现出这种效果，原因正好相反。
陈独秀曾评梁的文章“浮光掠影”，梁也曾自嘲“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梁的文章在知识界甚具影响力，严复曾说梁的笔端“搅动社会”，这是公认的事；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用现代眼光重读梁的经济见解，真有那么肤浅的感觉吗？大体而言，不但不会，有时还很能感受到一些力量。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梁所说的大都是具体的弊病与实情，而非抽象深刻的推理。既有弊端，那只能搅动社会的笔端，就能发挥很大的功能。尤其清末经济病弱，可批评之处太多，只要能抓住事情的要点，佐以东洋和西洋的实例来当作“照妖镜”，再加上锋利锐笔，文章通常就很能构成力量。所以不完全是因为梁的经济学理透彻，也不完全是他对经济政策的理解高超，而是对手太弱，有中等以上的事实理解，再加上一只上等的利笔，大概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也有人批评梁的著述“浅学动人”，说他和胡适一样，都有热情感人的笔锋，但在学术建设上的深度不足。依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譬喻，梁是属于“知晓多事”的狐狸，而非“深知一事”的刺猬。梁确是一只狐狸，而且还是超大型的。
这种性格也充分展现在他的经济论述上：跟着时事走，能立刻掌握问题的要点与特质，迅速吸收日文相关著作内的学理、观念与推理，适切地应用在他所处理的题材上。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他的经济论述，困难度并不高，因为他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解说性的、策论性的、化繁为简、对比诸说为主。从他赴日之后到逝前所写的最后一篇财经文章，基本的手法都没变。或者甚至可以说他有一套隐藏性的公式，这套公式性的手法是稳定的，所变动的是题材和因之而引发的见解与主张。所以我们可以说，就算具备现代的眼光和拥有较好的经济学理，也不容易从梁的经济论述中萃取出概念性的结晶。
12.3与严复对比
相对于梁的文笔清晰、论点犀利、问题明确、老少咸宜，严复在论述经济问题时，所用的文字既古奥，说理又过于简要，文体也太浓缩，似乎是只打算给程度和他相当的人阅读。而跟得上他文义的人，对西洋经济学说却又陌生，东减西扣之后，真正能理解严复经济译述的人恐怕有限，还要劳烦梁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第9章内，综述《原富》的旨要，来替中国知识界当这本世界名著的向导。
在20世纪初期，严所译所著的经济论述，在中国知识界内被接受的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样样都远不及梁。但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状况却颠倒了过来：严的译述还很值得重新分析、重新理解，而梁的论述却大多随着时代而飘逝了。论才，梁比严高；论情，梁比严敏感、热情、敢言、敢为，为何严的文字反而更经得起时代考验？原因很简单：梁所论所辩都是一时一地的题材，很少有深入的学理要传达，在手法上大抵是从日文的财经著作吸取架构性的观念，然后把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纳入这套解说体系，再佐以个人的见解与笔锋。
梁的经济论述和严的译作相较之下，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在论题上梁几乎都是对经济时事问题的表白，他所处理的问题看起来相当抢眼，但时空一过就不易引起深度的兴趣，因为从他的论述里，很难提炼出一个或一组能概念化的命题。而严所译案的《原富》是一本世界级的经济名著，是一本在不同文化、不同时空环境下，都有大量读者的思想巨著。严译此书，以及他在译书时所插入的长篇“案语”（约310条6万余字），对全世界研究斯密的学者，对研究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人士，都是一本不能忽略的“作品”。换句话说，严所译述的《原富》，在文本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对话效果，在问题意识上产生了新的可能性与析论的空间。而梁的经济论说，本质上是一时一地的个人见解，不容易引发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共鸣。
探索梁的经济论述，不易产生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意识，也不易增加我们对那个时代经济史的洞识。
严译《原富》之所以在一个世纪之后仍会引起注意，那是因为从学理上大家有兴趣知道两件事：（1）在中文词汇和概念都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他是用哪些词语和“思想方式”，把斯密的论点和西洋经济学说介绍给中文读者的？（2）从追求中国富强的角度来看，这本以提倡“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最小政府”为主旨的《国富论》（1776年初版），对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界和决策者，以及对积弱的中国经济，产生过哪些影响与作用？这两个问题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为也可以拿来问日本、俄国、西班牙、德国等当时还是属于发展中的国家，看他们当初是用何种方式翻译这本名著，以及各国各派人士对斯密的经济学说，有过哪些不同的回应。这些问题，我试着在《亚当·斯密与严复》（赖建诚，2009）内回答了。
从两个角度来看，严复命题都比梁启超命题更有挑战性：
（1）梁的经济著述，只要从各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分辨出他的主旨和方向；只要能跟上他的议题，就可以找出他的思路主轴。反复几次之后，几乎就可以猜出他对不同题材所要提出的论点。严的状况不同，他是边译边论（我称之为“托译言志”：译到某些段落，他若有话要说，就插入一段案语，用来解说或辩驳或陈述己见）。这种文体对研究者构成困扰，需要有较好的想像力和组织力，才能把严复散布四处、东隐西藏的见解，整理出一套条理的解说。
（2）梁的说理清晰，阅读上很少有义理方面的困扰，而严正好相反：斯密书内有太多名词和学理，当时的中文难以精确地表达，严只好自创新词或用中国的观念来比附；更折磨人的是他的文字古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后来的研究者要用相当的心力，才能勉强理解严的文理，才能对比出他在何处以何种形式误解或扭曲了斯密的原意。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的细节障碍，对研究者而言，所需的心力与所需具备的背景知识，都要比研究梁的经济论述困难许多。
简言之，从命题的趣味度、世界性的对话度、具体技术问题的挑战度来看，在分析梁的经济论述时，会感受到这是比较简易的题材，较无智识的兴味，或甚至是“咀嚼无复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