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淼孙
摘要：美国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指导思想下的“国家危机学说”，有效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美国崛起之际，借鉴其高等教育强国的一些经验，洋为中用，走中国特色之路，对我国高教强国战略的成功实施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政治论；国家危机；高教强国；美国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只有短暂的几百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其中最早的一个建于1607年，最晚的一个建于1732年。但就是这个年轻的国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总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代表最高水平的一流大学。1860年它仅仅是一个落后于英、法、德的工业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在经济上已经赶超了英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据统计，2001年时，美国人口虽然只有2.85亿，[1]
但它的GDP却达到了7.966万亿国际元，人均GDP达到27948国际元。
美国的崛起是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象征文化因素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公元11世纪到现在，历史表明，哪里有一流大学的兴起，哪里就有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兴旺。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虽然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但是在经历了近代的屈辱和沧桑之后，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只有以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借鉴强国经验，吸取教训，“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中华民族方能傲视群雄。
本文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的哲学指导思想为基点，从国家危机学说的视角，来审视美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动机和原因，以期对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一、政治论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强国指导思想
美国的高等教育源自于1636年哈佛学院的创立，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完善和发展。在高等教育指导实践的认知上，曾产生过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但关于高等教育为什么存在及发展的哲学指导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趋向于把“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力求了解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探讨深奥的学术知识；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主张“人们探索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2]，即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主要是政治论的，当时的学院和大学被视为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农业和工程职业技术的发展，标志着政治论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的兴起。19世纪爆发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知识产业”大学的出现，其提供的学术知识发展了工业生产上的奇迹，减少了生产时所引起的弊端。结果，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再一次压倒了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2]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实施了战时高等教育计划，即为战争培养大批急需人才，如青霉素的发现，核武器研制的成功等，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得高等院校演变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成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也为战后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的盛行夯实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与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前途息息相关。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的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2]，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的影响日益深入，持久。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其哲学指导思想始终是由政治论主导，也即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的作用，强调大学为国家政治服务。尽管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在美国高校占据统治地位，但从长远来看，其政治论的哲学基础始终占统治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高等教育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即强化大学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服务功能，强化高等教育的强国功能。
二、政治论为主导的国家危机学说
所谓国家危机学说，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和广大公众经常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视为关系国家安危以至于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性因素。[3]从建国初始到世界超级大国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始终奉行着“政治论为主导的国家危机学说”，“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高等学府”。[2]美国将社会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羁绊求助于高等教育来解决，凸显了高等教育在治国安邦方面的重要性。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政治论为主导的国家危机学说对美国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首先，建国初期的国家危机学说。在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之后，美国获得了自由和独立，并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已经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但我们还需要在原则、观点和行为上来一场革命，从而适应于我们业已接受的政府形式。”[4]此时的美国高等教育相当落后，基本上是私立性质的，并由教会组织把持。因此，美国急需颁布国家教育法，渴望建立真正的美国教育，涤除旧的君主制的一切残余，培育出富有凝聚力的、独立的国民。为了保持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政权，它呼吁建立示范性教育，以自由和博学来教育世界。教育的核心是新科学，帮助国民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的永恒法则，建立一个富有理性、合乎道德真理的社会。它认为这种教育体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在这种政治导向为主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联邦政府加大了教育的投入，于1876年创立了基于德国柏林大学基础上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到南北战争前，全国27个州已有25个州建立了本州的州立大学。[5]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进运动”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此时，美国社会问题，如移民冲突，种族歧视等，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
统一思想，缓解社会矛盾，迫在眉睫，这些都取决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在这种境况下，美国政府于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通过立法的形式，拨款赠地资助各州兴办农工学院，也称赠地学院。有效地解决了大学办学资金来源问题，缓解了社会矛盾，充分利用了各州廉价的闲置土地，使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