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成功的例证。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引领下，北京大学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学校改造、50年代的院系调整和90年代的985工程，先后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跨越，其前提就是把握时代机遇，重视高校的战略发展理念。成都武侯祠有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表明了审时度势之重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没有办学自主权，多数高校战略意识不足。周济部长在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期间，非常重视战略发展理念。在分析学校实际所处背景与优劣势后，提出了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确立了“育人为本、学研产三足鼎立”、“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相融合”、“突出特色的综合化”、“开放式国际化”等理念，[12]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使学校获得了跨越式大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空前高涨，知识、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新世纪，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这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战略，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客观要求。增强我国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建设能代表我国高等教育特色与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办学中要有大视野、大智慧和大手笔，将办学者的教育信念合理地转化为办学理念和战略构想，认真分析大学所处的地域、环境及时代要求，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战略发展理念。
（二）把握规律性：以学术的逻辑全面协调政治、市场与教育的关系
高等教育具有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使命，遵循着独立于外在现实需要的学术逻辑。但这种独立性不是无条件的：它既要受制于政治决策，又不可逾越经济规律，而必须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并适应社会为高等教育提供的物质条件。这些约束条件往往使高等教育独立性的逻辑前提变得模糊不清。
涂又光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政治强调“力”，经济注重“利”，而文化突出“理”，高等教育之应有地位在“理”中。必须承认，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都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但教育的知识、学术、文化等内在属性也同样不可忽视。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曾告诫：“为国家利益服务不等于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他们设法向统治者们表明：恰恰是这种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才更符合普鲁士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根本利益。[13]高等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必须以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
当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干预过多，大学自主性缺乏，学术自由精神不彰，大学自治与社会需求、政府干预之间缺乏“必要的张力”。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高等教育逐渐由直接控制转向间接监督，由“管理大学”转向“治理大学”。新的“民主开放的治理型社会”要求政府必须摆脱对权力的片面依赖，主动进行权力让渡，引导高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政治、市场与教育的协调发展。首先，必须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以维护学术自由、保证大学独立价值为基础，建立以发展学术为其内在逻辑的现代大学制度，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减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外部因素，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培养追求真理和科学创新的大学精神。同时，要完善高校自我约束机制，提高学术权力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坚持服务社会，探索面向社会的运行机制，在产学研合作中培养创新人才，以人民的满意为使命，推进高等教育民主化、法制化。
（三）基于本土性：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保持国际视野
立足本国实际、守望文化传统是理念创新的根本路径。正如金耀基所言：“大学像一切组织体，不可能一成不变；变的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钥匙却在变中保有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14]历经百年的高等教育传统具有永恒的价值，只不过在现代社会，这种永恒价值需要我们有一种“文化自觉”精神使其“祛蔽”而“返魅”。
费孝通先生在反思一生学术研究时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5]传统文化中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形成一种强大的惯性，既可能成为教育理念变迁和教育改革的阻力，也可能具有某种缓冲价值。这就需要我们以“文化自觉”为先声，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保持开放的国际视野。美国能成为当今高等教育强国，正是源于其开放的心态和善于学习的精神，不仅将他国的成功经验拿来借鉴，而且将其制度化了。本土的理念就其理论价值而言应该是全人类普适的，必须在创新本土特色的同时坚持国际化，体现其普适性。高等教育理念自身并非超功利的纯粹精神，它的背后反映了大学利益相关者各自的价值追求。因此，探索高等教育理念要重视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充分吸取大学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智慧，根据科学发展的需要，围绕人才培养，形成自己的理想、信念，从而在实践中生长出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总之，迈向教育强国之根本，在于让高等教育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
（四）合乎目的性：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系统，其最高目的在于发展自由精神，达臻自由个性，实现自由人格和心灵的自我解放。而今，高等教育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使得大学不再可能完全掌控在学者手中，换言之，大学不再是学者的自治团体，其实用目的已远远压倒了人文教化目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最终要落实到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教育发展之基本价值取向，消解社会工具价值对人文价值的威胁，回归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考察六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工具主义价值观和人文主义价值观此消彼长、交替发展，但总的趋势是后者将取代前者，人文主义是科技发达时代的主要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将发展的逻辑起点与终极目标归结为人自身，发展是人的发展，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高等教育必须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来确立自己的独立基础。首先，“人是精神性的存在”，要积淀求真崇实的大学精神，以人的主体发展为目标，培育学生对人与社会的关怀，促进其自我教育；其次，“人是自由性的存在”，自由是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自主办学，实现教育公平，推动高等教育与人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人是创造性的存在”，理念要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创造性，在产学研结合的实践中“育人”，要有利于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及其专业的发展；第四，“人是整体性的存在”，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完整性，将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大力实施文化素质教育；注重通专结合，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
（五）富于创造性：在对错误理念的分析批判中不断创新
现在，仍然有不少理念制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认真疏理这些理念，展开严肃的学术批判，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理念的创新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行及“十六大”为我国带来了三次思想大解放，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对错误观念的分析批判中促进了高等教育理念的创新。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是对前期教育理念的一次大批判，将高等教育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带入了良性的发展轨道。20世纪末，市场机制激起了理论界对“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具有产业属性和文化属性。而产业化引发的是教育公平的失位，民营教育的活力仍无法释放。2005年国家明确了教育的“公益性”地位，通过理论批判使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得以彰显。当前，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理念使人们陷入了现代教育理念的选择性困境：学术和政治、求真和求用、自主与控制、社会与个人、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变革等关系如何处理？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适应”还是“超越”？凡此种种，无不需要有批判、反思和质疑精神，从比较、问难与辩论中产生理性认识，既不盲目跟风、简单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又不墨守成规，无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植根于本国国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潮中始终保持批判性的眼光、跨越式的步伐和独树一帜的强者风貌。
大学的批判精神，源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要以其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精神向度和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从普遍的人文关怀出发，通过对理念的批判创生新的价值观念，为变化中的教育秩序提供内在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整合基础，使高等教育得以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纠正和自我定位。而只有通过学术争鸣，才能纠谬返正、去伪存真，接近理念的本质。总之，批判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则是在科学批判基础上对现实的超越。我们要在分析批判中不断厘清认识，打破思维定势，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高等教育理念，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