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仲和
摘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建设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教育理论强国的标准是本土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教育科研和教育理论的大繁荣、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家的涌现以及科学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广泛学习、普及和应用。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建设的关键是教育科研的进步和教育理论附加值的提升。为此，建议一要启动“中国学派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工程”和“教育基本理论学习、研究与普及工程”；二要提倡静下心来认真读书想问题，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三要以课堂教学为抓手，进行细致的教育实验。
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教育研究；教育理论；思考与建议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化指标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攀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21世纪初，高教理论界发出了“未来的中国，不仅要力争成为高等教育强国，而且要力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强国”的宣言。[1]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不仅要力争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强国，而且还要建设高等教育理论强国。
一、建设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
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是一个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也应该建设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这既是战略目标更是战略选择。
（一）规模发展走向质量提高的需要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要有规模指标，而且还要有质量指标。
规模指标。为了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差距，“专家们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一是初步实现教育现代化；二是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三是基本建成人力资源强国”[2]。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教育指标，“教育现代化最重要的数量指标是‘教育综合入学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此外，还包括职业能力发展水平和继续教育发展水平[3]。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在教育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教育规模、教育投入、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产出等主要指标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建成世界最大的、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强国。”[4]
质量指标。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尤其要关注人文标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教育理论强国建设等三个质量标准问题。原因有三：一是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包括专业标准和人文标准两个方面，在人才成长中强调为人、为学两个方面的教育，特别要解决人文标准和为人教育被忽视的问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拔尖创新人才缺乏，集中反映了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拔尖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层出不穷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三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和质量提升，需要在具有本土特色的相对独立的教育理论体系指导下，回归教育本身，艰苦细致、常抓不懈，从教育教学的基本问题做起。
（二）高等教育研究大国提升为高等教育研究和理论强国的需要
研究即“穷究事理”[5]；研究“今谓用科学方法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6]。理论即“说理立论”[5]；理论“指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6]。据此可以认为，研究是过程，理论是结果。研究是状态，是可以用制度化指标表征的；理论是概念、原理、知识体系，是事实、实践的概括与升华，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有“真正沉静下来，耐得住寂寞，”才能创造“那些来源于真实的教育生活，同时又是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活的”伟大成果[7]。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与高等教育研究大国’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强国’不仅要在高等教育机构、组织、人员、成果等量的指标上继续保持领先，更重要的是要在整体研究水平、效益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究成果不仅适用于国内高等教育，其中若干理论和观点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1]
研究了并不等于就出理论了，出理论了也不等于上着天了、下着地了。研究与理论的关系凸现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提高研究水平和效益；二是研究结果即理论要能够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活、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三是我们的理论和观点要有自己的“论”和“说”，要有自己的传世名著，要在世界高等教育理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高等教育研究大国不等于高等教育理论大国；高等教育研究强国不等于高等教育理论强国。厘清了这一内在的关系，我们就能更好地回应从高等教育研究大国到建设高等教育研究强国和高等教育理论强国的这一崭新命题。
（三）破解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困境的需要
朱永新最近提出：“中国教育科研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7]它的提出缘于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两方面的困境，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两者是不能决然分开的。经验来自于实践，经验不等同于理论，理论是超经验的，实践是需要理论指导的。
破解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困境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教育教学改革既需要艰苦持久的实践，又需要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导引，需要对教育教学的探索与改革、认识与做法进行理论的概括与提炼，强化理论意识，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以形成气候与体系。二是教育理论研究需要“走出书斋，走进生活，走进教师与学生的心灵”[7]，投入到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操作中，改变教育科学理论与思想的滞后与弱势，在大学校长、教师和管理者中普及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的科学成果，增强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也就是说，破解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的困境，需要校长、老师和管理者做有研究气质的教育实践者，专家学者做有实践精神的理论研究者；需要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学习教育理论，理论研究者关注、参与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这种需要渴望着能够影响和改变我们教育生活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这种渴望需要建设教育理论大国和教育理论强国。
二、教育理论强国的标准
建设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教育理论强国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本土特色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
既然理论是结果，是体系，那么理论体系是更加完整的理论，既有点，又有面，比较成熟，经得起实践的验证。教育理论体系不能仅仅是分散、孤立的思想、观念，而且应该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概念、原理的体系”和“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上，而且应该能够影响和改变我们教育生活、教育实践。
要摆脱旧的、舶来的体系和模式，走出“越讲越具体，越讲越没有理论”[8]的怪圈，就要处理好学习与创新、引进与继承、借鉴与转化之间的关系。
对国外理论与模式的一知半解、食洋不化、以偏概全、盲目接受是不可取的，但对于符合教育规律的概念、原理以及理论体系确实值得借鉴。譬如关于教育哲学问题。如何理解杜威的“哲学是教育的普通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这一命题？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教育学的思想来源于古代哲人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思想”[8]，赫尔巴特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是近代美国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作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的叶企孙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二是不仅欧美教育哲学的各个流派在诸如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以及课程等方面都有着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而且就连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的学说都有着明显的哲学基础或哲学背景。“概念统一性较差”实际也从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坚持本土特色的同时还要学习、引进、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
坚持本土特色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借力于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继承百余年来我们自己的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的优秀成果，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发展之路，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国的大教育家，从孔子、孟子到张之洞、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以及60年来新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只有在学习与创新、引进与继承、借鉴与转化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和形成中国本土特色的或中国学派的教育理论体系，只有在构建和形成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才能建设并且成为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的强国。
（二）教育科研和教育理论的大繁荣
顾明远先生用“教育科学的百花齐放”来表征改革开放30年“教育科研的繁荣”[9]。教育研究和教育理论强国的建设是与教育科研和教育理论的大繁荣相伴生的，而大繁荣的教育科研和教育理论也一定是百花齐放的。百花齐放一定是许多许多、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教育科研和教育理论的“花”，不仅是机构、人员、刊物、成果（论文、专著等）以及项目、经费，而且更重要还应该有各种理论、各种学派与流派。理论学派或理论流派是不同观点与认识的更高层次或阶段，它们应该自成体系，应该有明显的理论支撑和哲学基础，应该取得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成果。就像没有学派和流派的大学是不可能建成和接近世界一流大学一样，没有学派和流派的教育科研和教育理论也是很难进入大繁荣的境界的。
教育理论与流派繁多是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传统教育学代表的赫尔巴特和他的《普通教育学》、以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代言人杜威和他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以及凯洛夫和他的《教育学》，都对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产生了颇深的影响。[8]当然，这里还应提到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以及当代国外被称为教育学的多样化的众多新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大教育家有着不同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在世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以他和《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