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振元 韩晓燕
摘要：理论和现实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在受到政治决定和影响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政治功能和强大的影响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我国政治建设的进程中，要求高等教育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主要是提高公民政治素养、加强政治理论创新、培养优秀政治人才、加强国际宣传和国际理解教育。
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意义；使命；政治建设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目标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了俄罗斯、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我国高等教育自身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的自觉选择。尽管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认定和道路选择最初源于高等教育内部的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并不仅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国家富强、民族崛起的需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代表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利益所在，更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所在，是历史赋予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政治意义的理论缘起和现实验证
教育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的性质决定于政治、经济制度，同时，教育又给予政治、经济制度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教育的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专业教育，也必然遵循着这一规律。高等教育在受到政治决定和影响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独特的政治功能和强大的影响力。它不仅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创造性的成果和智力资源，而且还能促进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不仅继承和传递知识、经验和文化，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和合格公民的培养，而且还通过各种教学及宣传工作传播社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思想，是重要的社会思想和舆论的传播者；不仅进行文化创新和科学研究，而且促进国际交流并达到国际理解，提升国家软实力。正如布鲁贝克所言，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政治论哲学基础是高等教育政治功能的源起，也是我们探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政治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在理论上所体现的培养合格公民和各种政治人才、政治理论创新、促进国际交流和国际理解等功能，在现实的世界中总可以找到清晰的验证。
（一）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年青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促进了合格公民的培养
传播一定的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法律规范，使受教育者达到政治社会化是社会赋予教育的重任，在这一点上高等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综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不借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传递规定的教育内容，培养具有符合统治阶级意志与政治意识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使之既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又能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从而达到巩固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在促进年青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促进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民培养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反之，忽视高等教育的政治教化功能，也往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英国是一个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和国民素质培养的国家，也是一个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
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在政府规定普通学校8项基本目标中，有4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2]作为现代教育的发祥地，英国人口只有6000多万，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而大学却有100多所，每年吸引了数以10万计的外国留学生。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世界著名大学，其教育质量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每班学生仅有15人左右，采取导师制。在英国的教育体系中，不仅有发达的普通教育，还包括职业技能教育。在英国人的观念中，不是只有读大学才有出息，而是要有一技之长，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感到快乐，就是有价值的人生，这也是支撑着一个完善的英国教育体系的核心理念。[3]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英国人的生活相对稳定富足，社会治安良好。良好的国民素质和社会治安给英国的政治治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大大节约了社会管理和政治治理的成本。
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及随后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开始削弱了学校的公民道德、思想品质教育。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带来的震动，美国政府认识到国家的危机，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科学放在学校教育首位，大大压缩了传播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课程。此背景下，技术至上主义、学历主义对教育起到了支配作用，而把伦理道德、情操教养等内容从教育领域淡化出去。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从1930年至1980年的50年间，18—24岁的青年人犯罪率增长了79倍，18岁以下青少年的犯罪率增长了100倍。从1979年到1998年，美国青少年仅死于枪杀的就有6万人，超过了美军在越南、海湾地区、海地、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中死亡的总人数。美国一份关于学生思想品质的调查表明，80年代美国研究生入学的主要动机是赚钱发财、扬名天下、统治他人，而以献身社会、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种族关系为目的的学生寥寥无几。人们看到，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优越的物质生活，却未能提高一代人的道德水平，造成了“迷惘的一代”，青少年的道德问题使美国的社会基础变得非常脆弱和不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公民道德、思想政治教育又重新引起美国公众和政府的极大重视。乔治.布什在《重视道德教育》一文中指出，学校不能仅仅发展学生的智力，“智力＋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他强调：“必须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计划。”美国近十年相继成立了“品德教育联合会”、“重视品德同盟会”，把品德教育看作是解决国民品性危机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要求在每一所学校都实行品德教育。2002年3月美国发布的“美国联邦教育部2002—2007年工作要点”重申，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新时期负责任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高素质公民。[2]
（二）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专门政治人才的培养
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要为本阶级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现代社会的国家各级领导人才，一般要通过高等教育来培养。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大学已经成为学生形成其政治观念和行为的中心，并对其一生有重要影响。大学的很多课程，都在无形中起着政治灌输的作用。大学中洋溢着的高涨的爱国热情，都有其实质的政治内容。
环顾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的领导者都受过高等教育，高水平大学更是培养政界高级官员的摇篮。据统计，英国从1900年到1979年，先后担任内阁大臣以上职务的共有1499人，其中1033人具备大学学历，占总人数的69.3％。在这批人中，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占66.3％。在美国，从1789年到1953年，约67％的高级政治领导人（包括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具备大学学历，其中，绝大多数毕业于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在日本，1937年在高级文职官员中，有1007名，即73.6％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其中有46.5％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在土耳其，任命高级行政机构职务——诸如总督、副总督的先决条件是上过大学，在高级文职官僚中，有99％是安卡拉大学政治学院和法律学院的毕业生。[4]
另外，世界各国除了利用一些名牌学校培养和选拔高级政治人才外，还十分重视建立各级各类专门的院校，大量培养各种政治、外交、军事、党务等方面的人才。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政治人才的成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没有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级政治人才和大规模政治人才的培养将成为一句空话。
（三）高等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新的政治舆论和理论思潮的产生
学校教育不仅可以把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观念传授给年青一代，对在校学生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情感、政治信念等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借助于学校这个阵地，借助于学校内的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和教材、刊物等媒介，可以进一步地宣传群众、影响群众，向社会上的广大民众宣传、扩散和传授一定的政治思想意识，进而影响政治时局，促使政局发生变化。
政治上的舆论和思潮对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历来为政治家所关注。高校是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集中的地方，他们知识丰富、思想活跃、眼光敏锐、批判意识强，具有超越现实的内在冲动，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责任感，但往往也多少具有一些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因此，学校是新思想、新思潮的策源地和“集散地”，是制造舆论、宣传思想、影响群众的重要阵地，也是社会政治最为敏感的地方之一，是社会政治安定与否的“晴雨表”。从历史上看，许多政治事件都是从学校发端的。如我国的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1960年日本学生团体积极参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运动，导致美国总统取消访问和日本首相岸信介被迫下台；1968年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都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高等教育的发展推进了国际文化和政治交流
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积极推动的一项活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促进了各个民族之间异质文化之间的交锋、理解和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远不是单一的人才培养功能，而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并逐渐演变为发达国家扩张教育市场，灌输和传播代表各自利益的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提升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伴随高等教育发展，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模和途径也不断丰富多样，在推进各个民族之间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
美国是一个极力倡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不论是在教育国际合作还是在人员交流方面，它都位于世界前列。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其全球化发展战略在教育上的反映，它以法规和政策的形式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要求固化和规范起来，使之成为国家意志，从而保持了国际化原则的延续性和稳定性。[5]在美国的教育政策中，不仅主张国内学生加强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民族乃至风土人情的了解，还通过积极在海外创办分校，探索与他国合作办学，大量招收外国留学生以抢占国际教育市场，积极推广美国的思想与文化，不断地灌输和传播本国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提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还非常注重采用种种优惠措施吸引优秀人才。美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不仅为其培养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人才以满足美国充当国际领导角色的要求提供了便利，还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回报和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从而最终巩固了美国世界强国和全球化霸权的地位。
英国也是一个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推进高校国际化的进程。
如大学评估指标采用了国际同行评议、学术人员的国际化程度、学生的国际化程度等体现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他们把发展远程教学、建立跨国大学作为学校发展战略；把加强教学、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高校的重要任务；把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把大学作为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和吸收世界文化精华的重要窗口和渠道。英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不仅为其带来了巨大而直接的经济利益，大大缓解了英国教育经费的紧张状况，而且也促进了异质性、多元化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影响力。[6]
日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日本文部省的教育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于1966年明确建议文部省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并努力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