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维尼尔·拉米亚
Ilavenil Ramiah
引言
艾滋病大肆蔓延三十年，其夺去的生命已经超过了近代历史中任何武装斗争夺去的生命。2003年有300万人死于艾滋病，500万人新感染艾滋病病毒。2003年全世界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口数目总计约有4000万。在成人人口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超过百分之一的地区，艾滋病已经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增加了贫困人口数。此外，在国家军队、警察和维和部队中，艾滋病感染率也特别高，严重影响到国家间和本国国内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
迄今为止，艾滋病蔓延带来的主要的破坏性影响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艾滋病流行感染的情况在亚洲南部、东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国家正越来越严重。据世界银行估计，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所有人口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这些亚洲地区。
虽然亚洲一些国家可能遭遇毁灭性的传染病，但幸运的是，它们大部分只是第二波遭遇艾滋病侵袭的国家中的一部分，而非第一波。其中，第一波遭遇艾滋病侵袭的国家大部分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抑制并控制艾滋病传播需要对公众进行教育，使其了解艾滋病的严重性，同时还需要大规模地动用新的社会、技术和财政资源，也必然包含了政策领域的巨大改变。国家必须迅速地对艾滋病做出反应并规律性地进行调节。这样的改变在大部分国家和人口中实施起来都比较困难，特别是在已经有很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具挑战性。
就此问题，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作为一种提倡针对抑制艾滋病蔓延做出有效反应的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战争情况下或者在如同SARS这样更容易看到的危机情况中，控制艾滋病病毒所需改变的程度以及速度，基本上会被接受并且实施。
虽然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观点十分吸引人，但安全化的过程依然是不确定的。谁是“安全化的主体”？或者说“安全化的行为体”有哪些？艾滋病是一种涉及很深隐私领域的疾病，更因宗教、道德等因素而扑朔迷离，所以怎样才能说服政府成为安全化的主要行为体呢？
既然安全问题必须由政治和政府部门提出，那么公共部门能够单独地对安全化的信息进行有效传播吗？什么才是各种安全化行为体的必要言语行为？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艾滋病问题已经安全化了？本章的第二部分详尽地讨论了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越来越严重的艾滋病感染情况，并阐释了如果对此置之不理，艾滋病传播对人类、军事和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本章第三部分致力于提倡建立一个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框架。
亚洲地区艾滋病传染情况加剧：传染途径
2003年末，在亚洲估计有900万成人和儿童携带艾滋病病毒，除了柬埔寨、缅甸和泰国，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国家的全国成人艾滋病感染率仍然较低。但是，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0.8％）、中国（0.1％）和印度尼西亚（0.1％），较低的全国成人艾滋病感染率淡化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全国感染率也掩盖了严峻的局域化传染情况，该病流行情况已经影响到很多人。例如，在印度三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邦内，产前检查门诊处的艾滋病检测表明艾滋病感染率为3％，甚至更高。一些主要的城市和地区也有报告表明艾滋病感染率高于3％（CIRA，2003）。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注射毒品使用者（IDUs）中艾滋病感染率为35％～80％，在广东省则为20％。
成人感染率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分析家们注意到，在亚洲国家中，即便是全国成人艾滋病感染率，也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有所增长，将打破现在局域性传染状况，蔓延至全部人口中。亚洲第一批艾滋病案例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常是首先在注射毒品滥用者和商业性性工作者中发现，而且在这些主要的高危人群中，艾滋病的加速蔓延被认为是刺激了艾滋病传染到国内的大众人群以及新的国家和新的人群。艾滋病病毒从亚洲高危人群通过“桥梁人群”传染到大众人群中的途径。应该注意的是，在亚洲不同国家中，不同的高危人群和“桥梁人群”的重要性也有很大不同。以下将对亚洲两个具有极其庞大人口的可能遭受艾滋病影响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艾滋病携带者、高危人群和“桥梁人群”的主要趋势进行简要陈述。
中国
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检测到艾滋病病例。中国政府确认了中国三次明显的艾滋病疫情。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个体中，约68％的感染者确认为注射毒品滥用者，其中大部分居住在中国的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10％的感染者因异性性接触感染（大部分确认为商业性的性工作者与其顾客之间性交感染所致）；10％的感染者因不安全的献血行为感染；其余的感染者感染途径不明。
虽然目前大部分艾滋病感染病例发现于注射毒品滥用者中，但最近几年艾滋病感染增多情况大部分是由于商业性性工作产业扩张以及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充当了性工作者和普通人群之间的“桥梁人群”。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大约有1.2亿至1.3亿来自乡村地区的人口迁移至城市寻找工作。这种“流动人口”由年轻男女构成，他们往往缺乏教育并且处于生命中的性活跃阶段，非常容易感染艾滋病。特别是这种“流动人口”中的年轻女性，缺乏经济条件意味着她们中的很多人必须以全职或者兼职形式加入到性工作产业中。目前，中国性工作者中的艾滋病感染率仍然被认为处于较低水平，但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改变，特别是流动人口中有大量的男性，他们有充足的机会接触性工作者，在远离家庭并且较少地受社会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们更有这样做的意愿。中国卫生部估计，2002年有1.32％的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而在广西省和云南省的一些地方，艾滋病的感染率已非常严重，分别达到11％和5％。这些地方的性工作者中，避孕套的使用率非常低（10％～15％），而且对艾滋病传播的认识程度低，相关知识贫乏。随着城市收入的提高，对性工作者的需求也相应增长。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对婚外性问题的社会障碍也放松了。在某一省份的一份对当地商人的调查中显示，其中95％的人承认近期与性工作者发生过性关系。艾滋病传染的迅速蔓延的确可能已经被察觉。在2002年底，中国政府记录了40560个艾滋病感染病例。在2003年9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曹强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提到，当时有84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虽然如此大的增长幅度可能是由于加大艾滋病案例记载工作力度所致，但是根据极有可能保守估计的中国官方数据，艾滋病感染病例的年增长速度在30％。倘若没有干预，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口数目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
印度
预计到2005年，印度会成为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最多的国家。
印度有记录的艾滋病病例中，96％来自印度31个邦中的10个邦。印度有记录的艾滋病病例中，82.6％的感染者因异性性接触感染；4.4％的感染者因滥用注射毒品感染；4％的感染者因血液和血制品感染；1.8％的感染者因母婴传播感染；剩余7.5％的感染者感染途径仍然不明。2003年7月，印度国家艾滋病协调机构的项目主任也承认，“艾滋病不仅影响高危人群或者城市人口，而且也逐渐传播到乡镇地区和普通人群”。正如在中国一样，艾滋病传播至普通人群的部分原因在于性工作产业中艾滋病病毒传播迅速。孟买有印度最大的性产业，以妓院为基础，其中有6万至7万性工作者。虽然在1990年孟买的性工作者中只有1％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到1996年，这个城市的性工作者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感染艾滋病。同样，在苏拉特的一次研究调查发现，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从1992年的17％上升到2000年的43％。性工作者中艾滋病感染率迅速增长，伴随着的是近些年产生的大量“桥梁人群”。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有庞大的“流动人口”。根据印度199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4.7％的人口曾经迁移，或者在印度国内，或者迁移到临近的国家，抑或是更远的国家。将这个比例应用到2003年中叶的印度，大约有2.64亿的印度人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获得关于艾滋病的信息、义务咨询、检测和卫生服务的途径很少，文化上和语言上的障碍加剧了他们获得这些服务的情况。回家或者探访的流动人口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自身状况，可能会在自己家乡传染给他们的妻子或者其他性伴侣。实际上，已婚男性是关键的桥梁人群，需为大量的艾滋病感染负责。货车司机构成了传染艾滋病至普通人群的另外一批关键桥梁人群。印度有世界上最大的道路网之一，同时有200万至500万的远程货车司机和助手。他们长时间远离家园，这使他们很容易接触到高危性工作者，也常常导致他们的性接触次数增加。199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87％的印度司机频繁且不加选择地更换性伴侣，而其中只有11％的人使用避孕套。
艾滋病对亚洲的影响
随着艾滋病传播至亚洲许多国家中更多的人群，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它的周边地区，这些地区极有可能遭受巨大的毁灭性后果。这一节非常简明地勾画出艾滋病的三种主要严重后果，这些内容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了详细讨论。首先，预计到2010年，在那些已经严重受艾滋病影响的亚洲国家，艾滋病会对人的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正如之前提到的，到2010年，印度和中国将分别预计有3700万和1500万人口感染艾滋病。越南、泰国和柬埔寨预测的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虽然在泰国，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减少，但是在柬埔寨和越南，该数目正在增加。
图2‐2预测估计的四个东南亚国家中因艾滋病死亡人数与这些艾滋病死亡相关，艾滋病也造成了另外一批相关人群的安全问题的出现：来自于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因艾滋病死亡的家庭的孤儿。在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预测显示，到2010年有60万儿童因艾滋病成为孤儿。印度已经因艾滋病造成12万儿童成为孤儿。虽然这些儿童中的一部分将会由抚养机构照料，但是其中大多数又会再次成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中的一部分。正如劳（Rau）指出的：“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存在以及他们对钱、食物、住所和友谊的需求都增加了他们陷入随意的性关系或者更正式的商业性性剥削的可能性。”第二，艾滋病感染范围广，威胁到经济安全。艾滋病选择性地影响到了人口中最有经济生产力的部分。正如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流动人口的病例所示（见以上部分），年轻人处于他们的性、生殖和生产高峰阶段，承担着感染艾滋病的最高风险。在泰国，67万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口中，超过85％的人处于生产能力最高峰的年龄阶段（15岁至49岁）。倘若艾滋病的蔓延势头没有得到遏制，到2015年，由于艾滋病影响，泰国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预计会减少1000万。在年轻、富有生产能力并且具备高等技能的人群中，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产生的影响在很多方面都损害了经济安全，最直接的主要影响可能就是每个家庭由于治疗艾滋病或者因艾滋病带来的死亡导致家庭收入的巨大损失。一份对印度艾滋病病人的研究显示，艾滋病病人平均在药物上花费了他们年收入的10％～30％。若艾滋病感染率超过1％，它对社会各部分的累计影响会显示在全国经济增长率和地方经济增长率上。据世界银行预测，若艾滋病感染率为8％，同没有艾滋病的情况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0.4％。在2000年，中国云南省的劳动力中永久性或暂时性不参与生产的净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为0.01％。假设到2010年，云南省经济持续以4％的年增长率发展，2010年由于艾滋病造成的收入净损失预计会增长到0.43％。
艾滋病造成生产力下降，政府也被迫调拨更多的资源作为卫生方面的支出，调拨更少的资源到其他全民发展项目。世界银行已预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年的基本医疗花费会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到三倍。关于不同水平的全国艾滋病感染率对印度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影响的模拟调查结果显示，艾滋病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艾滋病造成的第三方面的后果是它对军队和维和部队的影响，这些人群特别容易感染艾滋病。布鲁姆和马哈尔指出，柬埔寨的维和部队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非常高。正是由于在这种背景下，士兵和外国货币汇集，导致性产业产生以及人口贩卖网膨胀，也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了妇女。在蒙古调查的287名曾经有性接触经验的新兵中，有82.2％说他们没有使用过任何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