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府意识到缺乏关于艾滋病紧急状况的广泛宣传，决心鼓励媒体反映艾滋病的严重情况。在中央政府的一些通知中也已经命令严重受艾滋病影响的区域内的所有地方政府将艾滋病问题区分优先次序，并建立艾滋病预防及治疗工作委员会。第四个过程涉及“实施行为体”与更广泛人群之间的互动，广泛地传播艾滋病严重情况的信息。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同中央政府与普通群众之间的交流相似，因为这个过程也涉及大量的“言语行为”以及“实施行为体”的活动。但是，由于很多“实施行为体”相较更容易接触普通人群，这个过程可能会涉及与普通人群更多的交流，并且也包含草根阶层的讨论和会议。
在每个方案中，安全化的各种阶段以及可能运用到的劝导和协商的特有机制。
安全化的指标
安全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提高关于艾滋病的意识、改变普通人群的行为，并且提高那些已经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的生活质量。这种改变的指标应该包括大量的统计数据，如国家／次国家的艾滋病感染增长率以及获得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 Dlife years，DALYs）。但是，应该注意到，这种目标不能马上实现或者可观察到。虽然意识、行为的改变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长期有效的指标，但本章确定的是一系列短时期内在监测和适应安全化过程方面有用的指标。
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建议中的干预不包括控制艾滋病传播所需的全部努力。本章的重点是抗击艾滋病所必需的最关键的进程中的一部分，以及通过有效的安全化过程能够实现的发展，包括建立新结构、新伙伴关系、新战略以及新资源流动体系等方面的重大改变和发展。这些改变被认为是由政治领导及中央政府的承诺所带来的，同样这也是中央政府与“实施行为体”之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所形成的结果。
首先，建立一个由权威当局负责设立的针对艾滋病的政策形成和协调的工作十分关键。建立这样一个机构非常重要，因为现在那些已经超负荷而且相对死板的行政部门可能不能提供有效控制艾滋病所必需的专门性紧急行动。虽然政府可能尝试通过常规的官僚和政府机构“快速追击”艾滋病问题，但是它们必须通过大量不可避免的过程来“快速追击”，同时也受到政府关于雇佣、分配资金和解决方案的各种相关机构性规定的限制。建立一个相对没有这些机构性规限的全国性权威机构，对处理中央政府在控制艾滋病时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是大有裨益的。
虽然这种权威机构必须由中央政府形成，且必须具备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它应有多部门授权。实际上，虽然一些国家已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下建立了这种全国性的权威机构，但是这种机构在形成多部门授权时并不是十分有效。非政府／政府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在形成有效的政策反应时特别重要，也必须被确认为中央政府在控制全国艾滋病权威机构中的正式伙伴。任何伙伴不能寻求这种全国性艾滋病权威机构的优先地位。就此而言，这种权威机构在超越任何关键行为体之中现存的阻力方面也可能非常有用，并且也可作为一个抗击艾滋病的中立机构。此权威机构也应该延伸扩张，并且保持同其他（如商业机构、宗教机构和媒体）“实施行为体”的可联系性。
有效安全化的第二个关键指标就是建立一个推动所有伙伴结成联盟的全国性艾滋病行动框架。虽然这可能显然应是控制即将来临的艾滋病传播的第一步，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推动所有伙伴结成联盟并且包含控制艾滋病各种重要方面的策略。一旦一个有多方授权的有效的全国艾滋病权威机构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可能就会部分得到解决，而权威当局也预计可能形成一个推动所有伙伴达成联盟的行动框架。
在这种框架必须包含的各种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十分重要，且需要社会和政治因素之间广泛的合作与协调。涉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证据也同样是安全化过程中的重要指标。首先，这种框架应该强调并且确定那些将艾滋病问题划入国家发展重要议程的方法和机构。证据包括纳入艾滋病、艾滋病的影响以及在众多垂直部门中控制艾滋病的可能策略。艾滋病问题必须纳入如同减贫战略文章（PRSPs）等国家发展报告中，而且艾滋病必须是中央政府同国际伙伴交流中的当务之急。在获得病因即逆病毒和其他资源方面，积极说服世界贸易组织（对很多国家而言）和相关中央政府也是有效划分艾滋病问题的指标。 第二，行动框架必须强调建立国家标准化的预防、诊治和治疗艾滋病的协调与评估活动。大部分国家缺乏一个常规的协调与评估操作框架，这也妨碍了有效提高包括确保质量、全国性监督以及政策改变所需协调与评价的充足的手段，这一点对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捐赠者的投资特权来说，一直都十分困难。社会与政治伙伴之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及标准化的协调与评价系统的操作是安全化过程中的第四个指标。
亚洲国家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进步
可能已经有很多亚洲国家在处理艾滋病问题时遵循以上安全化过程中的部分过程以及安全化的指标。作为安全化行为体的很多行为体也十分积极地涉入艾滋病问题的处理上，非常成功地控制艾滋病传播问题，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方面做出长期努力的一个亚洲国家就是泰国。泰国的中央政府因其使国家按战时编制处理艾滋病传播问题而得到广泛赞誉。调动广泛的社会和国际资源，以及领导层将艾滋病列入紧急事务并积极应对的持续努力，已经产生积极的影响，泰国开始经历艾滋病感染病例以及相关死亡数目减少的阶段。
其他与非政府机构以及广泛涉及教导普通群众艾滋病知识的宗教机构紧密合作的亚洲政府也在上文中被提及。许多亚洲国家也已经形成了针对艾滋病的全国性协调机构，其中很多国家已经试图将多方投入纳入这些机构。在可认为是促进安全化的过程中，东盟国家于2001年11月采纳了第七届东盟峰会关于艾滋病的声明，号召成员国家“强化区域机制，增加并优化利用支持联合区域行动的资源”。
2004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一项防治艾滋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调动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贫困地区和城乡地区的“四项免费”政策为“艾滋病孤儿”提供了免费检测、免费治疗、免费就学，并为孕妇实施免费治疗以防止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为实施这项新政策，中国政府采用将国家的资源投入到政府和社会其他部 门的方法。如果新政策能够实施，中国将由艾滋病政策最闭塞的亚洲国家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政策最好的国家。
这些都是艾滋病的安全化进程中令人振奋的重要发展，对于很多中央政府进一步迅速地系统化以及发展一套综合过程及动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包括所有或者很多安全化因素以及以上讨论的过程和指标。虽然它们很可能会这样做，像泰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已经为达到这个目标经过了长期的努力，但这一点在很多国家仍然不明显。
安全化也很有可能会受益于部分政府内部的一致性。
显而易见，在2001年《缅甸时报》一次罕见的访问中，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一秘书科门·奈特（Khm Nyunt）说道：“艾滋病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忽视它，它将成为毁灭整个人类种族的灾难。”紧接着，他也指出缅甸是一个保守的宗教社会，在公众场合下提倡使用避孕套与其国家文化相悖。在印度，政府调拨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一亿美元用以抗击印度的艾滋病问题。政府因所谓的捐助是基于毫无根据的印度艾滋病感染病例数目而恼火，印度政府的反应也否认了印度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向广大平民传递了让人困惑的信号。但是即便是在政府承认有大量艾滋病病例的国家，对于这些资源能够为处理艾滋病带来的重要益处也很少得到承认。
结语
本章阐述了为什么对于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国家来说，艾滋病是一个安全问题，并提出了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框架。正如之前提及，艾滋病不是一个能够很容易或者迅速地出现在政策议程上的问题。正如彼得·皮奥特所指，“艾滋病在人类的经历中是独特的。很多疾病和自然灾害建立它们自己的野蛮式平衡，它们之间的自我调节机制最终会使社会能够成功地加以应付。但艾滋病目前来看并非如此”。在这一背景中，“安全化”的概念有巨大潜力。本章所指出的具体指标、过程和行为体主要与艾滋病相关，但是，在更广泛的“安全化行为体”群体中，特别是“催化行为体”和“实施行为体”的作用可能对广泛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适用。如果一个问题需要安全化，可是那些有能力应对的政府至今都没承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时“催化行为体”是必需的。很少有问题能够仅仅依靠中央政府或者任何机构来处理，一群“实施”合作者可能比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倡的通过局限性地讨论这些因素的方式更重要。相应地安全化过程将不仅涉及由某一行为体施加的单边信息，更涉及对社会和政策伙伴之间交流重要的更广范围的劝导和协商机制。
虽然本章指出了安全化框架的各个方面，但这只是初步尝试。特别是在亚洲国家，关于各种社会和政治群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协调的进一步研究在确定更加全面适合亚洲的框架方面将非常有用。这种研究也可能从最近一些亚洲国家处理艾滋病问题政策上可喜的发展中受益。亚洲能够发展综合性策略并完全地安全化艾滋病问题的速度对防止艾滋病在未来几十年对该区域可能带来严重灾难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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