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对吉隆坡当局的普遍批评是拘留中心骇人听闻的生活条件，其令人震惊的生活条件可能也是多次引起非法印尼移民拘留中心骚乱的原因。从人权角度看，这些因素实际上加重了被拘留的印尼移民的被害情况。事实上，马来西亚政府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1995年，位于雪兰莪州加影城附近的士毛月（Semenyih）拘留营内71名被拘留者死于营养不良和传染病，马来西亚政府对此表示惊讶和震惊，并随后宣布将着手进行调查。这些拘留中心的条件——拥挤、环境不卫生及缺乏食物和水——曝光将马来西亚置于尴尬的境地。印尼边境城镇过于拥挤及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也夺去了数百名被马来西亚当局强制遣返的非法印尼劳工的性命。此外，非法印尼劳工在招募过程中往往被利用，继而以非法移民的罪名被逮捕，而人口贩子却因腐败和政治庇护等原因逃脱惩罚。这种状况导致非法印尼移民的持续涌入。事实上，因为马来西亚及印尼招募者希望最大限度保证每一趟旅程的移民数量，许多非法印尼移民甚至在踏上马来西亚国土前就已失去生命，如船只因超载而淹没在马六甲海峡中。可以肯定的是，马来西亚政府将非法印尼劳工问题安全化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使建筑业摇摇欲坠及使马来西亚的国际声誉受损，还暴露了安全化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与非法印尼劳工相关的问题既是一种威胁也是安全的指涉对象，这一事实阐明与非传统安全研究相关的难题，却尤其容易被忽略。除此之外，涉及非法印尼劳工安全的各个方面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例如，非法劳工可能危及马来西亚的社会安全，但同时亦有利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安全。马来西亚政府对社会政治话语空间的控制有效地剥夺了非法印尼劳工的追索权。这一事实其实仅是延续了这个问题，并暴露安全理论在概念上及实际上的模棱两可。如何理解马来西亚境内非法印尼移民事件中的安全概念及确定其“指涉对象”的问题被两种不同情况进一步复杂化？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公民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如一些非法印尼移民拥有马来西亚出身证明却没有身份证。其次，非政府人权组织也在努力强调一个事实，即非法印尼移民中的一些人其实是为摆脱迫害从动乱的北苏门答腊省逃出来的亚齐政治难民。毋庸讳言，两种情况都被吉隆坡政府置之不理。
因此，安全远非一个普遍的价值，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为其意义善变而且其边界最终由嵌入其含义结构中的权力因素所决定。当言语行为过程中“安全化行为体”与“指涉对象”的界线模糊，或者如琳娜·汉森（Lene Hansen）所说，当“沉默者的安全”无法言说——印尼劳工的不安全感无处表达，安全的复杂性尤为明显。
区分或桥接，安全化和政治化？
安全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第二个问题涉及将政治化与安全化进行区分是否恰当。
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安全化的过程需要被维夫称为“言语行为”的因素。“言语行为”强调使用安全这一词，强调激活政策以处理安全问题，同时强调具体问题的非政治化（虽然维夫选择称其为“极端政治化”）。当“观众接受其本身”时，这一“安全化行为”就完成了。有人认为，从本质上来说，通过使用“安全”一词，国家将该问题带出政治领域，反过来，这种行为消除了公众对关于已确认安全问题的讨论（该安全问题也许发生在政治领域），因为它被提升到超越“游戏中的正常政治规则”的位置。事实上，这一思路引发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政治化与安全化间的差异预先假定了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然而，在非法印尼移民对马来西亚造成安全挑战的背景下，对话语空间及“相关观众”的这种假设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中心是安全化过程是否通过协商及产生广泛连贯性、被“观众”接受的公开辩论所确定，或者行为主体是否能够实际上铲平其通过整个安全化过程的道路。
虽然在欧洲社会政治背景下，衍生于其中的安全化理论能将政治领域与安全领域相对清晰地加以区分，但运用于由强大国家设置政治与安全话语参数的政治版图时，安全化理论将获得相对较少的共鸣。在这些政治版图内，决定政治与安全话语参数范围的是国家，而不是公众舆论的“相关观众”。政治与安全区分不明确的马来西亚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必要的安全化可能会包括在安全化过程中政治群体里的国家和公众舆论的部分（这大概是向国家提出抗议），鉴于国家能为安全化过程带来的资源，国家承担的仍然是安全化的主要责任，公众舆论往往扮演的只是无助观众的角色。因而，由马来西亚政府启动、定义并结束某一个问题（此例中为非法印尼移民问题）退出政治领域而进入安全领域的活动，因为它既充当了“行为主体”的角色，又控制了“相关观众”的反应。同样，一个问题成为安全问题的原因仅仅在于社会舆论一致如此认为，而舆论的范围是模糊的。将非法印尼移民劳工问题“安全化”是否被相关受众接受？接受程度如何？这些因素显然会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为政治领域话语起初并不允许公开争论。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家们也许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安全所附有的意义来自于并决定于再现性行为（即安全“言论”），然而不相符的情况依然存在，例如本文所探讨的情况，其中话语权及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都是属于国家的特权。换言之，不存在可以从中衍生出一个安全问题的单独的“政治”话语领域。因而，在关于非法印尼劳工问题的讨论中，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对马来西亚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方式的批评不在政府设置的参数范围内，也没有出现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中，这一点并不奇怪。安全化，还是符号行动的政治化？
安全化理论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围绕着国家对某一“安全化”议题的反应。如上文所述，安全化理论曾被描述为“极端政治化”，它提出通过一个话语过程可将一个问题转化为存在性的威胁。将一个问题安全化的过程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及运用特殊手段。与此类似，去安全化是指“将问题从威胁防御话语中移出而纳入普通公共领域”。同时，正是政治与安全的密切关系要求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区分。
一般认为，调动“紧急措施”最明确的指标为军队。在本章调查研究的这个案例中，许多用以处理非法印尼移民涌入问题的政策被制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海岸警卫巡逻已得到加强，用以保障沿海安全。警方亦已屡次开始代号为“清洗”（Opsnyah）的行动以扫荡大部分从印尼涌入马来西亚的非法移民。除此之外，马来西亚政府还采取了其他十分明显的严厉措施，如制定极端的政策使对非法印尼移民的监禁和鞭笞合法化，以及最后他们被迫取消的具有争议性的“最后雇佣印尼劳工”政策。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还有一系列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签订的双边协议。例如，双方于1984年在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为期两年的合同期中，印尼需随时应马来西亚要求提供六个特定类别的劳工。1988年，雅加达当局宣布，将向非法在马来西亚境内工作的印尼劳工印发护照，以向他们提供保护，并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薪酬。相应地，马来西亚政府于1991年颁布了新的法律，规定对非法劳工的雇主进行更严厉的惩罚，并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用以改善工作条件的条款。根据这些法律规定，被发现的非法印尼移民如已在马来西亚移民局登记并从印尼大使馆处获得有效旅行证件，仍将得到继续工作的许可。随后，两国分别于1996年和1998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外交换文 ，试图更明确地规定印尼劳工在印尼的就业条款和程序。受最近的危机余波的影响，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对这些协议进行审查，并在审查过程中拟定新的协议草案。除了立法，政府还设立了一些专门处理非法劳工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如成立于1991年的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以及成立于1994年的外籍劳工特别工作队。2000年3月，马来西亚与印尼间的联合咨询理事会成立，主要是监督印尼劳工的雇佣情况。
然而，经过更仔细的审查发现，大多数已经开始实施的双边管制措施实质上只是临时的。除了这一事实外，人们还发现非法劳工的问题并非源于缺乏打击非法劳工的“紧急措施”，而是源于“紧急措施”的低效执行。马来西亚内处理非法移民的相关法律实际上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正如马来西亚政府所承认，非法移民的问题依然顽强存在，这是因为法律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双重标准的存在，即非法移民受到惩罚，而其教唆者却逍遥法外。许多马来西亚国内的部门，包括政府官员在内，一直犯有协助将非法印尼劳工运抵马来西亚的同谋罪。正如当地一家报纸推测，打击非法移民措施的增多只会为从事制造和销售假证件——如护照、身份证和工作许可证——的集团创造更多的机会。上述报告还声称，这些集团的猖獗得益于政府官员的腐败，地方当局很少甚至从未调查非法印尼移民持续涌入背后的腐败问题。腐败方面的例子涵盖范围广泛，如被抓获的非法移民贿赂警察或执法人员将其释放，拘留营以500～2000零吉的价格将被拘留移民卖给种植业主及家禽养殖场经营者，以为拘留营管理者节省住房及食品成本并为雇主省去工作许可证和其他文件所需费用。简言之，在马来西亚（和印尼）涉及非法贩运移民劳动力的利益范围内，雇佣非法印尼劳工的财政利益仍远远超过现有处罚造成的成本。非法印尼劳工的问题也已造成政府各部门间陷入紧张的政治关系。例如，法律部部长赖斯·亚蒂姆认为，雪兰莪州政府故意忽略其州内非法居住人数激增的问题，而雪兰莪州州务大臣则断然否认这项指责。此外，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卡维斯（Kayveas）指责一些州议会代表允许非法移民居住于所有权属于政府的土地上。官僚政治对措施实施的控制造成了进一步的障碍。马来西亚政府的人力资源部一直对雇主的请求非常敏感，允许但不鼓励印尼劳工入境，而内政部则在态度上和言辞上都强烈反对，认为印尼移民尤其是无证印尼移民会对马来西亚法律与秩序构成威胁。换言之，安全的话语表达固然重要，但安全化理论对“言语行为”认识论的依赖只有当它与行动能力相结合时才具有具体的现实意义。
结语
本章试图通过安全化理论的视角了解解决马来西亚非法印尼劳工问题的方法与前景。虽然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意味着它已成为吉隆坡当局决策层中的安全问题，但本章中安全化理论关于马来西亚政府如何处理非法印尼移民劳工问题的考查仍发现了其逻辑中的几个缺点。
从理论上说，移民何以对一个社会的安全构成威胁，当边界被看做是国家主权的强大象征性因素时，这一问题就显得相对清晰。然而，移民成为安全问题的情况更为复杂。正如这一研究表明，尽管非法印尼劳工对马来西亚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但其缺失也会对马来西亚经济产生消极影响。非安全性问题是不客观的，并非具有本体论的实在性，它们是具有争议性的，并且由政治和社会力量创造和再创造，这一点也是不容置疑的。
政治领域与安全领域间的差异，作为安全化理论和政策中持有的观点之一，具有很大的问题。这一事实突出了非法印尼劳工构成的安全威胁的含糊不清。这项研究表明，很难将政治领域和安全领域归为无懈可击的类型。马来西亚政府无法控制非法印尼移民劳工问题背后的关键因素，在于政策的执行而非制定，政策的制定其实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功能。这一事实只能说明这种差异的脆弱性，尽管相关政策和立法或是安全化理论词汇中的“紧急措施”无疑是存在的，但仍明显地得不到有效执行，本研究表明这种现象植根于政治中。于是，非常讽刺的是，印尼劳工问题的安全化在马来西亚仍顽固地被置于正常（与“非常”相反）的政治范围内，而不是被排除在政治程序之外。
尽管试图利用安全话语来处理非法印尼劳工问题，这一问题仍牢牢植根于政治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考虑诸如安全化的动机及其既得利益等问题时，将会意识到安全化行为本身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由包括谁将问题安全化、为什么要将问题安全化在内的其他许多因素所决定。因此，话语不能脱离环境背景或建构于界定其行为主体与范围的政治领域之外，除非是有意忽视隐藏其后的人的因素和强调政治考量的任务。然而，目前对马来西亚而言，印尼劳工（非法或合法）仍然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现在，非法移民持续涌入，涉及伪造证件的交易增加，在保持如此“正常”形势的情况下，最近的骚乱及随后的安全论述似乎都只不过是宣泄而已，而政治和政治现实仍继续构建（或阻碍）马来西亚处理其长期存在的非法印尼移民劳工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