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措施
虽然现代医疗科学手段有助于削弱某些传染病带来的影响，但是抗生素在人体和供人消费的农产品上滥用和误用，长此以往无疑有助于“致病体的自然选择”，进而导致出现了多种适应性和抗药性更强的疾病。有着“超强”基因致病体的疾病成批出现，这些致病体随时能抵御好几种不同种系的抗生素（或能抵抗很多种单独的药品），另外有些疾病传染性更强、危险性也更大。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日本和香港爆发的一种名为金葡菌（Staphy lococcus Aurea）的衍生细菌菌种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种细菌以前不为人知但生命力极强，它竟然能抵御万古霉素（vancomyin），而万古霉素素有“银子弹”之称，是治疗感染最强效的抗生素。有关方面认为，这种强力细菌菌种的出现，部 分原因是因为在治疗一些依靠人体自然抵抗力就能痊愈的日常疾病时滥用了抗生素。更为不幸的是，现在一些常见的但足以致死的疾病的致病体也逐渐能抵御多种抗生素，而且它们的危险性还越来越大。一些很顽固的疾病比如霍乱、肺炎、利什曼虫病、疟疾、痢疾和伤寒等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出现过。其中，在泰国出现的疟疾抗药率最高达45％。此外，流行性感冒尤其具有很强的基因变异能力。术语叫做“抗原性漂移”的基因突变每年都会发生，这让人体很难产生有效而全面的防御机制（因为对某种特定病毒有效的抗体对其他种系或子系的病毒则束手无策）。疾病防控中心（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担心东南亚大陆爆发的禽流感正在重复以上变异过程。这很可能产生一种毒性极强且可传染人类的变异病毒，这种变体病毒的破坏性堪比1918年夺走0.2亿～1亿人生命的西班牙流感。除了滥用和误用抗生素，现代医学和治疗措施在其他方面也使得人类更易受病毒和细菌侵袭。手术治疗会让人们受到医源性感染，包括像上文提到的金葡菌菌种。这种情形在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因为在那儿只有病情最严重即最脆弱的人才会住院治疗。用被污染的血制造的凝结剂和诸如丙种球蛋白这样的抗体原浆蛋白也会类似地使病人感染上致人身体虚弱的艾滋病和丙型肝炎之类的疾病。
飞速加快的城市化进程
1950年，大约有18％的发展中国家居民居住在城市，到2000年时这一数字激增至40％。据预测，到2030年则会增长至56％。届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城市人口将超过1000万。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有24个所谓的“超级城市”人口已经超出了1000万，其中包括雅加达、加尔各答、拉各斯、卡拉齐和墨西哥城。发展中国家中从农村向城市的高移民率的原因复杂而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因素，如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农业劳动力过剩，内战带来的社会经济动乱，就业机会稀少和农村地区的匪灾等。为了逃离这些窘迫的环境，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工人涌向欠发达地区的广阔城市郊区，并在这些郊区到处建起肮脏破旧的小棚屋。这些移民工人在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同时，也使原本就贫乏的水、卫生、医药、食品和住房等基础生活资料变得更为紧张。这些不断膨胀的大型枢纽城市被认为是传染病致病体滋生和传播的温床。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仅由于缺乏干净的水和合格的卫生保健措施而患病的死亡人数估计就占全球疾病致死死亡总人数的7％。不可持续的城市扩张会带来疾病传播这类负面影响，而亚洲受此影响特别严重。该地区现在的城市人口估计有11亿。据预测，到2050年会达到38亿，届时亚太地区大概将拥有全球一半的人口，这其中大部分人会“挤”在像北京、加尔各答、雅加达和天津这样的巨型城市中。但是许多这样的城市缺乏建设道路、污水管道、住房和卫生系统等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而且这些基础设施对保障生产能力和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是不可或缺的。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研究，目前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5个城市中有13个在亚太地区，其中一些城市的河流含有粪便污染物的水平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到四倍。这些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传染病横行的恶果，伤寒、疟疾、骨痛热、痢疾和霍乱的大规模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还会在其他方面助长传染病的传播。人类快速侵入新的生物领地，扰乱了以前从未接触到的新生命形态，同时这也让人们接触到新的致病源和污染物，而人类对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快速膨胀的城市还会把海洋变成致病微生物繁殖的温床，这种情况在亚洲同样很突出。流行病学家反复指出，吸收了来自近海大都市的污水、肥料、工业和人体污染物的海藻花附带有病毒，因为这些入海的近海肥料本身就带有无数病毒和细菌。和入海的秽物混杂在一起，这些病菌会发生无数次变异，成为能抵御抗生素的新型剧毒菌种，然后随着船舶舰艇等迅速扩散。
环境因素
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而复杂的影响，其中较典型的就是造成了地表平均气温的升高。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跨国专门研究小组的两项研究推测：下个世纪地球表面气温将升高1.4～5.8摄氏度，很多科学家认为气温升高将会促进疾病的跨国传播。世界多处发生的传染病病例表明，疾病爆发和气候变化有紧密的关系。2003年夏季，印度安德拉邦爆发了蚊传病毒性脑炎（mo squito‐bo rne encephalitis），这种疾病极少在夏季发生，但是那年印度南部干旱地区气候骤变，原来的酷热天气变成季风降雨天气，导致降水量陡增，诱发了蚊传病毒性脑炎。类似地，横行这些次大陆地区的疾病，像霍乱、伤寒和骨痛热等，也和这些地区气候变化导致传染病致病体肆意传播有关。同样，1998年澳大利亚爆发的日本脑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大规模干旱有直接关系，干旱导致河流干涸，从而使脑炎病毒赖以传播的蚊子繁殖量剧增。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也可能加大诸如山体滑坡、暴风雪、飓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同时也可能让这些灾害更具破坏性，进而亚太地区频发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会助长该地区疾病的传播。因为就像战争和冲突一样，自然灾害一旦发生，必然会破坏交通和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受灾的人们被迫迁进拥挤不堪的临时帐篷，这将对公众的健康形成直接威胁，受灾地区就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爆发传染病。亚太地区的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和南太平洋岛国均会受到这类威胁的巨大冲击。
社会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
社会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改变，如性滥交和静脉注射毒品的增多对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艾滋病的泛滥就是一例。虽然艾滋病病毒的病原还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多性伴侣和同性性交的泛滥会有助于艾滋病的早期传播。现在，整个北美和西欧有近1400万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一些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其艾滋病病毒携带人数高居全球前列。得益于性教育计划的实施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普及，1990年以来，发达国家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有所下降。但是亚太部分地区艾滋病仍然猖獗，尤其在南亚和东南亚，已经有超过610万人染上艾滋病病毒。在泰国、柬埔寨和印度，越来越多的性滥交引起了严重的疾病问题，当地发达的性服务产业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1994年至1998年间，泰国有超过10万人感染上了艾滋病。虽然20世纪90年代泰国政府大力采取措施力图减少新增感染的人数，但由于曼谷和清莱等性产业中心安全套使用减少，艾滋病的蔓延又有了抬头的趋势。而在柬埔寨，全国近一半的性工作者都感染有艾滋病病毒。照目前的趋势，到2010年柬埔寨染有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惊人的25％。印度的数据同样骇人，仅在孟买，其6万～7万名妓女中有四分之三H IV检查呈阳性，而1990年时仅有1％。目前，印度全国大约有350万人患有艾滋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印度的性产业和其高发病率的性传播疾病。另外，静脉注射毒品的滥用也是导致亚太地区艾滋病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印度为例，注射毒品时混用针头已成为传染艾滋病的第二大途径（仅次于异性性接触传染），印度东北和缅甸（亚太地区鸦片主要来源国）接壤的地区尤其如此。中国也概莫能外，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其南部艾滋病例大量增多与吸毒人群混用针头注射海洛因有直接关系。
传染病在亚太地区广泛传播导致的严重后果
传染病的广泛传播对亚太地区的影响非常严重，不但该地区的稳定性受到威胁，而且还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居民的生活环境，所以从广义上讲，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受到影响。下文将更全面地研究该问题，具体考量传染病传播给亚太地区带来的危害。主要涉及的方面有：人员伤亡、社会经济稳定、区域内的国家外交关系和各国为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应考虑到的种种因素。
单纯从统计数字上就能看出，传染病的广泛传播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其居民生活质量形成了巨大冲击。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目前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数大概占这些地区死亡总人数的26％，其中2002年死于传染病的人数多达690万人。亚太地区爆发的传染病中，肺结核（全球近四分之三的结核病例发生在亚太地区）、呼吸道传染病和胃肠疾病是最常见的三种。而接下来的十年里，肆虐亚洲的艾滋病将夺去该地区很多人的生命，尤其在像印度和孟加拉这样的国家，其中孟加拉更被称为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艾滋病的“定时炸弹”。联合国卫生专家预测，南亚次大陆到2010年艾滋病发病率将超过非洲南部地区，其中仅印度的感染病例就将高达2000万至2500万。为了使这一数据更具说服力，我们参考一下目前南非共和国的情况。南非是目前世界艾滋病的“震中”，而2000年该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是500万。
政治稳定
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民众的保护人角色，如果传染病得不到控制，民众对其政府实施保护功能能力的信心将减弱，进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也会大大削弱。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日本由0157号大肠杆菌引起的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短短两个月时间，造成8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处于长期病痛中。此后，日本政府因没有有效采取措施及时控制疫情而遭到广泛责难。刚刚经历了上一年神户大地震的日本政府惊魂未定，又招来民众的广泛不满。非典型肺炎在中国爆发产生的后果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中国政府没有及时检查出“非典”病毒而做出补救措施，被认为是导致该病在中国肆意传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国内外都对此提出了广泛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