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湖成后，杨孟瑛亲自编写了一部《浚复西湖录》，此书字数不多，主要收录了他浚复西湖过程中的相关奏议、文牍以及修建四贤祠等方面的文告。另外，他还请了一代贤相谢迁为其题写了《杭州府修复西湖碑》、著名理学家潘府为之撰《杭郡守杨公重修西湖文》，附录在书后。谢迁在碑中表彰杨孟瑛说：“呜呼，其功亦伟矣。夫自白公之后二百年而得文忠，文忠之后四百年而得杨侯，若有待焉。”这段话后来被田汝成接过去，化成了他自己的话，曰“盖自乐天之后，二百岁而得子瞻；子瞻之后，四百岁而得温甫”。从今天看来，杨孟瑛治理西湖之功绩，谢迁此语并不为过。
然而，在疏浚工程完成以后，“群议”仍然不绝。正德四年，杨孟瑛从知杭州升迁为顺天府丞，但很快遭到了查盘御史胡文璧的弹劾，说他“开浚无功，靡费官帑”。后经吏部复议，决定对杨孟瑛予以降职，但又命其“量用民力，以终前功。”据《明实录》记载：“（正德四年冬十月）丁酉，降除顺天府府丞杨孟瑛复知浙江杭州府。孟瑛守杭日，议开西湖。至是查盘御史胡文璧劾其开浚无功，费用官帑至二万三千余两，宜罢黜。吏部议以工在既往，理无可复，宜仍将孟瑛降除杭州，量用民力，以终前功。讫事日，镇巡官俱奏，故有是命。”
正在当时，还发生了一起追查“谢党”案。太子少傅谢迁为人刚直，曾奏诛当权的大宦官刘瑾，为刘瑾所怀恨。正德四年（1509），刘瑾强夺谢迁的诰命，追还武宗所赐之玉带服饰，曾受其推荐的一些官员都为诬为“谢党”，谪官戍边。正德四年十二月杨孟瑛从京师贬官归浙，此前谢迁在《杭州府修复西湖碑》中的赞语正好成了他为“谢党”的证据。一般浚湖碑均立在西湖畔，谢迁的这块碑，可能立于正德元年湖成之后，那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此杨孟瑛返浙后，很快就被罢官，怀着郁郁的心情离开了杭州。正德五年，吕夔接任杭州知府。从此以后，一切官私文书中再无杨孟瑛的名字出现。
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曾感叹道：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今考乐天集中无开浚奏状，意其时法禁宽洪，守土者得以便宜举事，不烦陈请，而廷议亦不訾之。子瞻时既上疏于哲宗，复具申于三省，凡钱米工役具有成算，然其时御史贾易已劾其科骚部内，以事游逐，虽废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两罢之请，已不及乐天时矣。然考其兴工，则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逾日乃举，申奏犹有议事以制先发后闻之体。至杨温甫时则又别矣。先申巡台藩臬，俟其报可，然后敢白于朝，下工部详议之；再俟报可，然后兴事；终以开除额税未明，乃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议罢官，何其危也。且乐天、子瞻开湖时，岂不废坟墓、毁田庐？而民怨不敢作。即作矣，而纠察之吏不复以法绳之。乃温甫兴久废无穷之利，而卒陨其名，嗣今谁复有任事之人哉？今去温甫又几四十年矣，藩臬长官，非奉巡台，一钱不敢擅发，况郡守者而敢云倡议开湖也！世变之趋，亦可叹矣。
但民间自有公论，杭州百姓为感激杨孟瑛治理西湖、造福一方，乃于孤山上为他建了杨公祠。其后祠废，后来太守陈一贯又买了西陵地为之建祠。
三、杨孟瑛之后对西湖的断续治理
杨孟瑛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府对西湖严格的管理又逐渐松弛，于是地方豪族又开始渐渐地围占湖面，日久以后就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的家业，苏堤也柳败而堤亦圮了。
嘉靖时，巡按御史傅凤翔、庞尚鹏等都曾极力禁止侵占湖面。嘉靖十八年（1539）傅凤翔奏请：“禁豪家包占西湖。”嘉靖四十四年（1565），庞尚鹏立碑刻石于清波、涌金、钱塘三门，禁谕：“凡有宦族豪民仍行侵占尚未改正者，许诸人指实，赴院陈告。”但是豪夺阴占的现象一直没有停止，时间一久，西湖便又“渐至砂碛筑塞，葑草弥望”。由于湖水很浅，以致出现了“篙橹无所用，而舟人失业”、“网罟无所施，而渔子就闲”的荒凉景象。期间，一些有识之士虽先后建议疏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都成为空言而已。以至于后人因此而感叹：“夫陂堤川泽，易废难兴，与其浩费于已隳，孰若旋修于将坏。况西湖者，形胜关乎郡城，余波润于下邑，岂直为鱼鸟之薮，游览之娱，若苏子眉目之喻哉！”暗讽当政者的无知。
万历年间，明神宗曾派遣司礼太监孙隆出任江南织造，驻守杭州，期间长达二十年左右时间。根据史书的记载，孙隆本性贪婪凶残，曾激起明代历史上著名的苏州市民反孙隆斗争；但另一方面，孙隆个人颇有文学修养，潜心于研究古事，喜欢舞弄风雅。他深爱杭州的山山水水和西湖的花草树木，甚至将朝廷赐给他的金钱悉数捐出，以妆点西湖周边的名胜古迹。关于他在妆点西湖方面的事迹，明人汪汝谦在《西湖韵事》中有这样的记载：初筑新堤，遍载垂柳，以名卉错杂其间，俗呼十锦塘者是也。孤山胜处，张望湖宪副之梅花屿在焉。公复其望湖亭于南台厂，临水旁植西府海棠数十株，拂霞笼烟，争妍朝夕。过苏堤，循六桥十余里，桃花夹岸，香车宝马，络绎缤纷，游人藉草施步障，卧花茵，不啻武陵道上矣。湖心向有亭，移置涌金门外，题曰“问水”，另成杰阁，崇轩飞甍，金碧辉煌，中供梓潼君像焉。
万历十七年（1589），孙隆开始花巨资重新修筑白沙堤。他将堤拓宽到二丈，在堤上遍植桃柳，一如苏堤，并在堤上重修宋代所建的涵碧桥，在其遗址上架木为梁，改名为锦带桥。同时，又在断桥西面建亭，取“断桥垂露滴梧桐”之意而命名为垂露亭。在湖面宽广、渐近孤山的地方，增筑露台，修葺华丽，让游人可以在此玩赏风月。后来，明代著名文人袁宏道有云：“望湖亭即断桥一带，堤甚工致，比苏堤尤美。夹道种绯桃、垂柳、芙蓉、山茶之属二十余种，堤边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软沙如茵。杭人曰：‘此内使孙公所修饰也。’”
除了重修白堤以外，孙隆还先后修建了灵隐、湖心亭、净慈寺、烟霞洞、龙井、片云亭、三茅观等名胜古迹和寺庙，为西湖的人文景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湖光山色更加明媚多姿。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修建西湖胜迹，对杭州和西湖的功劳是应当肯定的。后人将他视为西湖最大的“功德主”，可谓“湖山之功臣”。
万历年间，郡人陈善还曾上《请疏西湖议》，指出当时西湖被占塞的严重情况，请求疏浚西湖。后来县令沈匡济也有过浚湖的提议，但都了无下文。
万历三十五年（1607），钱塘知县聂心汤针对西湖大片湖面又“骎骎插笆笕，树楼榭矣”的严峻局面，在本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疏浚西湖，去除葑泥，并在西湖湖面再辟放生池。又效仿苏轼旧法，取湖中葑泥，在湖中的小瀛洲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同时筑梗拦水，形成“湖中岛、岛中湖”的独特景观。其外仍置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印月”。万历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周围环形堤埂，形成“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景观，至四十八年（1620）而规制尽善。
明天启二年（1622），杭州府知府孙昌裔被擢升为本省按察司副使，管屯田水利。当年二月，孙昌裔又对西湖作了一次治理。这次治理历时不到三个月，清理了湖中的积草和淤泥，使西湖蓄水能力大大增强。浚湖完成后，孙昌裔本人又亲自撰写了《古长生庵碑记》，记载了西湖疏浚后的景象：放眼望去，天光云影，上、下塘河流注俱满，农田得以灌溉，不再有饥荒，盐船也方便出入，没有阻碍，真正是民商两便。
天启四年（1624），钱塘县令沈匡济撰《清湖八议》，提出必须“疏填阏之水以清湖”，请求疏浚西湖。然而，这些吁请都只能“徒托空言”，未能被当局者所采纳。因此在杨孟瑛全面疏浚西湖以后，除了万历中聂心汤曾进行过局部浚湖外，整个西湖水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浚治。
杨公堤：
杨公堤是与白堤、苏堤齐名的“西湖三堤”之一，位于西湖以西，全长3.4公里，北起灵隐路，南至虎跑路，串联起曲院风荷、金沙港、杭州花圃、茅家埠、乌龟潭、浴鹄湾和花港观鱼等著名景点。堤上六座石拱桥端庄秀丽，自北向南名为：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称为里六桥，与东面的苏堤六桥前后呼应，合称为“西湖十二桥”。其中隐秀桥、景行桥可供游船通行。
不过关于里六桥，在杨孟瑛浚湖当时有无正式的桥名，从明代后期起就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六桥初无名，后来田汝成“惜其名不立，无以匹配苏堤”，于是便在《西湖游览志》一书中，为里六桥各取了一个桥名，自北而南分别为：环璧、流金、卧龙、隐秀、景行、浚源。但据郎瑛《七修类稿》一书所载，杨孟瑛曾自言：“南畔三桥，可名为浚源、浚复、浚治；北畔三桥，旧有水口，吾筑为桥，可名为二龙、流金、涵玉。”由此可知，对于堤上的六桥，杨孟瑛本自立名，但由于其名不传，后来遂有田汝成的命名，六桥的名字，基本上都是根据各桥的地理与景观特色而定的：“环璧”，原名“涵玉”，以玉泉之水所从以出也，西通耿家埠；“流金”，金沙港之水所从以出也，路通灵竺；“卧龙”，原名“二龙”，地近龙潭，深黝莫测，时有祥光浮水面，疑有神物藏此，故名，路通茅家埠；“隐秀”，原名“浚复”，绕丁家山而东，沿堤屈曲，苍翠掩映，故名，通花家山；“景行”，原名“浚治”，取《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故改之，通麦岭；“浚源”，据说是因为虎跑、珍珠二泉出于此，其源长，非浚导不可，故名。
清雍正四年（1726），觉罗满保、黄叔琳等人疏浚西湖后，在修复白、苏二堤的同时，也重修了杨公堤，将之增高增阔，但考虑到杨公堤西面就是农家桑田，当时游客到这里游览的也不多，因此不再在堤上补种花木。后来由于泥沙渐渐淤积，湖西一带渐成平地，此堤也隐没而成为大道。但据清刊《西湖全图》所示，在清朝初期西湖中尚有杨公堤丁家山以南一段。
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公布了《建筑西湖环湖马路之计划》，决定建筑西湖环湖马路，杨公堤就在此时被改名为西山路。不过堤名虽改，由于种种原因，建筑环湖马路的计划并未全部完成。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1951年，杭州市人民政府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将始建于民国时期的西山路道路工程续建完成，建成宽六米的沥青与水泥混凝土路面。在2002—2003年的湖西综合保护工程中，又将西山路恢复为杨公堤，复建了堤上的六桥，并恢复堤西的水面约七十公顷，且与里湖和西里湖相通，基本恢复了三百年前的杨公堤一带西湖水域原貌。
附：
杨孟瑛：《开湖条议》（《请开西湖奏议》）
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抱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故堪舆之书有云：势来形止，是为全气；形止气蓄，化生万物。又云：外气横形，内气止生。故杭州为人物之都会，财赋之奥区。而前贤建立城郭，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角胜而固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则形胜破损，生殖不繁。杭城东北二隅，皆凿壕堑，南倚山岭，独城西一隅濒湖为势，殆天堑也。是以涌金门不设月城，实倚外险。若西湖占塞，则塍术绵连，容奸资寇，折冲御侮之便何藉焉。唐宋以来，城中之水皆藉湖水充之，今甘泉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实湖水为之本源，阴相输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
况前明贤兴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业，非为政之体也。五代以前，江潮直入运河，无复遮捍。钱氏有国，乃置龙山、浙江两闸，启闭以时，故泥水不入。宋初倾废，遂至淤壅，濒年挑浚，苏轼重修堰闸，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诸河专用湖水，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则运河枯涩，所谓南柴北米，官商往来，上下阻滞，而阛阓贸易，苦于担负之劳，生计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谷米蔬果之需，全赖东北，其上塘濒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宁，何止千顷，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则上塘之民缓急无所仰赖矣。此五者，西湖有无利害明甚。第坏旧有之业，以伤民心，怨将起，而臣等不敢顾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
杨孟瑛：《浚湖复勘谕民文》杭州府为浚复西湖以兴水利事。照得志书所载，先贤举行，远为民谋。博施利济，特浚西湖之浸，用溉上唐之田。年代屡更，湮废已极。近岁，乡贤侍郎何公，生长是邦，习知斯事，著为三说。辩析百端，利害甚明，文字具在。顾郡守无有东坡之力，故乡人未见西湖之开，恒深慨叹，每切思惟。伏蒙当道俯念地方，志在举行，力图浚复。又以本职，职在守土，行委勘查。恐浮议之扇摇，申戒言之警策。虽惭绵力，良叶初心。重惟湖上之园池，一是城中之葑殖。占管既久，出产亦饶。或用力疏筑以成功，或费财置买以为业。一旦开毁，百口怨咨。民既伤心，我甚动念。但今民产，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其家，固已干纪；官取于民以复其旧，岂谓厉民？又惟上唐万顷之田，宿仰西湖千亩之水。水尽湮塞，田渐荒芜。利归于数十家，害贻于千万井。况古人留利物之泽，岂今日启生事之端？幸相导以平心，勿相阻于异说。其原占桑园莲荡，各具的实亩分，限十日以里自首到府。罪名则原情而宥免，赋税则奏请而豁除。所用夫役开挑，悉出官钱雇请。固不忍重劳民力，亦不敢擅敛民财。勿蔽尔私，尚从予志。冀水功之有就，收民利于无穷。故兹告示，想宜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