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1830）闰四月十九日，因正董事王锡生病去世，经绅宦会议，一致推选魏彭年总理其事，任西湖岁修正董事，钱廷薰、章黼为副董事。魏氏上任后，立即率杭城各绅宦遍历湖堤闸坝周围履勘，与众人一起商酌西湖治理的事宜。大家认为挑浚修筑之处，应根据先后缓急，依次开工。其中，陆言又提出了《续议章程十二章》，对过去岁浚规条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一、浚湖宜自深秋以迄春初。（秋冬之交，多晴少雨，一宜也；水涸淤高，力易施而工费较省，二宜也；农事毕，则趋工者多，三宜也。） 一、先浚来源，修培滚坝，增设闸板，以资泄水阻沙。次浚里湖，再次则浚外湖。（雍正五年，议浚各上游水道，于金沙港、茅家埠、丁家桥、赤山埠各建石闸四座，以泄水阻沙。又以金沙港受天竺、灵隐诸山之水，来源最大，石走沙行，非一闸所能堵御，复于闸内增建滚坝一座，以资蓄泄，规制最为周备。查金沙港现在沙石甚多，应亟行挑浚。滚坝虽间有残缺，而基址甚坚，尚易培补。闸基现存，惟少闸门并闸板耳；茅家埠港路淤塞更甚，宜大加挑浚，石闸具在；丁家桥、赤山埠次之，均应添设闸板。并增建金沙港闸门，交附近居民收管，以时启闭。此疏导来源之最先务者也。至法公埠、环璧桥、学士港、长桥等处，亦宜以相次相机挑浚。）
一、开浚里外湖，宜先就来源水路而疏导之。其次则就行舟水路而疏通之。然后由边岸以迄中央。
一、培里外湖堤，只须加高，毋庸帮阔（查里外湖自苏、白二堤之外，尚有赵公堤、杨公堤、白沙、金沙等堤，皆可就近出土。再近日湖堤俱已占宽，只宜加高，不必再帮阔也）。
一、培南北山官地及空闲处所，俱以岸上行路为界，不宜近湖。
一、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一带城根，凡近洼处可出土培之，亦以行路为界。
一、清理近湖佃地淤滩，以杜侵占。
一、如遇不敷出土之处，可买地买荡填之。
一、里外湖出土地面，无论南北东西，必须宽为筹备，庶可就动工处所，择近便之地而倾贮之。若距工太远，则船运肩挑，往返徒费工力，最宜善酌。
一、上年培堤之法，先钉竹笆，外用松桩密排深钉。每桩仅离尺许，竹笆之内又筑土埂镶培，至为周密。惟近水处所湿土松浮并缺角零边之地，尚需于竹笆内再用大竹络盛石填之，以资拦土而固堤身，且免将来锉卸。
一、仪征阮官保前抚浙时，挑浚南山等处，将出土堆筑湖心，今称阮公墩。阅岁已久，渐见坍卸，宜四面多加桩木，或围以铁链，俾之永固。就此处出土，尚可堆高，但不宜帮阔，有碍湖身。
一、西湖淤塞，皆有葑草壅积，腐则化泥。前人有养鱼去草之法，所谓人力不劳，公私两利。近有绍、台等处无业流民，湖边养鸭，于南北两山僻处，搭盖草棚居住，统计数十家，养鸭不啻十万之多，遂致鸭日增而鱼日减。鸭肥入湖，葑草愈茂。更有甚者，每当春夏之交，虫豸蠕动，鸭群向堤边唼接，蔑笆土堤即渐松卸，日积月累，为害不觉，由来已二十余年，未行查禁，近今益甚。兹采舆论、集众议，谓养鸭有三害：损堤防、助葑草、歼鱼类，应请严行论禁。如不遵者，拆毁草棚，驱逐回籍，庶挑浚之后，湖堤永固。再商养鱼去草，次第举行，亦除弊兴得之一端耳！
这份《续议章程十二章》中，尤其是最后一条，即西湖严禁养鸭，以资养鱼的报告立刻得到了巡抚刘彬士的重视，遂于当年十月颁发钱塘县告示十道，分发到西湖各处张挂，并勒石湖堤，使得久远遵循。于是，沿湖养鸭的人畏惧法令的威严而敛迹，自行将草棚拆去，毫无保留。道光十五年（1835）十月初六日、道光十六年九月，钱廷薰、章黼、王泰三人先后向浙江巡抚上了开浚西湖的有关建议，特别是后者，即《续议浚湖章程八则》，在这几年治湖实践的基础上，对湖堤的整修进一步提出了许多非常建设性的建议：一、苏堤种菜，宜分别禁止也。查苏堤计长一千丈有零，高下三层：第一层，名为老佃地；第二层，嘉庆十九年前抚宪颜开湖所积之土，低于第一层数尺；第三层，道光九年至十六年，各董事岁浚积土于此。此苏堤帮阔之原委也。其第一层傍官道者，自压堤桥至锁澜桥止，系雍正十一年赏给圣因寺僧艺蔬果，以充日用。寺僧召佃，岁收租息三十余千文，历久并无增加。近因佃户贪图微利，老地垦种之外，新筑土埂，今年履勘，已被刨挖不全。今春补插杨柳、芙蓉五千余枝，该佃户以种菜碍于遮阴，砍伐净尽、虽历次送弹压官严究具结在案，积玩已深，未能悛改。应请饬县严禁，只准圣因寺佃户在第一层老地种菜，不准占种二三层新地，庶于花木堤岸，两有裨益。
一、两堤私牧，宜申明旧例也。游牧向有界限：江干为营驿牧地；南山为驻防牧地；至北山及两堤，向例不准放马……近年钱塘门一带，有人畜养私应请严饬禁止。再拟于各桥要路，设立拒马，以杜蹂躏之患。
一、葑草化泥，尤首重去土也。西湖淤浅，皆由草化，是以原议章程，春夏去草，秋冬去泥。但本年开工以来，将全湖葑草芟除殆尽，旬日间又复丛生。因思水草最易滋生，一经捞掘，其根愈松，譬若耘田，萌芽益茂。且带水捞起，工力倍增。及至萎化，轻如细末，故草积一尺，泥仅寸许。不若于冬令施工，罱泥一寸，即已去一年之草。罱泥数寸，并可去数年之草。岁加浚治，虽湖面有草，而湖底深通，何虑其淤浅耶！今议如春夏去草，只须于行舟港路，随时捞浚，以利往来。至鸡头、刺菱、莼菜三种，小民藉此获利，毋庸刈除，任其枯萎化泥，仍俟冬令罱取为便。
一、养鱼去草，实公私两利也。查《西湖志》载雍正五年成案，钱塘县民人徐子佩具呈，请借官本蓄养草鱼，将新长萌芽，随时啮去，则人力不劳而功速。由县转详，西湖葑草湮塞之患，其来已久，前贤芟草之法，详且尽矣，从未有议及公私两利，用力绵长，永绝葑患者也。并以西湖原系公家之产，不能禁止捕鱼。议定于里湖设簖养鱼，禁人采捕。其外湖一带，听从民便。奉院批如详，准行在案。道光十年，前抚宪刘示谕，该渔户总庄首随时买放鱼种，试行蓄鱼去草之法，因伊等无力出资，致未举行。本年里湖养鱼，不领官本，系董事垫项办理。俟鱼长货卖，提还鱼本。所得余息，散给渔户二百余家，每人派得钱若干，填写执照。弹压官先期出示晓谕，令本人亲身赴领，毋许渔总庄首从中尅扣。官收去草之功，民亦获网罟之利，公私两益，众情翕然。至鱼类惟鲩鱼一种，专能食草，须赴九江采买到浙，仅可养大，不能孳生。大鱼千头，日食草八担。现在里湖湖底，已有方丈见泥之处，是其明验。现今初行试办，若干实有功效，自宜著为成法。
一、罱泥计船，以归核实也。水工每日用夫，少则五六十名，多则二三百名。船只既众，来往如梭，势难稽察。每有点名给筹后，并不赴工，避匿僻静处所，至晚凭筹领钱，易于浮冒。今于点名给筹外，另制烙印小筹，每船罱泥一船，载往堤岸，将泥跳毕，司事给予小筹一根，至晚回筹。每日每船，议有定额。冬令晷短，缴泥十三船。交春日长，再加五船。缺额者，次日补满。逾额者，每船加给钱十文。有赏必信，渐知踊跃趋公。所罱湖泥，务须干土，不准多带水浆，亦不得以半船塞责。每船计泥六斛，司事验明无弊，方准给筹。其罱具创制甚精，用竹编成，厥形似箕，可张可合，口阔一尺八寸，柄长八尺五寸，张罱下注，则泥入罱中，闭罱高提，则水溢罱外。在水涸固易浅求，即水满亦能深取，西湖疏浚，莫此为良。此次局中自备坚大罱具，既无小罱偷减之虞，亦无破罱卸漏之弊。
一、白堤宜增高也。浙山自天目发源，一支趋南，一支落北，至石塔头止，故西湖地势南高北低。现在测量水平，苏堤高出水面一丈一尺六寸，白堤高于水面者仅八寸耳。大雨时行，往往水漫过堤，行路阻绝。且堤面一经水浸，其激荡之势最易坏堤，亟宜培土加高，庶臻巩固。
一、来源宜深畅也。金沙港受灵隐、天竺诸山之水，来源最大。春夏山水陡发，挟沙夹石而来，易致湮塞。向设大小滚坝二座，并建闸板以资泄水阻沙，规制最为周备，年久损坏。本年将两坝修整完好，并添置闸板。坝内停积沙石，督工挑清，计深六尺四寸，堪以蓄泄。又于流金桥外新辟小港一道，计阔三丈四尺，深五尺，舟行可以直达坝前，所以疏导来源，不使随地漫溢。嗣后港道淤浅，亟宜开深。滚坝停沙，务须挑尽，来源既畅，下流自无湮塞之患矣。
一、疏浚宜绵密也。前抚宪创为岁浚之法，虑至深远。盖湖面计有一万一千三百十五亩之辽阔，深浅无定。夏时南风则北岸易塞，冬令北风则南岸又淤，且草化为泥，其质松散，动如细尘，故昔人有香灰之喻。查历年浚治，或当时掘成深窟，久后亦复刷平。此种草泥，即使坚筑堤岸，湿则胶融，干则松卸。是在随时履勘，湖身淤浅处疏通之，堤岸残缺处修补之，用力绵长，自有成效。缘西湖向无专管之人，每有外来流民，乘间窃取，若不随时查看，笆桩被其货卖，树木伐为柴薪，土埂开作田沟，塘石移为坐具。此次悉心查察，犯者必惩，嗣后永久遵行，庶西湖之流泽孔长矣。
这些方案均得到了官府的批准。于是，众位绅宦不辞辛苦，精心谋划、认真办理。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工竣之处，堤桩坚固，挑浚深通，其质量远远超过官办的工程。
从这些章程中，基本可以看出杭州地方官、绅、民共同致力西湖疏浚的情况。细致周密的布署，一丝不苟的态度，来源于生活实践的科学方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其中关于西湖治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此前的历次治理西湖，多为地方官员主持，在历代知府或巡抚的带领下所进行的官方行动。杭州当地百姓在疏浚西湖中的作用，主要是在地方官吏的指挥下，按照要求从事具体的疏浚工作。而道光年间的这次治理，可以看到地方绅宦在其中的巨大贡献。从最初道光二年郡人张云璈的提议，到16位地方乡绅和四所甲商公议，提出要求治湖，到具体的计划、工程安排、操作步骤，等等，多由民间组织自发进行，而官府只是起了一个管理、监督的责任。显然这次的治理，其主体是地方百姓，而不是官员，这是和此前以及此后的历次疏浚所截然不同的。
咸丰年间，发生了“洪杨之变”。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经西湖清波门攻入杭城，使西湖周边的名胜古迹都遭到了毁损。次年十一月，李秀成军再次占领杭城，西湖名胜复遭兵燹。“洪杨之变”后，同治三年（1864年）十一月，蒋益沣任浙江巡抚，疏陈善后事宜，一筹闽饷，一浚湖汊，一筑海塘，一捕枪匪。本地著名的士绅丁申、丁丙兄弟乃向巡抚上言请求重修西湖。在巡抚蒋益沣的支持下，以丁申、丁丙兄弟为首的地方官绅筹专款于湖滨设置了西湖浚湖局，专职疏浚西湖，确定经费，并委丁丙主事。
浚湖局成立后，首先就重新仔细丈量了西湖的面积，使“全湖水陆，处处皆有丈尺可寻，以之考工，工无所遁；以之定界，界莫能侵矣”，为其后的治理做好基础工作。然后，置船雇役，日事浚治，每年定期地常川撩葑。诸凡名胜，随时修理，遂使西湖名胜“次第归复”。据记载，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还曾在西湖中试行过研制的小型蒸汽轮船，可知当时经过治理后，湖水应有一定的深度，也应该无太多的葑蔓。
综观历代的西湖疏浚，与唐宋明诸朝相比，清代在对西湖的治理上是后来居上的。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在疏浚西湖的次数上，清代明显要比前朝多得多。根据光绪《杭州府志》的记载，历史上规模比较大的治理，北宋有三次，南宋有八次，平均四五十年有一次较大的疏浚；明代共有七次疏浚；而清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规模大小不等的疏浚有十一次，尚有多次未计算在内。而且清代的疏浚多由浙江巡抚、布政使等主持，经费相当充足。如明代杨孟瑛治湖的费用为两万多两银子，而在雍正年间的治理时，用银多达四万多两，相比杨孟瑛时多了一倍左右。
其次，治理工作日渐完善，治理措施相对比较成熟系统。在明代以前，对于西湖的疏浚多以撩去葑草，除去湖底淤泥，加深湖水深度为主。而到了清代，除了“葑者薙之，浅者疏之”外，又力求开拓西湖的水源，从上游水源的治理开始，从源头上保证西湖来水的充沛和洁净，“以贻万世无穷之利”。同时，通常都把疏浚西湖与治理城内的河道结合起来，以清洁的湖水注入城内的河道，保证杭州城内航运的畅通和下游诸县农田的灌溉。
第三，保证治湖经费，以加强平时的管理。如雍正年间治理西湖余下的银子五千两，后来在海宁购买一千一百亩田，除其中一百亩的田租收入供孤山圣因寺日常支出外，其余的田租都用来专供西湖日常疏浚费用，并规定不许挪用，“如违，察出重究”。如此，就使西湖的日常维护有了经费上的保证，不致荒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