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大法官”阐述烟毒（毒品）之流弊，以及对烟毒（毒品）施以严格刑罚之目的，并综合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论证该目的之正当性。“大法官”认为：“烟毒之遗害……计自清末以迄民国，垂百余年，一经吸染，萎痹终身，其因此失业亡家者，触目皆是，由此肆无忌惮，滋生其他犯罪者，俯首即得；而制造、运输、贩卖无非在于使人吸食，其吸食者愈众，则获利愈丰，因是呼朋引类，源源接济，以诱人上瘾为能事。萃……有用之国民，日沉湎于鸩毒之乡而不悔，其戕害国计民生，已堪发指；更且流毒所及，国民精神日衰，身体日弱，欲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殊不可得，是其非一身一家之害，直社会之巨蠹，自不得不严其于法；而欲湔除毒害，杜渐防萌，当应特别以治本截流为急务，盖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本源一经断绝，其余则不戢自消也。”由此，“大法官”从社会整体利益面向，而并非从保障个体之基本权利面向论证严惩烟毒（毒品）犯罪之重要性，判断上述两法之目的为正当。
第三步：“大法官”判断“肃清烟毒条例”和“毒品危害防制条例”严惩烟毒（毒品）之目的为正当后，又对该两法采取之严惩手段之适当性、必要性以及限制基本权利之妥当性分别进行检验。对于手段适当性部分，“大法官”谓：“是对于此等特定之行为严予非难，并特别立法加重其刑责，自系本于现实之考虑……”从而以比较宽松之标准，认定采“特别立法加重其刑责”的手段，可以达到目的。对于手段必要性部分，“大法官”首先指明与“死刑”、“无期徒刑”具有相同有效性的是“长期自由刑”，但“抑且制造、运输、贩卖烟毒之行为，除具备前述高度不法内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质，利之所在，不免群趋侥幸，倘仅藉由长期自由刑之措置，而欲达成肃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难期，要亦有悖于公平与正义。”从而在死刑、无期徒刑以及与其具有相同有效性之“长期自由刑”中，否定“长期自由刑”，亦即从反面论证“死刑”、“无期徒刑”手段之必要。
对于限制妥当性部分，“大法官”虽无明示，但仍指出“兹制造、运输、贩卖乃烟毒之祸源，若任令因循瞻顾，则吸食者日众，渐染日深，流毒所及，非仅多数人之身体法益受其侵害，并社会之法益亦不能免，此殷鉴非远”，并且将烟毒（毒品）之害，与声请人与其类比之普通杀人罪及其预备犯相比，认为“仅以两不相侔之侵害个人法益之杀人罪相比拟，殊属不伦”。查“大法官”上述说词，其中暗含之意显为：普通杀人罪及其预备犯虽为严重之刑事犯罪，但仍仅侵犯个人之法益，制造、运输、贩卖烟毒之行为已经触及社会整体利益，两下权衡，显然后者较为重要。至此，“大法官”完成对上述两法相关条款的比例原则检验。
“释字第476号解释”对台湾地区比例原则之形成与适用影响甚远，由此构成之四项子原则，或谓“四道检验”，已经成为台湾学界论述比例原则之通说。
【延伸思考】
“释字第476号解释”虽构建台湾地区“比例原则”之通说，但并非毫无问题。诚如部分德国公法学家所言，考察手段是否得以达成目的之手段适当性原则似显多余，或者可以为手段必要性原则所涵盖，在手段适当性原则上又加上目的正当性原则，是否更加多余。虽“大法官”之意图在于使比例原则之体系更为完善，但此一善意是否有治丝益芬之感？从实践面考察，该质疑并非毫无道理。除此以外，“释字第476号解释”以及其所构建之比例原则，仍有以下疑问：
第一，陈新民谓，对基本权利之限制有三项原则：公益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且三者并非为顺序可相互替换之零散原则，而系具有一定内在结构之原则体系。一般而言，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应符合公益原则，但即便符合公益原则，也只能依据法律予以限制，而且对于符合公益原则、且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之手段，亦须经比例原则之检验。亦即比例原则系公益原则与法律保留之下游原则。按公益原则之要旨，对基本权利之限制必须符合公益。0公益原则中“公益”之概念，是否与“正当之目的”同意？亦即已经经由公益原则检验之目的，是否须再经比例原则之目的正当性原则检验？抑或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之“正当之目的”并非公益可涵盖，仍包括公益之外之“正当目的”？如果有公益之外之“正当目的”，比例原则是否又与公益原则有所抵牾？这些问题都值得疑问。
第二，承接以上争议，有论者谓法律保留原则为保障基本权利之形式原则，而比例原则为保障基本权利之实质原则，然而，考察本书对法律保留原则之讨论，尤其是法律保留原则之阶层化，法律保留原则对基本权利之保障，仍在于特定标准体系之建立，此与比例原则是否有所重叠？或者：是否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仍有形式与实质之分工？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对基本权利之保障是否被“整体化”为对特定标准体系的构建？以上问题，无不触及比例原则之深层次内涵，值得吾人深思。
第三，“释字第476号解释”所检验之对象实为台湾地区立法机关之立法行为，显然是在宪法学意义上使用“比例原则”一词，而大陆学界论及比例原则常谓之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宪法上之比例原则与行政法上之比例原则有何区别？又德国公法学对基本权利对立法行为之作用有“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两说。“最佳化命令”，系指基本权利之价值和目的对于法律与事实的可能性范围内，应尽可能高的被实现。0最佳化命令对立法者科以较高义务，相应的，也要求审查立法行为者以较高之审查密度审查立法者之立法行为。“框架秩序”，系指基本权利仅为立法者之立法行为设定一框架，在此框架内，立法者有适当的裁量或形成空间。0框架秩序对立法者科以较低义务，相应的，审查立法行为者也科以较低之审查密度审查立法者之立法行为。按与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配套之“立法余地”之概念的描述，在最佳化命令下，立法者之立法余地显然小于框架秩序下立法者之立法余地。0根据德国公法学之通说，比例原则为限制立法者立法余地之主要方式，由此，如何处理比例原则与立法余地之间的关系？在最佳化命令与框架秩序下，比例原则将呈现出何种不同的状态？这些问题，都值得更进一步探讨。
第四，比例原则之四项子原则系按一定顺序排列之原则体系，但该顺序是否一定为一成不变？是否可以对其中顺序进行调整？大陆学者蒋红珍曾按手段适当性原则、均衡性原则（亦即限制妥当性原则）、手段必要性原则为序考察《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5条，并谓“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阶段（亦即手段适当性、手段必要性和限制妥当性三个子原则——引者注）的审查作为一个流程的话，中间是最小侵害原则了，也就是说一经过这个流程所出来的产品已经是唯一的了，因为它已经是最小侵害了，那么最后的这个均衡性原则（即限制妥当性原则）就相当于被架空了，这使得这样一个本来就很主观的批判标准流于形式”。0蒋红珍的理由是否可以成立？或者说蒋红珍对手段必要性原则和限制妥当性的理解，是否和本书及通说理解一致？再者，若在本书及通说理解下，比例原则之四项子原则是否存在顺序调整的可能？上述问题，涉及比例原则之四项子原则与经验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关联性，值得思考。
对“释字第476号解释”之质疑尚不止于上述几项，如“大法官”以社会整体利益否定个体利益，是否恰当？比例原则系对基本权利之限制，而本案声请人声请事项涉及“死刑”，系对基本权利之“剥夺”，是否可以成为比例原则适用之对象？另本案又涉及刑法上之法益理论以及刑罚之功能等争辩，本书不再一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