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国家认同”的基本特点
台湾“国家认同”的表达途径和方式多样，概念复杂，内涵丰富，立场有异，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和演变的。台湾社会一方面政治定位无法确定，另一方面强调“中华民国法统”；一方面两岸政治对立难于解决，另一方面和平发展全面推进；一方面国际间“一个中国格局”稳定，另一方面台湾又有相应的国际活动空间；一方面“台独”具有相当的实力，另一方面反对“台独”又已成为两岸共同的主流民意。上述矛盾的存在，成为岛内族群对立、政局动荡、人心不稳的根源，台湾“国家认同”的复杂化也不奇怪。从台湾实情角度观察，台湾“国家认同”的特点也很明显。
（一）多元性
“国家认同”反映的是社会和集体认知，社会成员不同、社会成员的生活环境不同，因而观察社会的立场不同，形成的认知当然也有差异性和多元性。从社会成员组成上看，台湾是移民社会，社会构成和分类较为复杂，移民后裔分为外省人、闽南人、客家人和少数民族等四部分。从社会成员的政治立场看，经过李登辉、陈水扁当局长达20年的煽动和误导，社会分化为泛蓝军和泛绿军两大阵营并且高度对立。从经济实力看，社会又存在贫富差距，形成不同的生活阶层。从参与两岸交流看，至今台湾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民众来过大陆，与大陆民众和社会有过直接接触的民众远没有普及，因而对于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台政策的了解，不少人只是浮于表面。从两岸关系看，两岸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存在很多制度性、观念性、习惯性“差异”。从社会成员个人因素看，各自性别、年龄、居住地、家庭环境、文化水平、工作、阅历和政治立场不同，因而政治观念、思想、立场和态度也不同。关键是台湾社会存在尖锐对立的“台独”和反“台独”的基本矛盾，在这基本矛盾前提下，岛内族群组合、政治运作和意识形态出现极端对立；极端对立下，社会法治、道德标准受制于政治和族群对立，泛政治化、民粹主义和个人意志盛行。
上述背景下，特别是在“台独势力”等误导下，再加上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湾的“国家认同”不可避免地出现多元化，由“一个中国认同”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台湾共和国、中国人、台湾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方向分化。应该说，多元化的社会不会出现一元化的认同，认同“多元化”是台湾“国家认同”开始异化，再回归“一个中国认同”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二）可变性
“国家认同”作为民意、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社会观感和集体认知，当然也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历史上看，在台湾的早期开发阶段，大陆移民的生存奋斗过程中，在定居、建设台湾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台湾认同”。在荷兰、西班牙入侵阶段，激发起台湾民众的“祖国意识”，也就是一种共同反抗异族统治的汉民族意识。在“明郑时代”，坚持“反清复明”，形成汉民族意识。在清朝统治时期，热爱台湾的“地方意识”、“汉民族意识”与“中国意识”融为一体。在日本入侵阶段，在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基础上的“祖国认同”成为主流意识。在台湾光复后，在反专制过程中包含着强烈的“省籍意识”。在“戒严”时期，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华民国法统”，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在“宪政改革”时期，李登辉利用公共权力进行误导，台湾的“国家认同”出现变化。在“台独执政”时期，陈水扁利用执政舞台和优势，强行推行“去中国化”和“文化台独”，制造台湾人和中国人的对立，“国家认同”问题趋于严重。在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的主要因素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台湾“国家认同”复杂化问题近期不会结束。
不同阶段的政治、社会背景不同，所以台湾的“国家认同”也不同。关键是如何引导？观察台湾“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发现当有外国列强侵略时，“祖国认同”是主流。在两岸历史上三度统一后，地方意识、省籍意识和民主意识成为主流。在两岸出现“差异”时，“祖国认同”出现改变，特别是执政当局利用两岸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差异”时，煽动“仇中反华”时，台湾民众对于“一个中国”的“归属、认同”则会出现变化，“一个中国认同”则会出现多元。因此，从台湾“国家认同”的“可变性”中可以看到其“可引导”，只要一方面正确对待两岸“差异”、一方面引导得当，就可以改变台湾的“国家认同”构成，推动其回归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和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正常层面。
（三）功能性
台湾“国家认同”作为民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朝野政党产生重大影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功能。台湾民意分为两类：一类对于物质生活、精神信仰和政治参与方面的诉求，包括参与政治、经济利益、个人权利等方面意见和愿望；一类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民意，即台湾民意中的统独等方面的意向表达，实质也是“国家认同”的表达。两类民意的存在，使得台湾民意出现复杂化的趋势，两类民意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在实际运作中，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故意把民生民意、统独民意和“国家认同”拉扯到一起，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如泛绿军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的各种利益和好处，扭曲为台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问题增加的原因，为其阻挠两岸交流、干扰和平发展服务。同样也把“国家认同”中有所增加的“台湾人认同”作为干扰和平发展的政治依据。如马英九认为，“认同台湾与认同‘台独’、台湾意识和‘台独意识’，都是两码事，不可以混淆，即使多数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但是支持‘台独者’仍是少数，维持现状才是主流民意。”在马英九当局看来，台湾“国家认同”现状没有改变台湾的民意结构，“中国人认同”下降和“台湾人认同”上升，并没有改变民意的政治属性，所以提出了“不统、不独、不武政策”，维持两岸关系现状。
因此，在现实政治中，台湾的“国家认同”，包括原生领域和现实领域的认同，直接影响到台湾主要政党支持度的起伏及实力的消长，直接影响到朝野政党大陆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与此同时，台湾政党及政治人物的“统独”立场及大陆政策走向对台湾“国家认同”走向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台湾“国家认同”的功能，显示出在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四）初始性
从两岸关系角度观察，在和平发展阶段，台湾“国家认同”有其特殊性。观察60多年的两岸关系，前30年是两岸封锁，互不往来，台湾民众基本没有自由接触和了解大陆的管道和机会，只能接收台湾当局提供的、符合其政治需要、极为有限的信息，在这一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对大陆不利的基本概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的30多年间，两岸关系进入对峙下的交流交往阶段，一方面是大陆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两岸交流、缓和两岸关系、保障台胞福祉的政策和措施，在广大台湾民众的配合和支持下，两岸交流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曾在20年间拒绝一个中国原则，把执政当成落实“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机会，强行推行“台独制度化、政策化”。在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台湾社会分裂成支持“台独”和反对“台独”两大阵营，“独和反独”成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此同时，在蒋家父子时期没有问题的“中国认同”开始演变成多种认同。
2008年5月以来，从执政当局看，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利用公共权力公开推行“台独”的情况有了重大改变，马英九当局全面停止“台独施政”，强调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两岸关系上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与推动和平发展。这种政治上的转变，一方面得到泛蓝军为核心的反独阵营的支持，一方面遭到以泛绿军为核心的“台独”阵营的反对，绿营干扰和平发展，支持“台独党纲”，反对两岸和平统一。在现阶段的台湾，在和平统一条件还在继续创造情况下，推动和平发展和维持台海现状成为全社会的基本选择。因此，岛内主张两岸和平统一的和反对和平统一的，主张两岸交流的和反对交流的，主张维持两岸现状的和改变现状的，多种且高度对立的主张和族群的存在，在国际格局、两岸关系现状、台湾政治定位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之前，岛内的政局演变促使台湾民众关注和思考台湾前途，在“国家认同”问题上体现为多样化和复杂化。
“国家认同”多样化和复杂化，应该说是台湾社会面对两岸关系和政局重大转变的直接、初始和必然反映。因此，主张增加“一个中国认同”的人，图谋降低“一个中国认同”的人，想发挥“国家认同”现状正面作用的人，想利用“国家认同”现状负面影响的人，在台湾同时存在和相互激烈较量，使得现有的台湾“国家认同”和“统独选择”具有明显的初始性，变化大而缺少稳定，情绪化而缺少理性，认识浅而缺少深度。
（五）逆反性
观察和分析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逆反性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逆反心态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两岸间的，凡是大陆提倡和推动的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和深化的政治主张，台湾有些人不能客观对待。有蓝绿间的，凡是蓝营的“国家认同”和政策主张，绿营常常是从反面解释和理解。有南北间的，对于所处的现状和前景，台湾南部民意基本认为与北部差距很大，对此强烈不满。有族群间的，台湾的四个族群存在先天隔阂，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也很充分，因而在“国家认同”上很难协调和一致。上述逆反性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两岸间的逆反性。
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出现多元化，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对大陆强调的“一个中国认同”的逆反心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架构没有完成，围绕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共识、政策和行动没有形成之前，在面对两岸“差异”缺少客观、务实态度情况下，台湾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逆反心态就不会消失。
逆反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两岸政治对立存在而产生对抗性。内战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两岸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各异带来的两岸政治对立，直接影响到两岸共同认识、共同感情和共同价值的形成，对于“一个中国认同”的影响很大。逆反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面对两岸“差异”，台湾一些人把两种制度下客观、合理存在的“差异”错误理解为双方发展的“差距”，因而产生优越感。两岸关系60多年来，在政治对立下，由于各走各的道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造成了两岸发展方式、速度和结果的不同，更多的是导致两岸“差异”的产生和加深。在各种政治势力的作用下，也使得台湾一些民众和舆论对于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认同程度要比大陆高，自然也认为大陆强调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主张也属“落后和僵化”。逆反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两岸实力的悬殊而产生“迫害感”。众所周知，论综合实力，台湾与大陆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台湾民意讲，台湾在两岸关系中落实政治主张、推行政策蓝图、主导两岸交流的实力严重不足，与大陆相差过大，总觉得受到大陆的“压制和迫害”。这种“迫害感”，带来的是台湾一些人对大陆的不信任，对于大陆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各种政治主张的怀疑。逆反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两岸和平统一条件有待完备而产生“拒统心态”。在当前两岸和平统一条件有待具备情况下，台湾民意也没有升华到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高度。出于这一心态，在“国家认同”等政治议题上，很难形成与和平统一相一致的“国家认同”。逆反性的存在，加剧了台湾“国家认同”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六）过渡性
“国家认同”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的产物，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认同，历史上的台湾“国家认同”也是如此情况。或者说某一种“国家认同”，只是相关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观察台湾“国家认同”的演变过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国家认同”内涵和主题也不同。在台湾发展过程中，在早期开发阶段、反抗荷兰和西班牙侵略、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清政府统治台湾、抬高日本侵略、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时期和“宪政改革”以后的不同时期，因为所处阶段的基本矛盾的不同，所以“国家认同”的内涵、性质和表现形式也不同。所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国家认同”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