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结构并非固定不变
西德学者杜勉（Jurgen Domes）根据政治观点的差异，把党外势力分为五个派系：1.行动派，以美丽岛政团为代表，因高雄事件而解体，影响力有所削弱；2.孤星派，以美丽岛核心人员的家属为主；3.国家社会主义者，是一支意识形态取向最强烈的反国民党的势力；4.地方派系，在政治立场上与国民党有矛盾，以地缘关系取得当地群众的支持；5.自由主义者，以康宁祥为首，主张体制内政革和领导结构“本土化”。有的学者则做了其他分类。
应当指出，派系结构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有的人原来属于这个派系，后来却转到别的派系去了。现在有不少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已不列入美丽岛系，而不少原来与美丽岛事件无关的人却成为美丽岛系的骨干。派系矛盾引发了相互之间的批评，甚至相骂，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造成党外乃至民进党内的矛盾、隔阂以及对立情绪。这些“包袱”至今影响着民进党的发展。
民进党的性质
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人们看法不同。
我们先看看民进党一些领袖人物的看法：
民进党第一任主席江鹏坚指出，民进党是一个使命政党，它担负着改革体制的任务；又是一个全民政党，它是反对势力的联盟，而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是一个民主政党，追求西方式民主，强调和平方法及反对暴力为原则。
第二任主席姚嘉文写道：“民进党是个‘民主运动’的政党”。“民进党是民主政党，不是革命政党”，民进党“具有外造政党和使命政党的特质”。至于民进党的使命是什么？他认为，总的来说，就是“民主、自决、救台湾”。
黄信介主张民进党应从反对党过渡到执政党
第三任主席黄信介则强调民进党的反对党性格，他指出，民进党是“台湾第一大反对党”，要“充分扮反对党角色”，“我希望把民进党政造成一个形象上很可靠，让人民觉得很安全的反对党”。同时，他主张民进党应当从反对党过渡到执政党，“建立反对党就必须要有一个单纯的雄心——执政”。
但是，站在民进党以外的角度来考察，人们对民进党的性质则存在不少不同的看法。例如，有人认为民进党的性质至今还不明确，“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政党尚未完全定型”。所以有人说它是“台湾长期反对运动的集合体”，或是“异质性的以反对国民党为主体诉求的政党”，“本质上是一种联合阵线”，“是一个松散结盟的统一战线”，在一个最低纲领——住民自决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有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个群众运动的政党。国民党人有的把民进党说成是“台独的党”。
至于民进党的阶级属性，有人说是“全民政党”，不代表特定的阶级，不是代表劳工阶级的政党。有人针对“全民政党”的说法提出批评指出，国民党和民进党都自称为“全民政党”，实际上“无论从冲突理论上来说，或是从功能理论上来看，‘全民的政党’都是骗人的”。有不少人说民进党是“中产阶级的政党”；有的说民进党“现在的阶级属性仍处在中产阶级与农工阶级之间的暧昧状态”。由于过去在党外运动中曾经吸收过部分中下阶层的群众，同时，一些中上阶层的群众出于参与政治的愿望也投入了党外阵营，这两个社会阶层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矛盾，这使得民进党的代表性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民进党的性格中有妥协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它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主张容纳在内，例如，生产民主化的主张就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发生矛盾，当中小企业者和劳工发生冲突时，民进党就会陷入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境地。所以有人说：“人人都不特别觉得新党（指民进党）可以代表他的利益”。
至于民进党是不是一个反对党？看法也不一致。上面说过，黄信介强调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性格。当然，一般地提反对党也可以的，但是严格意义上说，还不具备条件。江鹏坚认为由于台湾政治结构没有改变，即使经过多少次选举，民进党也无法执政，所以“就当前实际情势而言，民进党绝非传统意义中的在野党和反对党”。姚嘉文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写道：“如果我们说台湾已进入了正常化的政党竞争政治，则未免言之过早，为什么？因为民进党事实上仍未取得政党地位的平等。在国民党的权谋诈术下，民进党的政党角色并未受当权者尊重，反而处处受到打击。除了国民党统治心态仍不正常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前台湾的政治结构与党政运作脱轨严重，极不正常，因此也使得民进党难以扮演一般民主国家中所谓‘忠诚反对党’的角色”。
总的看来，可以说，民进党是台湾一部分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的集合体，它至今还没有完全定型，不过从它的政治诉求来看，主要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还不够明显。所以，应当说，民进党的性质还没有完全定型，它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内部的整合而逐步明朗化。1989年5月12日，民进党完成了备案程序，从“内政部”领取了政党证书和图记。这意味着民进党已经接受现有的政党法和政治体制，成为台湾一个合法的政党。这样，走上“忠诚反对党”道路的可能性似乎加大了。
民进党的党员成分
建党初期，民进党党员只有1300人，现在发展到两万人。
起初，民进党的成员主要由党外运动中次级团体成员，采取“转化”方式成为党员，而暂不公开吸收党员。最初的党员包括以下几种人：1.宣布组党时132名组党发起人；2.党外公政会和党外联谊会的成员；3.党外编联会及其他党外团体的成员；4.党外现任的公职人员；5.对党外运动有重大贡献者。其所以不公开吸收党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民进党刚刚成立，人们对它还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民进党存在这样一个顾虑：“如果国民党拨几万人力加入新党，收不收？”为了防止一建党便受制于人，不得不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经过1986年底的选举，民进党取得相当的成绩，开始只有一些人要求入党。当时有人估计只要开放党禁，就会有许多人拥进民进党来，其实不然。直到备案以前，国民党没有承认民进党为合法政党，同时还有“国安法”的“威慑”力量，便得不少人不敢贸然加入民进党。例如，公务人员如要加入民进党，就可能受到解雇、调职、降级、低俸以至取清退休金等威胁，因而存在恐惧感。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就要看老板的立场和态度。加上入党办法的一些规定，使人感到不便。所以建党一年时，党员人数只有7000多人，1988年8月为12000人，1989年2月为15000多人。至今发展至两万人左右。
基层党员的质素很成问题
发展党员还与党内各个派系争夺选票有关。1988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前，有些人为了拉选票而突击发展党员，所以有所谓“亲戚党员”“公司党员”“人头党员”等名目，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被“物化”为选票，各派领袖必须替他们代交党费，用游览车载送他们去投票，这类党员在民进党内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民进党下层党员的素质很成问题，有一位民进党的干部写道，基层党员中有不少游手好闲、高谈阔论之辈，或不得志的人士，有能力者为数甚少。
上层有一批令国民党头痛的高手
但是，人们也承认民进党的骨干力量是相当强的。有一位国民党人士认为，民进党的上层多是精英人物。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具有很高的学历，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以至留洋的博士、学者为数不少，而且在社会上已经有相当的知名度，具有一定的问政经验，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个人的形象也不错，确实是一批使国民党人感到头痛的比较高明的对手。
从党员成分来看，多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主要是公教人员、律师、医生、其他自由职业者）地方势力中的部分人士以及一部分劳工。有人把它概括为两种组成成分，即“信守民主自由的知识精英”和“草根性极浓的中下阶层民众”。
民进党的党员成分对自身的发展有利还是不利？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强调“同质性”，认为来自同一阶级、阶层，有相同的立场，想法和步调就一致。有人则强调“异质化”，认为在多元化的工商社会中，党员来自不同的阶层，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映多方面的要求。这两种看法的正确与否，党员成分的异质化所引起的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社会基础
究竟什么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人们也存在着不同看法，而且有较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是中小企业主。这个阶层对台湾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他们的发展受到相当的限制，因而他们对所处的经济地位感到不满足，强烈反对公营企业和财团的垄断，要求进行改革，并为自身的发展寻求出路。中小企业主曾经主持过以往的党外运动。民进党的基本纲领指出：“肯定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有人则认为地方财团是民进党的靠山。他们认为地方财团在经济上取得很高的地位以后，要求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参与。党外的政治民主化主张适应了地方财团的要求，他们暗中支持党外。民进党在财源上可得到地方财团的支持。一些知名的民进党人士和地方财团有相当多的交往，蒋经国逝世时，有消息说许荣淑、朱高正正在王永庆家中，这就更加令人产生某种联想了。
还有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进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因为民进党的纲领“突出了中产阶级的诉求”，即反映了中产阶级反对专制与垄断，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维持发展自身经济利益的要求。“中产阶级是民进党一股巨大的支持力量”，1986年底获得165万张选票就是一个证明，1989年底，尤清在台北县获胜又是另一个证明。
所谓中产阶级，或称中产阶层，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台湾，一般指的是介于大资本家、高级官员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根据萧新煌的研究，中产阶级可以说是以“专业”来从事职业生涯的人。一般说来，划分中产阶级有两个标准：一、年所得约在50万-200万元台币之间；二、教育程度在高中或大学以上。中产阶级包括新兴的商场新贵（60年代以后从事商业的企业者）、公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民营企业的经营人员、中上层的公务人员和本地官僚、70年代以来当选的民意代表、提供专业知识者（如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医师等）。
对台湾中产阶级的人口，学者们有不同的估计。有的从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推算，认为占总人口10%左右；有的以从业身份估计，占总就业人口的1/3；有的则以高中以上程度从事专业技术、管理、部分佐理和买卖工作的人口来估算，认为只占就业人口20%左右。
关于中产阶级的特性，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他们是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一般来说，他们对现状是比较满意的。他们的教育程度较高，要求参与政治、进行温和的改革，以获得自身的更大发展。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并不一致，甚至有明显的分歧。有人估计中产阶级中有20%的人对台湾当局持批判性立场；也有人估计中产阶级对当前政治表示满意者占80%以上。陈忠信分析了台湾中产阶级与世界经济体系、台湾的依赖经济体制的密切关系，以及中产阶级受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现有的统治体制所持的态度，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台湾中产阶级具有前瞻性和限制性的两重性格。
那么，中产阶级是不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呢？所谓某个政党的社会基础，指的是这个政党主要反映的是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它主要得到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阶级或集团的支持。我们从民进党产生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它是在党外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党外运动则是在6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党外运动和民进党提出的某些政见，诸如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贯彻地方自治、解除戒严令等等，反映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愿望；扶助中小企业、公营事业开放民营、反对垄断、整顿税制等经济方面的主张，更是反映中产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在历次选举中，党外和民进党获得大约30%的选票，据估计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此外，民进党的骨干分子也多数来自中产阶级，他们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从事律师、医生、编辑、记者以及公教人员等职业。所以，把中产阶级说成是民进党的社会基础是有一定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