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智库社团形式的交流使两岸退役将领或卸任官员也有了对话的机会。除了2010年两岸退休将领的交流对话外，2013年6月，大陆的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与台湾的两岸统合学会共同举办“筑信研讨会”，近30名两岸退役将领和学者共同探讨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此外，2013年，两岸退休涉外官员也进行了规模性的研讨交流。1月，由方夏文化交流协会和两岸统合学会共同举办的“夏合研讨会”，就两岸涉外事务协商在内的议题进行研讨交流。近30名与会者中，包含了首次受邀的两岸退休涉外人员。
另外，大陆与民进党人士也得以通过智库社团的平台有机会进行沟通。2013年6月，由谢长廷担任董事长的台湾维新基金会主办、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协办的“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在香港举行。台湾与会者由谢长廷领军，成员除学者外，还包括9位民进党籍不同派系的现任“立委”、3位民进党籍市议员和1位民进党籍县府处长。大陆则由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以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身份领军，成员包括大陆北、中、南台湾研究重要智库的学者。虽然谢长廷定位香港研讨会为思想与政策研讨会，不是政治谈判或对话，但从与会者涉及的研讨内容看，涉及红绿政治立场方面的言论并不少。
第三种：政党对话形式。两岸之间的政党交流始自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首访大陆，目前主要以国共交流为代表，主要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等非官方形式。2005年以来，国共已形成了年度交流机制，每年度不但有高层会晤，也有国共论坛。2012年在哈尔滨举行的“国共论坛”上首次增设“两岸和平发展”小组，开始讨论政治议题。时任政协主席的贾庆林提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想法。2013年“习吴会”上，习近平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四点意见：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吴伯雄则表示，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主张一个中国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而不是“国与国”关系。“习吴会”的重点在于马公开授权，吴有代表性地传达马的想法使两岸领导人有机会间接对话。作为两岸的执政党，国共党际交流平台对于两岸关系发展有一定的先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对话形式。
从既往的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看，其对象包括：学界、智库、党政军人士及意见领袖，话题论及包括认同、互信、政治定位、军事互信、国际空间及和平协议等，呈现平台的多元性和对象的广泛性以及内容的包容性。同时由于约束少，因此表现出相当的创意和前瞻性思考，有一定的探索性。
三、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功能和作用
两岸政治互动是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发展阶段的两岸政治互动从政治对话入手，以政治谈判为目标，最终达成军事安全互信机制以及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一般而言，政治对话是指地区间、国家间以及政治团体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以获得某种共识的活动。因此，很显然，政治对话的对象一般应该是官方。而两岸关系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民间政治对话的倡议，则是因为两岸关系特殊性所致。由于台湾社会目前的政治生态，两岸公权力机关政治对话的环境与条件尚未成熟。但为了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能够稳定持续地深化，两岸政治对话须以民间为起点，逐步探索政治议题的解决之道，必须积极主动地营造有利于进入公权力机关政治对话的环境与条件。
两岸民间政治对话应该成为未来两岸公权力机关正式对话的前奏，它是一种在当前两岸无法通过正式授权管道进行政治对话时由两岸民间先行探索的铺垫对话，时机成熟后则再由双方授权管道接手。两岸民间政治对话须对两岸公权力机关的政治对话产生先导作用。
政治对话民间先行遵循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互动原则。民间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正式性，对话中的分歧不至于对两岸关系造成直接冲击。民间政治对话非正式的特点比较容易打破台湾分裂社会甚或美国质疑的牵制，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两岸互动原则在政治对话程序上的具体表现。
鼓励、支持民间展开具有建设性、前瞻性的政治对话是铺设两岸高层政治对话的重要路径。两岸民间政治对话须为两岸高层政治对话铺路搭桥。
首先，路径的铺设须有一致的方向。两岸民间政治对话需界定功能性目标。两岸民间政治对话须着力于解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和稳定化，即旨在为和平发展的制度化、稳定化排忧解难，创造一个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其次，路径的铺设须有明确的对话步骤。对话步骤牵涉对话议题设定，对话议题设定应包含现实和未来两大方向，与两岸关系相关联的政治性议题均可涉及，同时还可包含对于两岸高层政治对话的机制和内容探讨。由于承担造势铺路的功能，两岸民间政治对话必然主要围绕敏感政治议题。由于需求不同，目前两岸各方感兴趣的对话内容各有侧重。大陆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岸尚未统一前政治关系合情合理的安排；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和平协议问题；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与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认同表述。台湾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华民国”定位；台湾的“国际空间”。另外，民进党方面则特别凸显民主人权的对话。董立文在《两岸政治对话的美丽新世纪》一文中强调民主人权对话可以“把主权之争扩展向价值、制度之争；把政治对话转变为文明的对话”。由于两岸需要讨论的政治议题很多，为了更好地体现为现实两岸关系服务，需要对共同关心的政治议题作出梳理，在此基础上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原则将对话内容做一先后顺序排列。综合而言，两岸需要着重处理的敏感政治议题主要包括：国家尚未统一前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两岸和平协议；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基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统一前两岸政治关系的探讨最具迫切性，应该成为对话的首要关键议题，宜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对此一事关两岸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沟通与对话，集思广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前瞻性思考，以提出务实和具有建设性的共识性意见。
第三，路径的铺设须有机制化的设计。由于承担造势铺路的功能，两岸民间政治对话在保持多元渠道的同时，须致力于机制化的建立。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机制化建设须注重形成以智库社团对话为主渠道的对话机制。为此，两岸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2012年的国共论坛曾提出和平论坛的倡议；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2013年2月的“习连会”上曾提出民间办理和平论坛的提议；刘兆玄2013年4月28日在台北举行的“辜汪会谈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表示，两岸民间应成立共同智库和举办论坛，不分党派和意识形态，来探讨有争议、敏感的政治问题，理性探讨中华民族的未来。；蔡玮教授建议两岸在和平论坛的架构下成立共同智库，甚至考虑建立常设的秘书处，双方都把事情按照大、中、小，重要性列出一个序列，看看那些是可以先做，哪些必须后做，做得成、做不到的原因，列出负责主管单位及相关时程。大陆已表态支持举办民间性质的两岸和平论坛，认为举办和平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期待两岸和平论坛能在2013年内举行。从两岸目前反应看，大陆意愿强烈，态度积极；台湾也不乏有兴趣的民间团体。作为两岸未来可以也是能够推动和经营的民间政治对话的机制化平台，和平论坛值得期待。为了凸显社会力和影响力，和平论坛的参与者须体现多元性和代表性，既要有学术精英，也要有意见领袖；和平论坛的成果须有共识性意见的累积展现。从有利于和平论坛的推展看，两岸民间共同智库的规划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
两岸两会谈判是得到官方授权的一个渠道，以往是经济性、事务性协商谈判，未来在以经济性、事务性议题为主的情况下可否思考择时尝试处理一些政治性问题。
第四，路径的铺设需要有利于政治互信的累积。两岸政治对话的开启有赖于双方善意的表达。两岸民间政治对话须是增信释疑、聚同化异的过程。由于是非正式、非官方，民间政治对话可不设限制和框架。对象的广泛性有利于在广开言路的基础上增加了解，促进理解，换位思考，建立共识。双方应协同努力在各自关心的核心政治领域取得进展，逐步消除在政治关系、军事安全、涉外事务等方面的隔阂和误解，增进理解和信赖，从而为今后开展正式的两岸政治对话积累经验，营造社会氛围，以民间互信推动高层互信。期待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成为双方扩大了解、增进互信、拓展合作的重要平台。
第五，从各说各话、畅所欲言进入互动交流、寻找交集乃至发挥创意、建立共识是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发展路径。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旨在讨论事关两岸关系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因此需要累积信任，相互磨合，共创未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谅解、达成默契，达成共识。两岸民间政治对话先要经历各说各话的阶段，这是一个互相了解的阶段，在此阶段双方都需各抒己见，倾听彼此。两岸民间政治对话再要进入寻找交集的阶段。这是一个互相理解的阶段。在此阶段，双方都需换位思考，善意相待。最后，两岸民间政治对话还要进入建立共识的阶段，这是一个达成谅解的阶段。在此阶段，双方需发挥创意，展现前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