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鹏
2008年以来，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已经初步形成了“人员往来更为密切、同胞感情更加融洽、合作领域更加广泛、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文化纽带更加坚韧、共同利益更加广泛”的全方位交流合作新格局。经过四年多和平发展的开创和实践后，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的巩固深化的新阶段，两岸交流合作也面临新的形势。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密切人民往来，融洽同胞感情。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制度建设”。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时也强调，要进一步促进两岸人员往来，深化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交流，扩大两岸基层交流。要着力提高两岸交流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推进制度化建设。笔者认为，巩固深化新阶段的两岸交流合作要想全面持续推进，要想进一步实现交流合作的制度化，必须要平衡和处理好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的关系。
一、当前两岸交流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过四年多的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全方位交流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为今后继续深化两岸交流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前两岸关系处在六十多年来的最好时期，在和平发展巩固深化的新阶段，两岸大交流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两岸关系经受住了台湾选举和岛内民意的考验。马英九能够获得连任，“九二共识”在选举的最后关头成为选战的焦点议题，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大陆对台惠民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也说明过去几年推动的两岸大交流符合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得益于两岸交流，越来越多的民众习惯于两岸大交流，越来越多民众仰赖于两岸大交流，台湾民意的客观需求成为两岸大交流持续不断的原动力。
其次，两岸关系依然是马英九当局的最主要政绩和追求“历史定位”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马英九连任后曾多次表示他没有连任的压力，但是有历史评价的压力。目前，马英九当局在岛内施政遇到相当的困难和压力，他自己所声称的各种“改革”举步维艰，民意支持度持续低迷，对其试图通过改革岛内政经、司法制度来奠定“历史定位”带来困难。马英九要想有“历史定位”，必须从两岸关系领域找出路，要在大陆政策方面有新的突破。而两岸大交流的持续推进，有利于形成对马英九当局突破两岸关系症结性问题的民意基础。
再次，两岸关系越来越成为民进党寻求重新执政的“罩门”和不得不正视的问题。2012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由于蔡英文未能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未能获得民众的认同。败选之后，民进党内出现了新一轮要求检讨两岸政策的声音。在各种压力之下，民进党对待大陆的政策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民进党恢复了“中国事务部”，党内某些政治人物如萧美琴、林佳龙、谢长廷等先后“登陆”，表明民进党已经意识到两岸大交流已经是势不可挡。
最后，美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保持当前这种和平发展的稳定状态，不希望看到台海局势的恶化。美国对两岸关系过去四年的发展虽然有某些疑虑，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持正面和肯定的看法，特别是对两岸在经贸文化等领域持续扩大的交流，美国不断表达“乐见”的立场。马英九连任后，为了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化解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疑虑，派出心腹金傅聪担任驻美代表，如果进行顺畅，客观上能够为两岸交流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由此可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宏观环境整体上是良好的，两岸持续开展大交流的条件是具备的，两岸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将两岸大交流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看到两岸大交流面临不少机遇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2012年两岸交流过程中暴露出的某些深层次问题也值得重视。比如某些绿营学者将过去几年的大交流形容为“表面热络，实际分歧”，以吹毛求疵的态度不断渲染和放大两岸交流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企图让台湾民众质疑大陆推动两岸大交流的“政治企图”，让大陆民众怀疑两岸大交流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两岸交流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还不够高，两岸交流合作中的广度与深度、官方与民间、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处理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些都要求我们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深化新阶段，要不断总结经验，在路径依赖的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寻求两岸交流合作规模、形式和内容的新突破。
二、路径依赖与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将对人类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的新解释。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诺斯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突破这种状态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将路径依赖理论用来解释两岸交流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困难时期，还是在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两岸交流合作的实质性制度变迁相对缓慢，存在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过程，就是两岸关系不断实现制度化，最终形成两岸都能够接受的制度性安排的过程。两岸经过近三十年的交流合作，两岸关系制度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越来越强烈，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制度化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双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尝试和建立了一些交往和沟通制度，两岸关系制度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台湾的邵宗海教授总结出两岸互动的机制有“密使机制”、“民间对民间机制”、“民间对官方机制”、“两会协商机制”等四种，这其中邵教授承认“密使机制”是“有无协议多半难有文件上的证明”，“民间对官方机制”在两岸互动历史上只有“唯一也是最后一次”。笔者认为，这两种机制仅仅只是一种偶尔或临时性的尝试，远未达到制度化的程度，不能作为两岸关系制度化的具体表现。综合来看，两岸关系过去二十年发展出来成型的制度化途径和成果主要有“民间对民间机制”、“两会协商机制”、“党对党沟通平台机制”等三种，这几种制度化的方式在两岸关系交流合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两岸要想持续推进交流合作，就必须不断促使上述制度不断优化，进入稳中有进的良性循环轨道，同时要尽力避免因循守旧，从而进入对既有制度的“锁定依赖”状态。目前两岸交流合作中出现的需要重视的路径依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岸交流合作思维的路径依赖。
两岸在1987年正式开展交流合作之前，长期处于军事对峙和政治对立的状态，即便在两岸开始交流交往之后，由于受到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两岸关系恶化的影响，双方对对方都有一些负面的宣传甚至是妖魔化的描述，使对方的民众产生了某些带有明显偏见的思维定势。两岸交流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了解、促进理解，但长期形成的偏见和疑虑依然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从而产生某种思维和心态上的路径依赖，这也反映在当前两岸的交流合作中。尤其是对台湾方面来说，在两岸交流合作中担心“被统战”、“被并吞”的思维定势相对明显，经常会从“阴谋论”的角度看待两岸某些交流活动，对这些活动的政治动机表示质疑。不仅台湾当局在考虑两岸交流的政策时存在上述心态，普通民众特别是没有来过大陆或与大陆交流过的台湾民众此类心态更为明显。
第二，两岸交流协商机构的路径依赖。
当前两岸交流合作的协商机构是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会虽然都以民间身份出现，但却是经过官方正式授权从事两岸交流、联系和协商谈判的机构。两会协商模式在当前两岸交流合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无论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两会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还是在马英九上台后，两会恢复并进行了八次协商，签署了十八项协议，都说明两会是当前两岸协商的最主要路径。两会的这种功能如果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说，既有积极的方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两会模式使得两岸的制度化协商成为可能，而且在两会架构下，又发展出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等新的模式，可以确保两岸关系持续发展。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过度依赖两会机制，可能会使得两岸在某些领域的制度创新难以实现。两岸两会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当时的两岸关系形势与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继续优化两会模式的同时，也应该思考创新出新的两岸交流机构和模式，避免对两会机制的“锁定性”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