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司令员生活作风问题严重，把一个宾馆的小姑娘搞大了肚子。运动起来后，有人把这个问题揭了出来，七百多人联名写了大字报，送到军区机关。
是我和文年生同志接待的。七百多人要求撤这个副司令员的职。文年生同志答复说，撤一个副司令员的职，要报军委，我们没有这个权力。结果他们就把文年生围住，不让回家……
我们把情况报告了军委，很快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打来电话，说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这个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问题，你们要帮助帮助他。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的说法。后来群众反映黄永胜的问题，才引出了林彪的那个关于大节小节的讲话。那个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讲，是救了黄永胜等人的命。
问：有这么严重吗？
陶：那当然。1966年年初广州军区召开了一次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军区有很多干部对黄永胜意见很大。他既有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又有组织路线上的错误，人们气愤地称他是广州的“南霸天”，要他作检讨。开会时黄永胜不在广州，与会者给他提意见也很带点火药味。开始我是保他的。他毕竟打过不少的仗，也走过长征。所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我还和文年生商量，还是应该以党委的名义做解释工作。
我们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有一些工作是做不通的，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无法解答和解释的。对此我们就记了一个小本子，派政治部副主任江民风同志到北京，当面向黄永胜汇报。
那时黄永胜不敢回广州，他知道那里有不少人对他意见很大。自然也有人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些广州开会的情况。
江民风同志找到黄永胜后，如实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大概是谈了三次。谈过群众的意见后，黄永胜的态度很恶劣，他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有关林彪讲话的传达。说黄永胜是小节问题，大节是忠于毛主席的。
问：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陶：记不准确了，反正就是说什么大节小节问题，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应该找得到的。
黄永胜也就很快回到了广州。他说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搞了阴谋，要把他反掉。于是就发动一批人来整我们，这也就是后来的所谓“文、郭、项、江、陶”事件。
林彪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好不好，要看主流和支流。
林彪说，要注意不要迷失方向，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小好小坏。到底哪是第一位的哪是第二位的，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也注意小节，但主要注意大节。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太好。但他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问：“文、郭、项、江、陶”？
陶：文，就是文年生同志，郭是郭承柱副政委，项是政治部主任项炜，江是江民风，他当时是政治部副主任，陶就是我了，我是当时的参谋长。
问：当时强加到你头上罪名是什么？
陶：那可就多了。我是红六军团出来的，六军团不是二方面军的吗，所以他们就说我是贺龙派来的，是贺龙的小爪牙。其实我和贺老总的接触很少。工作上没有什么联系，更没有什么私交。
我被打倒，当时具体说有三件事，第一个是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来串联，要住我们军区的招待所，我是参谋长啊，人家来请示我，说有一个叫“鬼见愁”的战斗队，要来住。我一听这名字就反感，什么“鬼见愁”，不让住！后来他们就说我把造反派赶到大街上去了。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罪名是说我支持保皇派，叫我的儿子镇压造反派。我的老二陶瑞是“主义兵”的头头，他们是反对造反的，我的确也支持过他们，我的想法是与其让那些家伙无法无天，还不如让这些人管管他们……
第三个就更荒唐，广州体育学院的造反派夺了院长的权，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要当院长。他找到司令部，要我批准他当院长。我说，我不能批，我没有这个权力，要军委批。他们就说我是压制造反派。
到后来又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直到彻底把我打倒。
问：你刚才说过，一开始你还是保黄永胜的，他回来后为什么还要整你呢？
你们历史上有什么恩怨吗？
陶：应该说我和他没有什么积怨。我是60年代初到广州军区当参谋长的，据叶帅讲还是黄永胜想要我去的。1963年的春天，我随叶帅到缅甸去访问。叶帅问我，你想不想到野战部队？我说：“想啊！”叶帅说，那到广州军区怎么样？
我说广州有什么好，现在又没有仗打。叶帅说，广州那个地方很复杂，要应付各种情况，各种事态，文的、武的、政治的、经济的，对你可能是个很好的锻炼。我想想也是。叶帅还说：“广州军区正缺一个参谋长，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次黄永胜对我说陶汉章给他当过参谋长，他想让你去呢！”
黄永胜为什么会提到我呢？这个说来话就更长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晋察冀，但没有什么很多的接触，真正打交道是在延安教导二旅。我当参谋长，旅长是黄永胜，政委是邓华。那时彼此相处得还可以。要不他怎么会向叶帅建议呢？
问：你调到黄永胜手下当参谋长后相处得怎么样？发生过什么冲突没有？
陶：一开始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只是觉得他不那么实事求是。比如说，部队在惠州做了不少的工事，我上任后到那里去检查，发现坑道里面都积了水，水深的地方要有一米多。我当时很不高兴，回到广州后就对黄永胜说，那里的工事都不能用了。黄永胜不相信，他说那不可能吧，都封得好好的。给军委汇报时就说工事如何坚固……如果有敌人来犯，坚守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广州军区在汕头附近围海造田，办了个很大的农场。黄永胜说，全军只有我们广州军区解决了吃肉吃菜的问题。他要机关向军委报告，也就是向主持工作的林彪汇报，说全年的粮肉补助都解决了。我说现在粮食还没有收到家，还是不报为好。黄永胜说，你这个人太老实，能解决就是能解决嘛！他是司令员，报就报吧。刚刚报上去第四天台风来了，大坝决口粮食无收，养的猪也给吹跑了……我和黄发生了争论，他就认为我不按照他的意志办事。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比如说，有一次叶帅打来电话问，如果北线发生问题，要调你们广州军区一个军，多长时间能出发？黄永胜对我说，参谋长，你报，最多三天就可以出发！我说，黄司令，就目前的情况，别说三天，三个月能拉出去就算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