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因为“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就必须“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少点‘八股’气”。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理、宣传毛泽东的讲话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化人从全国各地，从海内外，汇集到延安。毛泽东深知文艺对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在西北局面基本稳定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向。
应该看到，当时汇集到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也还需要一个从口头承认到思想上感情上彻底解决的过程。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与黑暗问题”上，有人认为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由于这些思想的存在，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虽然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对于抗战和革命事业毕竟是不利的，同时也妨碍了文艺本身在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系统地制定和阐述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5月2日，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的大会议室举行。延安文艺界的着名人物——周扬、丁玲、艾青、何其芳、陈荒煤、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陈波儿、吕骥等一百多人出席。座谈会进行分组讨论后又于5月16日、23日举行全体会议，胡乔木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随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记录。
毛泽东在5月2日的座谈会上首先发表讲话。接着与会者进行座谈、讨论。萧军第一个发言，意思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他还举鲁迅为例，说：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胡乔木坐在萧军旁边，萧军话音刚落，他就站起来大声要求发言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两人争论得很激烈。
对于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非常高兴。开完会，让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对座谈会作了总结，回答了文艺工作者们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着作通常都是自己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后来，毛泽东对整理稿又进行仔细推敲，反复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这篇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在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登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后，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十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社论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同时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
社论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参加总学委的工作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席，领导延安的干部学习。具体工作由康生领着在延安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去做。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具体工作。参加具体工作的秘书还有：朱德的秘书黄华、王明的秘书廖鲁言、任弼时的秘书师哲、陈云的秘书王鹤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康生的秘书匡亚明。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为了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由凯丰负总责，胡乔木和陆定一、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由此，胡乔木参加了总学委的工作。
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重要文件，先讨论《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及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同时，将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48名负责同志，混合编为9个小组，由中央的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胡乔木和毛泽东、陈伯达三人编为一组。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决定由中宣部选定一批历史文件，指定几本马列书籍，准备于9月起在七大代表及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研究。10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学习和时局问题。
就在10月，中央书记处由延安杨家岭迁往枣园，胡乔木也随毛泽东迁到枣园。
在进入全党整风以后，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导整风运动，数量不少，影响较大。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办法，是从全面的思想方法来的。”“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在这样透彻地说明道理的基础上，胡乔木又强调，在整顿三风中，两条战线斗争“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进行”。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
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19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着的工作了”。社论明确指出：“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
主编《中等国文》课本
胡乔木在1944年5月27日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和课程》中尖锐地指出过去国文、算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中学生往往学了五六年，不能胜任一个壁报的记者或一个合作社的会计，这是因为过去教育的方针是要训练小文学家和小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明白事理，能在实际生活中宣传或计算的工作者。”指出“这些都是要改造的”。就在这一年，胡乔木身体力行，忙里偷闲，决心自己动手主编一套供五年制中学（分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用的语文教材《中等国文》。这件事同当时的形势、任务也是密切相关的。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估计在农村根据地还会住很长时间。陕甘宁边区落实“施政纲领”以来，中等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编辑出版一套《中等国文》，正是适合形势的要求和进一步落实“施政纲领”的需要。
1944年5月，胡乔木兼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因部长凯丰生病）。他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毛泽东准备七大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忙，他就利用这个时机，主持编辑了一套由他全新设计的、供三年制初中用的语文教材《中等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