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胡乔木传(套装共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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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从杭州到上海(1)

转入浙江大学外文系

胡乔木到上海后,即找到王翰。王翰原名陈延庆,是盐城老乡,胡乔木大哥胡达新交大的同学。胡乔木早先到上海看望大哥,同他就认识了,入党以后又一起在盐城县委领导下活动。

盐城出事以后,胡乔木本来仍想回清华,给朱自清先生寄去一封快信。朱先生回信,要胡乔木另觅他校,随信寄来他设法搞到的一张转学证书。胡乔木知道,清华是回不去了,即同王翰商量去向问题。两人分析,南京、上海不安全,还是离开江苏,到杭州去吧。于是,参加了浙江大学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举行的入学考试,被录取为该校文理学院外国语文系英文专业二年级的插班生。因该年级将于民国二十五年毕业,通称二五级。1933年9月,胡乔木到了杭州。

浙江大学也是中国名校。胡乔木进浙大时,文理学院设在杭州城内刀茆巷,文科只有两个系:外文系和教育系。外文系仅有英文专业,二年级只剩下一个女生,名叫王作民,几乎开不成班。1933年9月新学年开始,从教育系转来施庆绩,加上新来的插班生胡鼎新,才有三名学生。外文系的必修课,都是“先生讲,三生听”。

但外文系的先生,如孙大雨教授、陈逵教授,水平是很高的。孙大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力求体现原作诗剧的风格,自成一家。他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研究和翻译,对胡乔木日后的诗作也有影响。孙大雨在课堂上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比较,说我宁可赞成共产主义。后来,孙被校长郭任远赶走。陈逵接替孙大雨讲授英国文学。陈逵由美国学成归国。他思想进步,曾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过从。课内课外,陈逵经常联系现实,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对学生的进步活动也很支持。

青年胡乔木充满求知的渴望和广泛的兴趣。他选修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还选修了教育系的心理学课程。多少年以后,在1959年4月间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针对1958年对心理学批判过头的情况,胡乔木指出:假如没有共同的心理规律,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就不能存在了。辩证唯物主义肯定人类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也承认人有共同的心理。他还指出:研究心理学是有意义的,它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也得到胡乔木的鼎力支持。

在浙大的诗文和革命活动

在攻读各门课程和从事社会活动之余,胡乔木还抽空写作和翻译。他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以下简称《浙大校刊》)上发表的六篇诗文(包括翻译),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胡乔木在《浙大校刊》上发表的作品色彩比较温和,从冲淡平和中透露出对时势与人生的关切。他的七律《无题》,抒写对美妙情景的追求与疑虑之间的矛盾心情,表露出不肯消极作罢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是有意追随李商隐的诗风。他的五言歌行《甲戌中秋作》,则大有杜诗的意趣。诗篇写一位饱经沧桑之人在中秋月夜的感慨,有力地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胡乔木用中国古典诗歌五言、七言和长短句等多种形式,翻译了英国诗人、法国象征派文学运动的支持者西蒙士的五首小诗,皆为清新哀怨之作。在《西蒙士诗抄》“译后附志”中,胡乔木谦虚地表示:译诗“于‘信’、‘达’、‘雅’三者皆有未尽”,并特别说明:“《渔孀》一篇,意境高远,最为译者所爱;云‘所期’者,盖象征人生某种失而不可复得之憧憬也。”可见胡乔木当年的审美情趣。

胡乔木在同学中最有影响的文章,是1934年秋为哀悼同级化学系同学陈先花因急病亡故而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用纯粹的白话写的悼文,发表在《浙大校刊》上;一篇是用地道的文言写的祭文,也在《浙大校刊》上发表,并在陈先花追悼会上代表文理学院二五级级会诵读。这两篇文章充溢着胡乔木对同学的关心。他那丰富的感情,深刻的思想和博古通今、纯熟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令级友们无比钦佩。

胡乔木能诗善文,才华横溢,但又俭朴稳重。他一向剃一个平顶头,穿一件蓝布长衫,全无一般江浙才子那种自鸣得意的神态。高年级的女生给他起了个外号:“蓝蓝的和尚头”,遭到二五级女生抵制,没有叫开。平心而论,这外号倒也道出了胡乔木大学时代卓尔不凡的风貌。

胡乔木在《浙大校刊》上发表的革命倾向最鲜明的作品,是玛志尼为纪念班迪拉兄弟殉难而作的讲演的译文:《勖少年意大利人》。玛志尼(1805-1872)是意大利民族运动三杰之首,1831年流亡法国马赛后发起少年爱国运动,创立革命组织“少年意大利”,旨在把意大利各小邦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独立的共和国。1833年,他主编《少年意大利》杂志,并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1840年,玛志尼重建“少年意大利”运动。此后,海军军官班迪拉兄弟成为他的信徒,拥护意大利独立运动。1844年因起义计划暴露而失败,兄弟二人同时牺牲。1900年,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是受了玛志尼发动“少年意大利”运动的启发。1919年7月,***、王光祈等在北平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出版《少年中国》杂志,发动“少年中国”运动,也与受玛志尼发动的“少年意大利”运动影响有关。胡乔木在民族危亡之际,翻译介绍玛志尼的这篇讲演,用意十分明显,是宣传反抗侵略,鼓舞爱国热情。他在译文前面写了一段小引,谓:“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是欧洲近世史上最有意义的教训。对于今日的中国人,它们的意义尤为重大可贵。玛志尼是着名的意大利民族运动三杰之一。这篇演说,是1848年7月25日,他在米兰的班迪拉兄弟殉难纪念会上的讲辞,真可说得是一字一泪。现在从英文转译出来,作为民国二十四年的元旦礼物,希望大家都能够欣然接受!”

胡乔木从上海到杭州时,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左翼成员,上海的王翰他们没办法让胡乔木带什么组织关系。胡乔木只好单身一人开展革命活动。到浙大以后,他就感受到学校的求是精神和学生中要求革命和进步的氛围。通过观察和交谈,他发现了一些同情革命、倾向进步的同学,就同他们经常谈心,交流思想。

转入浙大不多久,胡乔木同孙修爵等一两个朋友一起办了一个墙报。色彩比较温和,没有什么激进的言辞,只是在上面贴了一张苏联青年农民扛着锄头的照片,题名“青春和热情”,露出一点倾向。这张照片是从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论坛》上剪下来的。墙报的名字叫做“沙泉”,也颇有寓意和亮色。

校长郭任远的嗅觉很灵,看到墙报上的照片,亲自动手,把它取下来。当天晚上,他就把胡乔木找去问话:“你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胡乔木说:“上海一个朋友知道我喜欢画片寄给我的。”郭任远板起面孔说道:“你知不知道,《中国论坛》是非法刊物,已经被捣毁了!”紧接着,在星期一的纪念周会上,郭任远讲话,公开批评《沙泉》,并宣布禁令:今后学生一律不准出墙报!就这样,胡乔木办的墙报被禁。

胡乔木很关心同学的课外活动和课外阅读。在胡乔木看来,青年学生当时最迫切需要的是读进步的、革命的书籍。于是,胡乔木就致力于组织读书会。这是当年地下党团结进步青年、组织革命活动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参加读书会的,有浙大的李震同、徐彭龄、陈怀白和之江大学的华寿俊等五六个人。

读书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着作。每两周在之江大学外、钱塘江边的六和塔下秘密开一次会。会议开始,一般都先谈一下国内国际形势;然后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展开讨论;最后商量学校的活动。读书会活动了两三次。

读书会阅读的有些秘密书刊,是王翰从上海寄过来的,有时也让人到上海去取。王作民去上海时胡乔木就曾经介绍她去见王翰,为胡乔木带回革命书籍,还有夏衍的工作意见。行程秘密还颇有几分风险。王作民在回忆录中记述过其中的一次:

胡鼎新见我去上海,就要我顺便为他运一些书籍到杭州,……书装在一只杭式竹编网篮里带回杭州。在火车上我巧遇陈逵老师。火车上查票的来了,只见陈逵向查票人补了两张多坐一站到末站艮山门下车的票。他知道我带的是些什么书;他说在艮山门下车可避开检查行李。那次返城,候长途汽车二三小时之久,乔木和我都十分感谢陈老师的关怀和爱护。要不是1934年深秋,一场突如其来的浙大学潮使他和我都被迫离校,乔木那读书会肯定会播下一片火种的。

浙大学潮中的闯将

这场突如其来的浙大学潮,就是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驱郭运动。

郭任远是1933年4月从复旦大学调来的。他是有名的心理学家,主张后天的教育与环境造就人。同时,他又是国民党系,忠实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所以管理特别严格。郭任远一到浙大,就推行他的“隔离政策”:把大一新生同老生隔离,对新生实行军事管理。胡乔木和他的同学们也直接感受到郭任远那***统治的严酷:先是禁办墙报《沙泉》,接着赶走教授孙大雨,后来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责胡乔木散发秘密传单。郭任远威胁胡乔木说:“我是自由主义者,不在乎这些,但特务要抓你,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学校。”

胡乔木和同学们对郭任远早已怨愤满腔了。一件偶发的小事,两名行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在为教师开辟的网球场上打球,竟然被郭任远张榜开除,在浙大校园里激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

学生们紧急召开学生自治会全体会员大会发动抗议行动。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赢得阵阵掌声。大会通过了“吁请校长收回开除成命”的决议。会上增选胡乔木和王作民两名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以应付这“非常”事态。

郭任远态度十分强硬,坚拒“收回成命”。学生们乃决定举行总罢课,成立了一个罢课委员会,还组织了一个“浙大驱郭委员会”。大家推举胡乔木为这两个组织的委员。胡乔木成为这一场罢课、驱郭学潮中冲锋陷阵的闯将。

这时,杭州的《东南日报》发表消息:郭任远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辞去浙大校长职务。胡乔木建议召开一个“热烈欢送郭任远”大会。王作民还到商店去定制了一个送郭滚蛋的银盾。好几个同学在“欢送大会”上讲话。胡乔木的讲话特别精彩。他用反话讽刺郭任远,说:我们的郭校长啊,真是关心我们学生啊!支持我们出版墙报,支持我们开展体育活动,对我们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如今他即将离开浙大,我们是多么恋恋不舍啊!胡乔木的讲话不断引起哄堂大笑,大家报以热烈的鼓掌。会后,学生们一起涌到郭任远寓所去送银盾,要他下台。

胡乔木、王作民他们还缺乏斗争经验,他们不知道辞职是郭任远玩弄的政治把戏。任学生们怎么翻腾,他不动声色。接着而来的是浙大教职员的“务恳大部竭力挽留”和教育部暨部长对郭任远的“连电慰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还说“该校学生违反校纪如此,实堪痛惜!盼兄勿再言辞,继续负责整顿”。教育部同郭任远沆瀣一气,“辞职”的把戏继续演下去:“再辞职——再慰留”,然后是“三辞——三留”。拖着拖着,学生就要大考、放寒假了。这时,王世杰面谕郭任远:“即日回校视事。”郭即致电王称:“任远遵于支日返杭,准歌日到校视事。”1934年11月5日(星期一)举行纪念周时,郭出席训话。同时贴出布告:“本校长遵于即日起,正式到校办公。”12月1日,蒋介石写亲笔信,给郭撑腰,令郭“凡不敬长上不守纪律者必须严加取缔,勿稍姑息”。

郭任远重掌学校大权,遵照蒋介石的旨意加紧统制。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是,把驱郭运动的中坚胡乔木、王作民开除出校。不过,他没有采取公开布告的方式,而是狡猾地采用个别通知的办法。放寒假前,胡乔木、王作民都接到校长办公室的一纸通知:“着该生毋庸来校注册。”

逃离杭州到上海

在发除名通知的时候,浙大教务长,政治学、经济学两门课程的教授费巩找胡乔木谈过一次话。他对胡乔木说:郭校长决定叫你退学,我是不赞成的,但校长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现在我给你开一张浙大的肄业证书,这样你可以转到别的学校去读书。

胡乔木不想离开杭州,经过组织秘密读书会等活动,他在这里已经有了工作基础。这年寒假,他住在昆山的大四同学李震同家中。寒假中,胡乔木带着浙大的肄业证书到上海考了杭州的之江大学,被录取了。1935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将开始时,胡乔木回到杭州。他在预先约定的那天晚上到之江大学去找华寿俊,才知自己已被浙江省特务机关列入侦捕的黑名单。华寿俊催胡乔木快走,把他迳直送上了回上海的夜车。

1935年12月,胡乔木还秘密到杭州,指导浙大学生驱赶郭任远的斗争。这次罢课斗争组织比较严密,持续了三十多天。国民政府行政院被迫决定免去郭任远浙江大学校长职务。驱郭斗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对此,随后担任浙大校长的着名气象天文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

1935年2月胡乔木逃到上海,有两位领导文化工作的负责同志欢迎他的到来。一位是老熟人王翰,一位是还没有见过面的周起应(即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