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延安
1937年4、5月间，党组织通知胡乔木准备启程。在江苏省临委共事的李凡夫（临委书记）和他同行。
上海坐火车往西安，通常都是在北站上车。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胡乔木到上海远郊的真如上车。
阳历5月，江南已是暮春时节，但早晚仍有几分凉意。胡乔木穿一件灰色夹袍，在天黑时同李凡夫一起登上西去的列车。
汽笛一声长鸣，胡乔木开始了新的征程。
胡乔木和李凡夫在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到了徐州。在这里换乘陇海线的火车，一路顺利，到达中国古都西安，找到了红军设在西安七贤庄的联络处。
联络处的同志将胡乔木和李凡夫在一家小旅馆里安顿下来，等待前往延安的载重汽车。那时，西安至延安的公路是沙土路，路况很差，卡车要走两天，而且晴通雨阻。下过大雨以后，即使天放晴了，也要等好几天才能通行。6月正值多雨时节，胡乔木、李凡夫只得在西安耐心等待。等了不少日子，到7月初才搭上车，风尘仆仆，赶到延安。
胡乔木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先在招待所住下。组织科科长王鹤寿找他谈话。
谈话后，胡乔木按规定填写了履历表，交给了组织科的王观澜。他还给党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同志（即张闻天）写了一个关于上海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两个口号”论争、文总和左联解散、党的干部同鲁迅的关系等等，这是党中央十分关心和需要了解的事情。
主持安吴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中央组织部根据胡乔木的经历和特长，很快就给他分配了工作：到中央宣传部工作，管党内干部教育。他曾到党校去讲过几次课。胡乔木在中宣部工作到9月底。这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23日蒋介石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谈话发表之时，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再次出现全国各地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热潮。为做好接待和培训工作，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已经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简称“陕公”）等都扩大招生。于是，胡乔木即同刘锡五等一起被派往云阳，负责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云阳是西安通往陕北、宁夏、甘肃的交通要道，古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安事变后，红军大部队南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云阳。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改编工作就是朱德和彭德怀在这里主持进行的。改编后，八路军即从云阳开赴抗日前线。此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里设立了后方留守处，中共陕西省委即以此名义，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陕西党的工作。
1937年9月下旬，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后，一批共产党干部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冯文彬（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任）被派到云阳负责接收、安置这批同志的工作。9月末、10月初，这项工作结束，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向冯文彬提出，帮助陕西方面训练西安事变后涌现出来的青年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经过商量和筹备，得到党中央批准，一个新的培训青年的教育单位——战时青年短期培训班（简称“青训班”），即于10月11日在三原县斗口镇于右任先生的农场开办。冯文彬任青训班主任，乐少华任大队长。青训班第一期开学时，招收了150名学员，学习期限是两个星期。当时工作人员仅4人。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第一期结业以后，反映很好，陕西省委要求继续办下去。正好这时胡乔木到云阳负责陕北公学招生工作，冯文彬通过青年部请示党中央，得到洛甫批准，电令调胡乔木到青训班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
青训班第二期于11月中旬开学，学员增加到370多名，学习期限也增加到三个星期。校址从三原县斗口镇迁到泾阳县云阳镇，设在云阳镇东大街的一座破庙内。
随着从大后方涌向延安的青年学生不断增加，青训班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第五期时，学员达到1350人。为提高训练质量，学习时间也延长到一个月。
这一阶段青训班学员的来源，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在总数的80%以上；其次是职工，约占8%；再次是军警，占3%；农民只占2.5%。青训班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基本上是在小树林里上课。
青训班课程内容少而精。主要是政治基础知识，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中国革命史、中国青年运动史、抗日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社会科学常识等，还讲一些军事知识，进行一些军事训练。胡乔木担任青训班副主任，不仅负责教学管理等繁杂的教务工作，还亲自授课。他讲的课程是“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刚从大后方来的李昌，分配到这里当教员，他讲授的是“中国青年运动史”。课程虽属讲座性质，但由于教员水平高，教学内容切合现实需要，几期办下来，青训班就闻名遐迩了。
青训班学员结业后，不到20%的学员到军队或民众团体工作，80%以上到抗大或陕公继续学习。在云阳镇这一段，青训班主要起到了抗大和陕公“预备学校”的作用。
1937年12月，毛泽东得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开办和取得的成绩后，打电报通知冯文彬回延安汇报。毛泽东肯定了青训班的形式与做法，并从适应全面抗战爆发形势的需要出发，提议扩大规模，并指示要敞开大门，来者不拒，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同时，让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方面给予支持。这样，从第三期起，中央组织部先后从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和红军长征干部中选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加强青训班工作。
1937年12月底，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从第四期起陆续迁往云阳镇东北四公里处的安吴堡。胡乔木也随学员和班部机关一同转到安吴堡，开始了他在安吴青训班的时期。
安吴堡属三原县，坐落在泾阳城北十余公里的嵯峨山下，地处泾阳、淳化、三原三县交界。这个古老村落始建于唐代。一位在泾阳县为官的江苏籍吴姓人氏最先在这里安家，期望后辈永远安康，将村子取名“安吴”。青训班迁来时，安吴堡已经是有二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了。青训班主要利用建于二百多年前的吴氏庄园。前院做了青训班的班部机关，中院是会议室，后院住二连。院子东北角的角楼，是班主任冯文彬和教务处的住地。后花园深处，有一座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的二层楼房，名为望月楼，砖砌月亮形拱门门楣上有一砖雕匾额，上书“芭蕉夜雨”四字，做了胡乔木和秘书处的住地。庄园内有一宽敞的大厅，名为迎祥宫，青训班开晚会演节目就在这里。庄园前面有一片广场，成为青训班的操场。广场西北角一棵老槐树上，悬挂着一口铜钟。每天黎明，洪亮的钟声，在胡乔木亲自撞击下响彻古堡的上空。学员们在古槐树下的广场上开始朝气勃勃的操练。
1938年2月27日，冯文彬和胡乔木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正副主任的名义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刊登《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招收第五期学生》的告示，其中明确说明办班的宗旨：“在于最短期间授与青年各种最低限度之战时军事政治教育，使能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依据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精神，自动开展抗敌救亡工作。”
青训班办了四期，这时又在武汉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告示，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大起来。
1938年4月，知名人士、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校长李公朴亲自到青训班参观，受到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事后，李公朴先生写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怎样办战时青年训练班》一文，介绍青训班的情况和经验，扩大了青训班在社会上的影响。
5月，朱德总司令为安吴青训班题词：学好本领上前线！
6月，国民党泾阳县的县长也到青训班来讲演，散布投降和反共谬论，煽动学员脱离青训班、到国民党那里找前途，当场遭到全体学员的讥讽。胡乔木也非常策略地批判了他的谬论，从正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赢得全体学员的热烈掌声。经过胡乔木组织青训班学员展开有理有节、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这个县长狼狈地溜出了安吴堡。
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的活动，在世界青年运动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8年6月27日，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到安吴青训班参观访问。胡乔木和冯文彬等一起，组织青训班和地方十多个抗日团体二千多人，在安吴堡吴氏墓地的古柏树林内，举行盛大的欢迎会。青训班同学总会史家主持会议，冯文彬致欢迎词，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雅德、福洛特、雷克难四人分别讲话，赞扬青训班的努力奋斗精神，赞扬中国青年的统一战线阵容和斗争精神将鼓励并推动世界各国青年团结起来。代表团成员表示，全世界青年学生都在援助着中国青年和中国抗战。欢迎会结束后，举行了联欢会。代表团成员回去后，专门在《世界学联情报》上报道了安吴青训班的情况，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吸引了更多的华侨青年和留学生回国参加青训班学习。
后来，胡乔木也曾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的名义与冯文彬、黄华一起，代表西北青救会20万会员和青训班7000名学员以及广大的西北各界青年，致函即将在美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青年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信中表示，“中国青年现在正在为了民族解放和青年的自由与幸福在英勇的苦战中”，“我们对于它的胜利特别具有坚强的信心”。信中呼吁发动各国青年采取各种手段来援助中国，信的最后写道：“我们深感抱歉的是由于本国战局紧迫和各种困难，未能派遣代表参与大会，但是在争取自由与和平，争取世界的幸福与前途的战线上，我们是永远跟着全世界的青年们肩靠肩地紧固地站在一起的齐步前进。”
在冯文彬、胡乔木等的努力下，安吴青训班越办越好。这个时期的青训班，班名已经去掉了“短期”二字，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计划，包括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机构设置、学员组织、教学形式、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的健全与发展。1938年一年之中办了十期，招收训练了上万名青年。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满足青年的抗日要求，青训班先后设立干部连、儿童连、军事连、佛教连、农民连、艺术连、研究班、速记班等专业连队、专业班，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和要求，分类进行教学，为抗战训练了多方面的骨干。
1938年7月下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前线回来，亲临安吴，视察青训班。朱总司令检阅了学员队伍，分别在干部会议和全体学员大会上讲了话，并接受青训班的请求，担任青训班的名誉主任。
8月，为使各界了解青训班的概况和成就，西北青救会出版了《西青救与青训班》，胡乔木与冯文彬一起，和各处负责人全面总结了青训班创办十个月来的工作和经验，介绍了青训班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学的情况，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青训班在社会上的影响。
1938年10月3日，冯文彬、胡乔木一起以青训班主任、副主任的名义，为战时青训班毕业证书题诗：“聚在这儿，我们生命的第一课！再会吧，我们到战场上去上第二课！我们将亲见祖国在血里得到自由，我们将在灿烂的乐园里上第三课！”可见，当时的安吴青训班是一个多么充满朝气的战斗集体，凝聚了多少青年人的梦想和追求。
与谷羽（原名李桂英）结为终身伴侣，是胡乔木在安吴青训班期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38年1月，胡乔木的二妹方铭从陕北公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工作。和她同宿舍的同学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因方铭要去探望在安吴青训班的哥哥，便和李桂英结伴同行。她们搭乘从延安到西安的卡车，中途在三原县下车，骑马前往安吴堡。一路上，方铭不时地和李桂英谈起自己的哥哥，谈他在扬中、清华、浙大，在北平、盐城、杭州、上海，求学的情况和革命的经历。李桂英虽然还没有见到胡乔木，但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美好的印象。
到了安吴堡，主任冯文彬向李桂英介绍了一些情况，要她担任女生队指导员，并带她去见胡乔木。李桂英是安徽天长人。天长是安徽嵌入江苏的一个小县，三面与江苏交界，离胡乔木老家盐城不算远。谈起老家的风土人情，彼此感到特别亲切。胡乔木称她是“半个老乡”。谷羽晚年记述她同乔木第一次见面到恋爱、结婚的经过说：
当时他正在一片树林里主持大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很瘦，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留着分头。我和大家一样，称呼他“乔主任”。一天，青训班派我带宣传队到耀县去，乔木来到女生连，跟我谈如何搞宣传、如何做宣传工作。他娓娓道来，有观点，有实例，也有办法，使我很受感染和教育。乔木的博学和才华，逐渐显露出来，我内心对他很佩服。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谈边走，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