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
她们虽然命运各异，但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甚至难以接受的磨难。
她们当中只有24人先后抵达了延安，而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3人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又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
王泉媛在西路军任妇女独立团团长，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沦落为民，直到1942年才经由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转回原籍江西吉安。吴富莲任妇女独立团政委，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而死。
吴仲廉则担任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的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被辗转押到南京，直到1937年8月才由周恩来营救出狱。
长征结束以后，她们中有些人的磨难并没有结束。
危拱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因为河南“红旗党”冤案受到刺激而患上了精神病症。刘群先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操劳过度且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追捕而突发神经性疾病，被送到澳门治疗，未见成效；1939年，她又被送往莫斯科疗养，后来在苏德战争中失踪。
这些堪称中华女性楷模的女红军们，用柔软的双脚在长征路上留下了不一样的足迹，用柔弱的双肩扛起了救国救民的重任，她们靠着内心的坚强、信仰的力量和高尚的品格走过了有形和无形的艰险人生之路。
后人在纸上写下她们的事迹，她们则用生命把我们民族的灵魂种在了后人的心里。
无论何时，我们这个民族都应记住她们。
三
我第一次去土城是在晚上。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起来，一个人把这条顺着赤水河的走势、依山而建的长街走了一遍。
一开始的时候，路上的行人稀少，古街显得格外幽静。看着每家门前挂着的“红军驻地旧址”“耿飚旧居”等标牌，想象着红军驻扎在这里的景象，感觉自己如同一个当年早起巡逻的红军战士一般。
就这样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地看。我走过了标有蔡家沱码头方向的路牌，那是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之一；我走过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后门，这里曾是红军总参谋部的驻地。我还走过了土城古镇博物馆、赤水河航运历史展览馆、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的门口。一段十几分钟的路程包含和释放出了太多的信息，把千年的历史压缩在这里的吊脚楼、石板街、古榕树和巷陌遗陈之间，让人时时有一种穿越感。然而，最浓郁的还是那强烈的红色气息。
等走过那个因山势而形成的拐角，进入当地人所称的中段的时候，便明显地热闹起来。已经有人摆好了做买卖的摊子，有人已经在小吃店里吃早餐，虽然处处仍然可见“红军驻地旧址”“毛泽东旧居”“开仓分粮旧址”等字样的标牌，但触目所及已是一幅繁荣小镇的景象。
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穿行，又走了约莫十几分钟的样子，我看到了小街右侧有一座石雕的窄门，上方刻着“女红军街”四个字。从门洞中走进去，便是前面提到的“街中街”了。
走进这条看起来更为狭窄的小巷，看着“邓颖超住居”“贺子珍住居”“蔡畅住居”“刘英住居”“李坚真住居”“李桂英住居”等门牌，更是让人心生敬佩。这条女红军街曾经见证了长征路上女红军们厚重人生中的短暂一幕，也为我们这个民族留存了一道精神的源泉。
走完女红军街，我又返回主街并一直往前走到了土城牌坊。看着眼前交会之后又延伸到前方的马路，回望背后忙碌的人们，发自内心地觉得今天的这份市井生活来得是多么的不易，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那些女红军的英魂们一定也在佑护着这座小镇！
雄鸡报晓的扎西德勒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4项决定。
由于敌我形势的迅速变化，会议所作决定中“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和“常委中再进行分工”两项没能得到及时落实。
一渡赤水后，红军进驻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
很快，根据国民党部署的变化，中革军委又指令红军离开川南的古蔺、叙永进至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地区。
1935年2月5日，在去往扎西的途中，中共中央在今毕节市林口镇的鸡鸣三省村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会议讨论和完成了最高领导层的组织调整。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同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长征胜利实现了组织上的保证。从后来事情的发展看，这个变化真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意味。
“鸡鸣三省”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又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人们把这几次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总结了此前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在泸州、宜宾之间渡江入川的计划，会议根据毛泽东“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主张决定回师黔北，同时决定充实并整编队伍。
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左”倾主义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系统阐述并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形成的正确军事路线。
会议还讨论了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做出了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求中央分局立即采取与游击战争特点相适应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等决定。
会议确立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指出应该“是战略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明确要求红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
通过扎西会议，中共中央与全国各苏区和红军恢复了自长征以来就基本中断的联系，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的部署。
“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虽然在贵州和云南两个省内分别召开，但都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
扎西在藏语里是OK意即事情处理圆满的意思，同时藏语里的扎西德勒又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通过扎西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决而未行的事情都得到了落实，一段新的征程开始了。
娄山关：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一
关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提到潼关，人们就会想到秦朝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霸业；提到居庸关，人们就会想到清朝铁骑势如破竹、入主中原的往事；提到阳关，人们就会想到戍边军人的离愁和艰辛……几千年来，这些基本上都是军事要塞的关隘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留下了不同的故事，于是每个关隘本身都成了一本厚重的书籍、一种独特的文化、一种独有的象征。
娄山关，这座扼守着黔北通往巴蜀咽喉要道的巍巍雄关，历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时期的平播之战，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下支援贵州民族起义的斗争都曾血染大娄山。然而，给这里留下最深刻历史印记的还是当年红军的长征，一提到娄山关，人们往往都会想到毛泽东的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二
长征中，红军曾两次攻占娄山关，第一次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第二次是在二渡赤水之后。
红军第一次占领娄山关为遵义构筑了一道安全防线，保障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红军第二次占领娄山关后则实现了遵义大捷，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
红军二占娄山关的缘起，还得从扎西会议说起。在扎西会议上，鉴于敌军主力已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再占遵义”的大胆主张。
知己知彼，是战争中保存力量或者取得胜利的前提，在和对方触角碰撞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感知到了各路军队的根本心态。
战争中，一切部署和计划都要随时根据具体事态的发展做出调整和改变，先适应、再改变，最终才会有根本的突破。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作战形式，红军在扎西进行了精简缩编。
1935年2月15日，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二渡赤水河行动计划》。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这样特殊的境况下，毛泽东没有忘了给全体指战员吹吹风，打个预防针。
毛泽东已经看得更长远、走得更稳健了。
三
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
2月18日傍晚，红三军团前卫第12团先敌占领二郎滩，接着，中央红军自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
2月24日，红军占领桐梓，对红花园和娄山关发起了攻击。
26日早晨，红军打响了强攻娄山关的战斗，经过一天的激战于当晚攻占娄山关。
27日，红军追歼娄山关溃军至高坪、董公祠一线，再次击溃了驰援兵力3个团的阻击，在黄昏时攻下遵义新城并连夜控制了遵义城南之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等战略要地。
28日上午，红军与国民党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进行了激战。
经过反复拼杀，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仓皇向乌江方向逃窜。
红军追至乌江南岸，除数十人随吴过江遁去之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全部被红军俘获。
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是在这次战斗后负伤的。当时他们正在打扫战场，结果国民党的飞机前来轰炸。身为红十三团党总支书记的胡耀邦赶紧叫大家卧倒，他自己的臂部却受了重伤，有一片弹片当时没能取出。他是克服重病和弹伤的困扰才到达陕北的。
再占遵义是中央红军自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空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
当时担任红十三团团长、率兵攻下娄山关的彭雪枫，在红军到达陕北后撰写了一篇题为《娄山关前后》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写到了当时红军前往攻打遵义的情形：“夜间没有秩序的队伍，摆在马路上，活像发了大水的河，前呼后流，向遵义行进。虽然打了一天的仗，翻了一天的山，而且又要走夜路，可是并没有谁觉得疲劳，胜利的欢喜，挂在人们的面上。马路两边的山谷里，反应着歌声、吼声、笑声，前后左右，绞在一起，成了一窝蜂。人们简直疯了。”
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与蒋介石的火冒三丈相较，毛泽东完全是另外的状态，着名的《忆秦娥·娄山关》就反映了他当时豁然开朗的心情：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第一次在娄山关取胜之后召开了遵义会议，第二次在娄山关取胜又让前不久刚刚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的红军士气大振，也正是前后两次在这处咽喉要地取得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藐视一切困难、锐意进取的“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领袖情怀。
娄山关对毛泽东和整个红军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在他们的眼里，娄山关就是幸运的大门、成功的大门、希望的大门。
如今，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的关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某些困难和挑战，然而困难再多、挑战再大，只要有和红军当年一样的豪情壮志、一样的宽阔胸襟、一样的宽广视野，我们依然能够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功，直至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娄山关，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光有精神是不够的。娄山关留下的更多的是一种力量，这是获得启发、启示之后坚持不懈付诸行动的力量、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力量、坚持信心一往无前的力量！
苟坝：短暂停顿后的螺旋上升
一
苟坝会议会址是贵州所有红色遗址中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
我曾专程到这里感受这段历史，曾专门邀请有关部门的人员到这里了解这段历史，曾带领单位的骨干到这里开展主题党课活动，更曾多次和别人谈起苟坝会议、推荐人们到这里来重温历史、汲取力量……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对苟坝会议是痴迷的，但就我自己而言，这只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朴素的、纯粹的情感。
每每想到苟坝会议，我就会想起枫香镇苟坝村的那座黔北四合院，就会想起路边那棵已有几百年之久的古树，就会想起从会址通往周恩来和朱德住处的那条小路，就会想起会址正前方100米左右那两口生意无穷的清清水井，当然更会想象毛泽东提着马灯走在田间小路上去寻找周恩来、朱德的情形。
苟坝会议是一次在党史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的会议，即便有，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实际上，长征期间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意外召开的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我们这个国家都有着莫大的价值与意义。
遵义大捷中红军取得的突破性胜利，让毛泽东等人再一次萌生了在川、滇、黔边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军委提出了与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周浑元部进行决战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