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镇土城的前方、赤水河的对岸，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轿子山”的山头在连绵的群山中极为显眼，远远地望去，这座山头像极了天安门城楼的形状，当地人因此也称这里为“天安门”，在一渡赤水开始的地方有这样一处胜景，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兵临贵阳逼昆明，遵义才能兴义
一
在贵州的地名中，遵义和兴义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
遵义就是遵从义理的意思，兴义就是发扬义理、传播义理、光大义理的意思。
遵义是为了兴义，而只有遵义才能兴义。
红军长征在贵州“先遵义、后兴义”的行军路线，恰恰和两个地名的内在寓意是高度吻合的。
红军出其不意南渡乌江之后，途经息烽向贵阳方向进发。
要想调出以地方利益为重的滇军只有攻其所必救。
虽然蒋介石来到了贵阳，但此时的贵阳城只有周浑元部的4个团在外围守备，城内的兵力算上宪兵队也不够两个团。城防布置如此空虚是因为蒋介石笃信红军主力仍在黔北地区。
就在国民党还没有弄清红军动向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命令红军一部攻占贵阳城北重镇扎佐，命令主力部队在贵阳城东北方向的修文、开阳一带集结，做出了一副蓄势待发、攻打贵阳的姿态。
蒋介石急忙电令距离贵阳较近的滇军孙渡部队星夜兼程赶往贵阳救援。
同时，他还不时地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濬等高级将领开会研究红军的行动目的及对策。
他们讨论分析的结果就是红军要么乘虚袭占贵阳，要么就是向东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两种可能都会给贵阳造成威胁，所以蒋介石又急令各地部队对红军或追或堵，还让吴奇伟率部由乌江南岸赶到修文、鸡场、沙子哨等地迎击红军。
二
红军此时又运用起了声东击西的战术。
红军各部先后进至清水河西岸的黄土寨、白果乡、干坝、洗马河一带，并在清水河上搭起浮桥，做出一副要渡过清水河到湘西去的架势。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觉得这一次终于掌握了红军的准确动向，于是抓紧调动兵力，准备“围剿”红军：
湘军3个师疾行至余庆、石阡、江口、铜仁一线堵击；桂军第七军由马场坪、平越（今福泉市）进至贵阳东面的黄泥哨、牛场一线迎击；滇军孙渡部队则进至贵定。
……蒋介石把滇军调出了云南。
滇军出了云南，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了一半。除了安排少部分兵力继续“声东”之外，毛泽东命令主力部队由老巴乡、洗马河地区突然扭转南下并迅速转而“击西”。
1935年4月8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部队南下。红三军团第12团依托倪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积极佯攻贵阳。
蒋介石听到攻打贵阳的炮声不断，一边要求守城部队加强防守，一边派飞机侦察轰炸。
4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然后甩开国民党军队飞一般地向云南方向疾进而去。
红军兵临贵阳虚晃一枪之后迅疾西进，而蒋介石仍认为北上才是红军的真正目的。于是命令中央军主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滇军和湘军的部分作战力量迅速西进赶赴清镇、安顺一线，企图在安顺地区对红军进行夹击。
三
红军则绕过贵阳之后，先是占领贵阳南部的青岩、攻克定番（今惠水），之后继续向西行进，按照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速渡北盘江，先机占兴仁、安南（今晴隆）地区，以利先机”的要求迅速行动，于4月18日全部渡过北盘江。
4月21日，中央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先在安龙、兴仁交界处汇合，然后分兵五路进入兴义县境内，并在威舍大败滇军堵击之敌。
4月22日，红军的先头部队经过滇黔交界的黄泥河进入云南罗平县，随后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也在数日内纷纷从兴义、盘县等地进入云南。
红军进入云南之后，先佯攻昆明造成滇军纷纷前往昆明守城、金沙江两岸兵力空虚的局面；然后掉头转向西北，在5月初渡过了金沙江天险。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如阴魂不散的蒋介石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大军，让蒋介石把红军围歼在川、黔、滇边境的美梦化为泡影！
先遵义后兴义，不遵义就无法兴义，而遵义又是为了兴义。虽然这是长征中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布局与作为地名的汉字自身的含义达成的高度巧合，但这样一种巧合却让人们不仅能够更为清晰地记住这段历史，还能从中获得更为深刻的启迪：敬畏规律、探索规律、掌握规律、应用规律，这才是千百年来人类纷繁复杂的历史在一直传递着的弦外之音。
长征的呼应
一
仔细观看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路线图，就会发现中央红军在贵州走出了一个稍微有点倾斜的“几”字，而红二、六军团则自黔东北的铜仁开始，一路向西，走出了一条横贯贵州东西的路线。
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行军路线不仅在空间上多有重叠，在战略上也是相互配合、相互照应、相互拱卫的，形成了一个动态呼应的整体和大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准备进行突围转移。
为了调动和牵制、分散国民党的军事力量，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退出，向湖南中部进发，寻求与黔东地区的红三军会合。
这既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探路，也是执行中央红军战略先遣队的任务。
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开始西征，于9月下旬在黔东南进入贵州，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鏖战，在10月下旬顺利在木黄与红三军会师。
在这条用生命铸成、用鲜血染就、用信念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红六军团的将士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事迹。
9月26日，红六军团进入剑河大广地区，遭到前来堵击的桂军覃联芳部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在52、54两个团拼死掩护下，军团主力冲出重围，得以安全转移。此次战斗虽然给桂军造成了重大打击，但红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54团损失最重，包括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在内的145人壮烈牺牲。
10月7日，由于情况不明，前线指挥员贻误战机、未能将紧急情况及时上报等原因，红六军团在石阡县甘溪陷入了湘、桂、黔三省地方军约24个团的包围之中。在撤退的过程中，50、52团先后与主力失去联系。
10月23日，50团在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时，才通过号音找到了前来接应的红六军团部队。
52团则在石阡困牛山再次陷入包围，与对方激战了三个昼夜，多次打退对方的进攻。战斗打到最后，红军不但弹尽粮绝，后路也被截断。当时，除红18师师长龙云率领200余人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阵亡外，其余100多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在困牛山虎井沟毅然纵身集体跳崖。其英勇悲壮，与“八女投江”“******”一样永远激励着后人，在黔东大地上留下了浩然正气！
在红六军团转移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次关乎整支队伍生死存亡的战斗，那就是同样发生在10月份的“黑冲甩敌战斗”。
当时，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转战施秉，在黑冲与妄想一
下子吞掉红军的湘、桂、黔等地方军展开一场激烈战斗。
当天红军是从谷底向上仰攻的，两边把守的分别是黔军和湘军。由于没有地形优势，红军发起多轮进攻都没能拿下阵地。后来，红军悄悄派出部分战士从山崖壁下绕到后面，从山顶上往下发起猛攻，这时留在谷底的战士们趁着对方惊慌失措的时候往上强攻，对方在红军上下夹攻下不得不四处逃窜，丧失了战斗力。
红军在冲出包围并打退了对方的多次进攻后，最后从悬崖峭壁、深不见底的滴水岩，用绳索和布带结成长绳，绑在山顶大树上，然后手握绳索、脚蹬悬崖，向下移动滑向谷底，才甩掉对手并安全撤离。
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这次战斗时说：“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我在一次考察时有幸瞻仰了“黑冲战斗遗址”，虽然这里如今只是一派树木葱茏，但那耸立如屏、参差如剑的峭壁仍然让人不难想象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不难体味红军的艰辛。了解了这次鲜为人知的战斗，让人更加明白了坚持两个字的含义，这是一种超越了精神的坚持，这是一种与生命同在的坚持，一息尚存、绝不放弃。
二
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六军团组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整体。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也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发起了湘西攻势，建立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起的作战，调动并钳制了国民党11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为中央红军大大减轻了压力。
遵义会议以后，红二、六军团又按照中央的指示，开展运动战、游击战，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30多次战斗，不但粉碎了两次“围剿”，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完成了四渡赤水的战略计划。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这就是红军队伍的力量。
长征期间，不仅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之间形成了有机的策应、联动、配合，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也根据实际情势的需要，承担起了不同的任务，为总体战略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1935年3月22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此时，挥师南下进一步调出滇军，从云南境内渡江北上，已经成为红军领袖们的共识。
为了牵制对方兵力，隐蔽真实战略意图，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留下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进行活动，为红军主力迅速南渡乌江创造条件。
3月27日，红九军团开始脱离主力部队单独行动。
为了有效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红九军团分为两路向长干山、枫香坝方向运动，以掩护红军主力通过遵（义）、仁（怀）封锁线向乌江进发。
兵者，诡道也。红九军团在长干山、马鬃岭一带飘忽游移，忽东忽西，牵着国民党中央军7个师的兵力跟在他们后边团团转。
从1935年4月初到下旬，单独作战的红九军团又先后在今金沙县、大方县境内开展活动，并在黔西地区牵制对手掩护红军主力西渡北盘江。
正是由于红九军团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勇于承担、善于谋划、敢于坚持，才使得四渡赤水的战略布局最终能够成为现实。
三
在长征中形成了一个灵活、一致的动态整体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红二、六军团，在离开贵州时都不约而同地走进了盘县。
中央红军主力兵临贵阳之后，迅疾西进，从贵州境内经兴义、盘县纷纷进入云南。
从1935年4月21日至25日，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的部分队伍先后到达盘县然后进入云南。
4月下旬，中革军委电令红九军团继续西进渡过北盘江，4月21日，红九军团从普古丫口进入盘县，最后于4月底由盘县进入云南富源县境。
红军由贵州进入云南，是彻底跳出国民党包围大转折到来的前夕，在前后数天的转移中，盘县成了转折的交点。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中央军委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迹。
一年以后，这里又迎来了红二、六军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加大了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力度。
在130个团兵力的强势进攻下，红二、六军团被围堵在永顺、桑植、龙山一带的狭小地区内，根本无法开展灵活作战。
而早在7月前后，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通信就中断了。
在无法取得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中革军委此前的指示和遵义会议的精神，结合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突破包围，寻求机动的空间。
到了1936年2月27日，经过在湖南和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和黔（西）大（定）毕（节）一带的长期转战后，红二、六军团经云南境内进入盘县并攻占了盘县县城。
3月30日，红二军团的领导贺龙、任弼时、王震等人与红六军团的领导萧克、关向应、张子意等人召开了红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盘县会议”。
在会上，军团领导以服从大局需要为根本出发点，用高度的战略眼光分析研究了当前的总体形势，放弃原定开辟南北盘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
盘县会议的决策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共党内斗争复杂而又同时面临强大进攻的情况下，由军团领导独立做出的。
这一决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红二、六军团摆脱了孤军奋战的艰险境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决定自觉地顺应了抗日救国的民族需要，为此后推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四
“盘”就是全盘，就是大局。
长征期间，红军在贵州境内实现了生死转折，这个转折不是凭空发生的。
红军面临的对手是数十万的各路军队，虽然他们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不缺乏智慧，也有着足够的战斗实力。
一支3万多人的队伍，让几十万大军疲于奔命，并最终在强敌势力中全身而退，保存了实力、扭转了局面。
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信任、配合、信心、理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恰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起作用的不是字眼儿本身，而是字眼儿的真正内涵。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六军团，是一个个独立的番号，也更是一个高度信任、密切配合，有着强大信心、远大理想的整体。
奉献、牺牲成了自觉，自己的牺牲是为了整体的少牺牲甚至不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