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麒麟洞距离市区太近，加之游人众多，给军统当局的保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干扰。于是，1942年2月，张学良又被迁往开阳县刘育乡。
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张学良在贵州境内屡次辗转。1944年春天移往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了张学良。不久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
1949年9月，杨虎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张学良得知消息后便深知自己的余生将在囚禁中度过。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吧，让张学良将军活了101岁，能在90岁以后享有人生最后11年的自由时光。
生死乃人生一大关，张学良将军在被幽禁之后也曾多次在内心追问生死的意义。
他曾在1957年的日记中写道：“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佛曰‘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
其实，对于张学良个人的生死，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张学良对此也有一定的自觉。
因为反对内战，张学良曾对父亲张作霖说：“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对于西安事变，张学良自己有这样的话：“作为军人，按军法来说，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我没做错！我为了爱国、为了救中国，我一定要让蒋委员长了解，抗日为何重要。好汉做事好汉担，所以陪蒋委员长回南京。”
他还曾说：“谁都不想死，但我敢当军人就敢死，我父亲在我入讲武堂时，对我说军人的头不是悬在颈上，而是挂在腰上，随时准备要把首级取下。
不过要死，也要死的有价值。蒋先生一定要杀我也可以，算一算为了抗日而死，并不算太亏。却没想到这样也活了几十年没事。”
杨虎城一家的“八年抗战”
在贵阳市息烽县境内有条南望山脉，山脉中段的半山处有一个天然岩洞，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玄天洞。
远远地望去，这个由一棵据说树龄有五百多年的古樟树守护着的岩洞就像是这山的一张大嘴。如果走进洞里，又会让人觉得这洞就是一口反扣着的大锅。
玄天洞面朝峡谷，距离谷底有一百多米，是一个天然幽僻险绝的处所。
明朝末年，一位云游至此的四川道人发现了这个古洞并在洞内供奉玄帝像，从此便逐渐有了玄天洞之名。
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这里都是一处道家圣地，香火十分旺盛。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突然之间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成了一处天然的囚笼，而被关押在这里的就是杨虎城将军一家。
与张学良共同发起西安事变的杨虎城，比张学良稍早来到贵州，在贵州度过了更为残酷的8年幽禁生涯。
1938年9月，杨虎城一家被转移到了贵州，最初将他们关押在贵阳南明警察第五分局内。
10月5日上午，杨虎城一家又从贵阳被转押到了息烽，关在阳朗坝尚未竣工的息烽集中营南侧围墙内的两层民房里。
1939年夏初，戴笠视察准备启用的息烽集中营时，认为杨虎城一家“目标太大”，关押处离川黔公路近，不安全，得另外择址单独关押。后来特务们多处查找才选中了距离息烽集中营14公里的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以后，最终决定将杨虎城一家迁到这里进行关押。
于是，杨虎城一家自此就被囚禁在洞内右侧一栋三间的木屋内。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军统特务仍然丝毫不放松对杨虎城一家的看管，当时在玄天洞就布置了军、警、宪三种武装280多人，完全控制了半径5公里的范围。
白天，杨虎城还能到外边走动一下，晚上则只能在里面活动。
杨虎城一家在这里一关就是8年，1946年7月才被转押到重庆。
由于洞内过于潮湿，杨虎城经常生病，经过多次请求后，军统特务才同意由他自己出钱在玄天洞旁的地母洞内修建了一座木屋作为自己的囚室，这恐怕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
70多年过去以后，走进玄天洞的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当初的那种阴森恐怖，即便如此，恐怕任谁都无法忍受在这里8年的生活。所以当初杨虎城将军一家是如何挨过这漫长时光的，实在难以想象也不堪想象。但特务的侮辱、疾病的折磨、家人的惨状等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灵魂之苦都没有击垮杨虎城将军，我想他之所以能在经历着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时候坚强不屈地活着，就是因为他希望能有一天出去到战场上去和敌人拼杀，有一天能够出去看到事实证明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据说有一次戴笠来玄天洞检查的时候，杨虎城对着戴笠大喊：“你回去告诉蒋某人，要么放我回去抗日，要么干脆把我杀了！”
那个时候，他们坚强地活着就是对独裁者最大的嘲讽和蔑视，就是对后人最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一家都是民族永远的忠魂。
1949年2月的时候，杨虎城又被转移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内关押了几个月。
当年9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统特务将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以及宋绮云一家杀害于重庆的戴笠住所。
息烽县阳朗坝、黔灵山的麒麟洞，都是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曾经被囚禁过的地方，但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
两位爱国将军为了抵抗外族侵略做出了千古义举，但当一手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之后，本应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他们却失去了自由之身。
抗日战争8年，他们也在贵州被囚禁了8年。
在2009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同时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息烽集中营里的抗争
一
重庆的渣滓洞集中营大家都很熟悉，实际上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全国共设立了4所这样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都发生过一段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记取的历史，贵州省的息烽集中营便是其中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在以大局为重的共产党人的斡旋之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然而，当整个民族都在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之时，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在统治当局的监狱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进行着英勇的抗争。
息烽集中营遗址位于贵州息烽县城南部6公里处的阳朗坝，设立于1938年11月。这时，武汉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已经进攻至湖南境内。
诗人艾青在当时写下了《我爱这土地》一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艾青在诗的最后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息烽集中营里与***统治抗争的人们，一定也一样看到了“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是设在南京的“军人监狱”。抗战爆发后，这座以关押共产党重要人士为主的监狱先后迁往武汉、湖南益阳，1938年10月才开始迁往贵州。
这座监狱悬挂的招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军统内部却称其为“新监”或者“大学”。
“小学”“中学”“大学”是国民党的三个秘密监狱，分别指重庆望龙门看守所、重庆白公馆监狱和息烽集中营。
凡是被送到息烽集中营来上“大学”的，都是军统特务眼里的政治要犯。
息烽集中营包括位于阳郎坝的本部和附近山中的玄天洞囚禁处，光是阳郎坝本部占地就达80多亩。
集中营里的监房被国民党特务称为“斋”，按照“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顺序分别命名，加上“特斋”一共9个监号，其中“义斋”为女监。
这座监狱先后关押过1200多人，其中600多人被杀害或折磨致死，400多人下落不明，最后幸存者不足100人。
二
人们熟知的“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宋绮云、徐林侠就被关押在这里。
宋绮云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就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接受组织指派进入杨虎城部，在西安事变之前做了大量统战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9月，已被派到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的宋绮云回陕西探亲，军统特务将他和妻子徐林侠以及仅有8个月大的儿子宋振中一起逮捕，宋振中就是“小萝卜头”。
除了宋绮云一家外，息烽集中营还关押了黄显声、陈策、罗世文、车耀先、张露萍、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许晓轩烈士等共产党员，着名爱国人士马寅初等也曾被关押在这里。
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发起了更为顽强的斗争。
1940年3月，罗世文、车耀先在一道被捕后又被同时转押到息烽集中营。
他们根据自身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对集中营里的在押人员进行观察分析后，决定成立一个秘密党组织，以便把狱中的党员组织起来，同时尽可能地团结其他难友和特务们开展有效的斗争。
经过长期的秘密联络和协商，1941年底，这个监狱中的秘密支部正式成立了，罗世文任支部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为支部委员。
支部组织狱中的党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在险恶的环境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在监狱里奉献着属于他们的一份爱国力量，也在世人的心里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
在这座监狱里，张阿姨（张露萍）绘声绘色地给小萝卜头讲着故事，在这座监狱里，罗世文给小萝卜头当起了老师……稍稍长大的小萝卜头便经常为狱中支部传递消息，成了一名小小的交通员。
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被军统特务残忍杀害，当时他只有9岁，是共和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
三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四大集中营分别是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上饶集中营和息烽集中营。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而看过电影《上饶集中营》的人自然记住了在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实际上，在这几处集中营里，息烽集中营是规模最大、管理最严、等级最高、人数最多的，所以才有“大学”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