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看似无，其实有。内和，外和，天、地、人和，这是世界的根本，也是各民族古老而又新鲜的生命智慧，更是人类最为光明的未来。
第三编锦绣黔程在坚守中绽放价值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
在梵净山上，有一座由层层叠叠的页岩堆积而成的巨大石崖，世人称之为“万卷书”。
远远地望去，“万卷书”像极了无数册看似凌乱却又有序地叠放在天地间的各种书籍，在岁月中默默地积累、沉淀、升华，随时准备着迎接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这是贵州神奇自然物象的一个截面，也是贵州深厚内涵的生动写照。
然而，神奇如斯、厚重如斯、博大如斯的贵州至今也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这令人不由得想到宋代柴陵郁禅师所做的一首禅偈：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这首偈子就像为贵州量身订制的一样，让人们在智慧之光的指引下，透过一道道历史和现实的迷雾，看到了贵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贵州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这如同一层层累积的尘垢，牢牢地遮蔽了贵州这颗明珠的灵秀蕴藉和灿烂光芒。事实上，贵州在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脉络中都有着独特的分量、价值、内涵。
贵州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就有中华民族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有和北京周口店齐名的黔西观音洞。
贵州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这里不仅早在商周前后就有了辉煌的地域文明，一直以来还是各民族文化共存共荣的沃土，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千岛”。
儒、释、道教传入贵州均不是最早的，但又都在这里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虽然贵州始终是中央政权的边缘地带，但在历史上却总是出人意料地演绎并起到了边缘影响中心的作用……据说柴陵郁禅师的这首偈子是因乘驴过桥时不小心跌落而大悟所得之“悟道诗”，这首充满机趣、灵巧活泼的“悟道诗”的言外之意旨在告诉人们：任何人和事物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明珠，然而这颗明珠从来自有却不能简单自得，内在和外在的诸般尘劳总会遮蔽明珠自蕴的璀璨光华，只有不断通过体认实践，方能去尘劳并焕自我，从而自成成人、光照山河。
二
贵州是在明代正式成为一个行省的，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刘伯温曾留下一首预言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五百年后看，看什么？云贵胜江南，胜在哪里？
对于此，很多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贵州绝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自然资源、宜人的气候条件，等等。
客观地来看，这虽然不是溢美之词，但也不能说就是问题的正解。真正的答案应该不是自然赋予贵州的任何外在特征和优势，而是应该来自贵州深厚的历史积淀，这才是贵州真正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生命力的内在之胜、内涵之胜、内核之胜。
刘伯温是在明初留下这首预言诗的，到了明中期的时候，王阳明来到贵州并在这里实现了龙场悟道、创立了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是开放的、活泼的、跨界的、创新的，虽然阳明心学没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执政思想，没有融入中国社会的普遍行为，但当年的龙场悟道却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影响了世界的进程。
阳明心学对日本的影响极大，可以说没有龙场悟道就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没有日本的胜利中日之间就不可能签订《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没有《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就没有日本的迅速强大，日本没有迅速强大就不可能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
当年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天皇就曾派出一个由6人组成的皇家代表团前往贵州拜祭阳明遗迹。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在当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作为明治维新思想内核的阳明心学在东方世界走进近现代化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因此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格局。
贵州在刘伯温的时代就为几百年后的日本和世界变化埋下了思想的种子，那么在中国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刘伯温所说的500年后就是从今天上溯到一百多年前，这一百多年来恰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最为可歌可泣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开始阶段，出生于贵州的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这和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心学代表人物之一佐久间象山所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赅”的内涵是一致的。
前后相隔数百年，贵州分别成了王阳明和张之洞的再生和新生之地。
王阳明在贵州通过龙场悟道实现了再生，自此一步步走向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巅峰。
张之洞则生在贵州、长在贵州，后来走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心，成长为国家的中兴重臣。
贵州接纳了王阳明、培育了张之洞，这两位历史人物则为中国乃至世界贡献出了阳明心学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宝贵思想。
这两种思想虽然在创立者时代的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践，但却成为东方世界走进近代的两个思想地标。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思想中还隐含着未来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所幸的是，在之后不断延伸的历史中，阳明心学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贵州又得到了最好的演绎和实践，使得贵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历史阶段中都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彰显了重要价值。
三
1934年12月，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由湖南通道进入贵州黎平，由此拉开了在贵州境内实现关键转折的序幕。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等系列会议以及四渡赤水等系列战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一步实现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转变，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完善和提升，迈出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关键一步。
这是从幼稚到成熟的质的变化。
如果没有在贵州境内实现的这种转变，红军就不能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如果红军没有突破包围圈就无法继续北上抗日，如果红军没有北上抗日就无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果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不会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无法实现民族独立，如果没有民族独立也就不会通过解放战争实现人民解放，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贵州实现的生死攸关的转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阶段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阶段的关键节点，贵州在这个节点上所起的支撑作用和彰显的价值是唯一的、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
而长征本身又是知行合一思想最好的演绎和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精神内核上又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相通的。
虽然时间跨越五百年，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阶段的思之始和行之成的关键节点都是在贵州完成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已经实现了改革开放的起步，正在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阶段即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阶段大步迈进。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当口上，为了解决以当时的毕节地区为代表的贫困问题，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设立毕节试验区的构想并付诸实践。
毕节试验区所确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萌芽，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雏形。
如果不是当时毕节地区因生态破坏和人口膨胀带来的极端贫困现状引发了胡锦涛的研究和思考，就不会在当时全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情况下综合研判国内外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不会及早地形成系统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中国的发展也许就会走更多的弯路，错失更多的重要机遇。
贵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阶段同样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彰显了独一无二的重要价值。
在探索、设立、发展毕节试验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知行合一的精神特质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智慧光芒。
贵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历史阶段都成了关键节点，而这个节点作用的发挥又都离不开与贵州有着密切关系的阳明心学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奇迹。
王阳明在贵州创立的阳明心学已经影响了他之后500年的世界，这种影响仍将延续下去。
生长在贵州的张之洞提出的“体、用”文化融合模式不仅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成功实践，还是今天和今后中国乃至世界仍然需要面对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贵州境内实现了关键转折，带来了之后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变化并因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胡锦涛在贵州创立了毕节试验区，之后在此萌芽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思想。贵阳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目标并在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让“守住发展的底线，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守住生态的底线，不能增加落后产能、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思想牢牢生根，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开启了生态文明的时代，引导着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
认真审视从500年前到如今并将延伸到未来的历史长河，不难发现，这其中影响、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某些力量原点都是在贵州境内形成的。这是一种一路走来的贵。
“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当无疑义。
四
描述贵，分析贵，阐释贵，解读贵，追寻贵，其用意在于探究“贵”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未来的途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在历史上有过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和清代的“康乾盛世”等兴盛时期。
形成这些兴盛时期的因素很多，但个人以为，这些时期实现了文化和民族的双重融合是主要的致因之一。简单地讲，就文化融合而言，汉代有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融合，唐代有胡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清代有满文化和汉文化的融合；就民族融合而言，这些统一王朝建立的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东西文化融合使日本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外，欧洲的文艺复兴通过古希腊、罗马文化与意大利等国家商业文化的融合以及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融合，成功地在全世界率先实现了近代化；美国则因为是在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新生国家，具备了既有文化精神又无文化包袱的先天优势，才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古今中外的兴衰历史告诉我们，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成功与否，正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兴盛强大的主要力量。
贵州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化和民族融合的优良传统，王阳明、张之洞都是主张文化融合的，长征和科学发展观的背后都有文化乃至民族融合的影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去离不开贵州和“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依然离不开贵州和“贵”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非复古也非多种文化的简单并存，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为魂，吸收、融合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有机的、系统的、渐进的过程。
同时，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盛世乃至西方国家的崛起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唯一以人民共同富裕为主要任务之一的。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内外变化不断处理好文化融合、民族融合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几个关键问题，坚守“贵”、践行“贵”，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我们的担当！
最后，用诗人穆旦的一段诗作为结束：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屈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湘黔，向前
一
网络上流传着一份来自民间的榜单：各省吃辣能力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湖南，紧随其后的是贵州。
历史上也有一份榜单，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湖南第一个响应，贵州则在全国范围内第六个建立了新政权。
这两份前后相隔百年左右的榜单，恰恰折射出了贵州和湖南数千年来在地理、历史、人文等方面密不可分、同气连枝的关系。
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云贵高原的最东端则与湖南相接。
湖南的别称为“三湘”，即沅湘、潇湘和资湘，而沅江则发源于贵州的梵净山。
从商周秦汉一直延续到贵州正式建立行省之前，今贵州和湖南的部分地区都曾属于共同的行政建置，如九州中的荆州、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秦时的黔中郡，等等。直到如今，在湖南境内还有归贵州管辖的一个乡：地湖乡。
地湖乡隶属于黔东南天柱县，但地理位置完全处于湖南境内。从地湖乡到天柱县远口镇有15公里左右的距离，两者之间通过一条公路相连，在这片区域内，仅有道路属于贵州，两旁的土地则属于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