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雪笙迅速组织建立了联盟并担任党团书记。此后，虽然段雪笙在联盟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但带领联盟成员克服困难创办了《前哨》《北平文艺》等刊物，发动进步文化名人化笔为刀，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地守军29军将士与民众奋起抵抗，在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同日军英勇作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开始。今天，卢沟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象征。
1944年秋，日军进攻湘桂之后一路北上直逼黔南，12月2日，独山、荔波、黔南相继落入敌手。日军在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黔南事变。
面对敌人的猖獗攻势，蒋介石急调29军由川入黔。29军抵达后，由军长孙元良和91师师长王铁麟共同指挥对日作战。黔南各族人民也奋起抵抗，涌现出了众多的英勇抗敌事迹。
在中国军民齐心协力的抵抗下，日军抵达独山城北的深河桥以后便始终没能突破前进。因而，阻止日军入侵独山的黑石关战役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为阻止日军继续前行而被美军炸毁的深河桥成为日军进攻路线所到的“最后一桥”。
“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整整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自卢沟桥开始，到深河桥终于阻挡住了侵略者继续前进的步伐，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一起创造的历史功绩，北京和贵州则分别成为起点与终点的承载者和见证者。
从远古到如今，贵州和北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2013年9月，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正式揭牌，开始了贵阳和北京之间全新的区域合作，这种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将催生出新的科技生态系统和创新驱动引擎，推动两地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发展。
起点和转折点
一
有人说，上海是中国教堂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否如此，没人做过确切的统计。
在贵州各地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教堂，在各省中，贵州的教堂数量绝对居于前列。
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虽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也至少能够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西方文明在贵州和上海的传播较为广泛，二是两地在文化领域都有较强的包容、吸纳能力。
纵观贵州和上海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还会发现两地更多的共同点。
1917年，来自今六枝特区的贵州人安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新觉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呼吁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割据。
安健撰写的文章文笔犀利、思想深刻、见识广博，在他的努力下，《新觉报》在上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上海媒体有“土人安健，文章震惊海内”之评。
安健是奢香夫人的后代，于1905年赴日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日本留学期间，安健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成为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元老会员。
加入同盟会以后，安健多次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组织武装起义，深受器重。
安健曾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多次倾家资扶助革命事业。
孙中山逝世以后，安健与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政见不合，多次拒绝其许以的高官厚禄，在上海、广东等地做起了寓公，后在云南辞世。
在上海的民主革命阵线中，贵州人安健成了一面发人深省、令人觉醒的旗帜。
二
复旦大学新闻类专业在全国高校一直稳居前列。复旦新闻专业的成就，离不开贵州人谢六逸当年奠定的基础。
谢六逸，贵阳人，出身书香、仕宦人家，家学渊源颇深，早年即赴日本求学，因个人喜好在业余时间潜心钻研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学成归国以后，谢六逸先是到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名编辑，后又转入教育界，先后在上海神州女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任教。
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谢六逸曾担任中文系主任。1930年，他一手创办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并很快形成了新闻专业“北有燕京、南有复旦”的格局。
教学之余，谢六逸还担任上海《立报》文艺副刊《言林》的主编，吸引朱自清、郁达夫、巴金等大家撰稿，影响极大，后来还担任《国民周刊》《文字》等杂志的主编。
抗战爆发后，谢六逸返回贵阳，主持文通书局，为大后方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1921年7月23日，今天的上海兴业路76号迎来了一批非同寻常的客人。
此后的几天里，他们在这里做出了一件改变整个国家未来的开天辟地的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会议期间，各地代表汇报了工作、交流了经验，起草并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
7月30日，因为被租界的暗探发现，代表们当晚就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７月31日，代表们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领导机构。
中共一大的召开，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此后，中共二大、四大均在上海召开，而且中共的许多早期重要活动都是在上海开展的，周恩来等领袖就是在上海的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的，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红军长征以后，在贵州境内实现了关键的转折，不仅突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还自主选择了领袖，自主决定了路线和方向，检验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制度，锻炼了一批高级领导人，为中共之后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乃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早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在贵州的经历，赋予了中共和红军不朽的精神和不灭的灵魂。
上海是中共的起航地，贵州是中共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上海和贵州均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
上海是工人阶级的摇篮，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前沿阵地。
在上海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工人运动中，贵州人龙大道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龙大道，原名康庄，字坦之，出生于锦屏县茅坪村，幼年时期就在家乡接受了民主志士的思想熏陶，立下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志向。
18岁那年，龙大道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在武汉，龙大道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学生游行，在实践中懂得了工人、学生、市民等联合起来斗争的道理。
1922年，龙大道来到上海求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龙大道，以纪念自己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
1924年2月，龙大道接受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安排到苏联留学深造。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龙大道根据指示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以后，龙大道随即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先后担任过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兼部委职工运动负责人、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干事等职务。
龙大道发扬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发起、组织并参与了多次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在1927年3月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龙大道不仅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指挥闸北区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武装起义，还直接指挥闸北工人纠察队攻占了虬江路警察署，为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起义结束后，龙大道继续在上海开展斗争，直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龙大道才转入湖北省委工作并继续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
1937年8月，在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中，由贵州籍将士组成的102师、103师、121师、独立34旅参加了战斗。这些物质上匮乏，政治上遭受排斥的“贵州草鞋兵”，英勇作战，伤亡惨重，为保卫上海做出了巨大牺牲。
自近代以来，贵州这个西南万山丛中的内陆省份和上海这个东海之滨的开放都市之间联系日益增多，关系日益密切，彼此都为对方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在三线建设时期，大批上海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到贵州安家落户，有力地推动了贵州各项事业的发展。
“当代苏武”与一代文宗早在远古时期，今天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天津都曾是一片海洋。
不同的是，经过数亿年的地壳运动，贵州成了完全处于内陆的喀斯特王国，天津则成为一座以平原为主的海滨城市。
天津于1404年正式筑城建卫，比贵州正式设立行省略早，至今也是六百年之大数。
在不断前行的历史和日益增多的人文往来中，贵津两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有人认为中国在明朝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法否认很多地方都在明朝时期发生了重大转折。
贵州和天津一样，都是被明王朝的政治风云裹挟前行的，而且都与明成祖朱棣有着莫大的关系。
1399年，时为燕王的朱棣发动了“清君侧、靖国难”的“靖难之变”。
1400年，朱棣经由天津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夺皇位。
朱棣如愿以偿当上皇帝之后，为了纪念他当年南下的起点，也为了增强他心目中的都城北京的防卫力量，取“天子津渡”之意，将此地命名为“天津”，并下旨筑城设卫，开启了天津历史的全新篇章。
1413年，为了加强对今贵州境内土官势力的统治，制衡云南等周边地区的各种力量，朱棣又在贵州设置承宣布政使，正式设立行省。
贵州和天津都成了明王朝政治体系内举足轻重的制衡防卫要地。
1725年，清雍正帝升天津卫为天津州，1731年又升天津州为天津府，下辖六县一州。
1856年，一位贵州人来到了天津知府任上，这就是贵阳人石赞清。
石赞清早年曾在直隶境内多地任职，名声颇佳。他到任天津府时，正值水灾之年。石赞清下车伊始即赶赴灾区组织开展救灾工作，举措得力，减轻了水患给灾区百姓造成的痛苦与损失。
石赞清主政天津期间勤政爱民，治理有方，稳定了社会、安抚了民心，在晚清时期的地方官吏之中殊为难得。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法联军的坚船利炮，石赞清临危不惧，率领军民誓死保卫天津。大沽炮台被攻陷之后，在前线督战的直隶总督和直隶布政使弃城逃逸，石赞清却决心与城共存亡，大大地鼓舞了士气。
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石赞清曾经亲自持剑率领民众与100多名敌人对峙，也曾杖击在知府衙门里飞扬跋扈的洋人士兵。最让人激赏赞叹的就是他孤身前往敌人营地，痛斥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径，要求敌人罢兵。敌人愤怒之下将其扣押作为人质，百姓得知后每天聚集在敌营门前示威抗议，敌人只好放人并在石赞清的要求下用轿子将其抬回知府衙署。
石赞清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钦敬，天津百姓喻其为当代苏武，称其为“石父母”。
1894年，天津人严修出任贵州学政。
严修，字范孙，是近代着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天津早期书法四大家之一。
由于听闻贵州交通闭塞、教育落后，严修上任时是带着14大箱子书籍来到贵州的。到任以后，严修就发布了《观风告示》，提出了“读书将致用”的主张，要求学生熟悉经世之学，留意军国富强之策和民物利弊之源，努力成为有用之才。后来又在《劝学示谕》中进一步阐发“学以致用”的宗旨，要求学生言行一致，德才兼备。他自己则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当时贵州“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
在视学过程中，严修发现贵州“好学能文之士，所在多有，惟见闻太陋，志趣不广。每于复试日，扣其所学，皆以不能得书为憾。”于是在1895年奏准成立贵州官书局，购买了大量的中西方书籍，有效地缓解了贵州各地读书难的问题。
当时贵州各地的书院仍以四书五经及八股制艺之学为全部教学的内容，学生对新学闻所未闻。严修采取了增广功课、变通章程的办法，在坚持以儒家思想教育学生的基础上，开设了算学、格致、地理、英文等课程。严修在任期间选拔了一批杰出人才，为贵州最早的近代高等学堂——经世学堂的创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同时，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严修甘愿冒着风险给皇帝上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提出了只要有真才实用，不经科举选拔也可量才取用的主张。
严修的尝试是中国有科举以来的一大突破，使贵州文风为之一振。梁启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变化之原点”。
严修在贵州督学3年有余，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其“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贵的期冀
一
贵州虽然在明朝建省，但却得名于宋代，自宋太祖赵匡胤在《赐普贵敕》中说出了“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这句话之后，“贵州”这个名称才不断在官方正式文献中出现，直至后来演变为贵州的省名。
为贵州正式定名的赵匡胤是河北涿州人。
三国时期，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今天贵州的全部辖境当时都属于蜀汉，蜀汉丞相诸葛亮是进入贵州的第一个中原政治家，至今在贵州还有很多三国时期的遗迹以及以“诸葛”命名的地方。
同样，刘备也是河北涿州人。
相距千里的贵州与河北，还有更多的紧密联系。
在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的涿鹿之战中，蚩尤战死。
据说今天河北涿鹿县矾山镇西2公里处的黄帝城就是历史上的涿鹿故城，这与《史记》中“黄帝邑于涿鹿之阿”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蚩尤为九黎首领，据《尚书》《国语》等多种古籍记载，三苗出自九黎，九黎战败后族人流散，演变为三苗。
在苗族的史诗、歌谣、传说里，蚩尤被尊崇为他们的大祖神，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