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下的火把
傅国涌
在《方法》之后，1999年的春天，人们蓦然发现还有一本湖南的《书屋》可读。那时中文互联网尚在初起阶段，刊物仍是思想的主要载体，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其实，《书屋》的创刊号是在1995年8月出版的，当《方法》于1997年7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时，《书屋》也在稳步的成长之中，并已渐露锋芒。这本由湖南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志，原先叫作《湖南新闻出版》，属于内刊。它由内部的指导性刊物转为公开之后，以“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为号召，在周实的手里逐渐磨砺成了一本思想文化刊物，到1998年已开始站在时代的前端。《方法》消失之后，它成为言论史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2000年是《书屋》的巅峰年代，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这一年第三期的大手笔，一期只刊出两篇长文，一为何清涟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为林贤治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十年之后，许多朋友对于那一期、那两文仍记忆犹新。在洛阳纸贵的那期《书屋絮语》中，编者只是淡淡地说：
“本期仅发文章两篇。
“发排之际，已是年关，窗外雪花纷纷扬扬。
“这两篇虽然长，读起来却不觉长，让人一口气读完了，心里还觉得不过瘾。当然，你也可以慢慢读，细细品，睡前读几节，三四天或一星期，忽近忽远，沉思默想。”
对于这一大手笔，曾多年主编《读书》的沈昌文欣羡不已，2001年他在《出于无能——忆〈读书〉》中有这样的感叹：
“还有一点，也是我多年感到不足的。1949年，我学过一些新闻学理论，听先师王季深先生说，在延安时凯丰曾对丁玲说，《解放日报》应当打破惯例，好的小说也可以上头条。我在随后几十年里总想学习这种精神，希望打破陈规旧框，在编排形式上也有一些创新而终未能如愿，始终引为一憾事。直到去年，见到一家同行某期只发两篇大作而成一期，真是大手笔，颇有革命先辈凯丰同志所说的精神。我做编辑恁多年，不只内容，为什么连形式也不敢创新一下呢？”
那一刻，《书屋》攀到了它的最高处，浑身散发着思想的魅力，几乎每一期都有读者翘首期待的好文章，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和回响，这是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很难想象的。
一
多年以后，周实早已离开《书屋》，在电话里与我聊起办《书屋》的时光，他表示：“问心无愧，我很高兴，不想多说。”
周实是个诗人、小说家，他一生的事业却是主编《书屋》的那6年。从最初不署名的常务副主编，到1999年正式署名出任主编，他和王平等人一起把《书屋》打造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平台，逐渐凝聚和吸引了全国各地具有独立思想和精神追求的作者、读者，尤其在《方法》之后几乎一枝独秀。
离开《书屋》将近十年，如今已提前退休的周实深知杂志要润物细无声，不能张扬，对于编辑之道他有着许多铭心刻骨的感悟，比如“别着急，慢慢来”，“表软里硬”，“每期有迷魂阵”，“意到笔不到”，等等。在不算漫长的六年中，尤其在后面的三年，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编辑艺术，比如他说的互相呼应，从第一篇到后面不是孤立的；用心，布局谋篇，不是随意组合；隐藏，而不是什么话都说透。就连《书屋》的文章从不转版，他也有几分小小的得意。当然，他不仅讲究编辑，也讲究文字，好文章的标准离不开好文字，也许这是出于一个诗人对文字的敏感。
谈起《书屋》当年的选稿标准，周实立马想到了2001年第4期《书屋絮语》上概括的九个字：有思想、见性情、不生涩。他曾进一步解释，“有思想是说要独立思考。见性情是说文章要有个性。不生涩是说文风要明白，要晓畅，不要故作高深状”。
从《书屋》创刊号《编辑的话》提出“十八般‘文’艺（莫来‘武’艺），只要含得有一个‘真’字，《书屋》求之不得”，到公开提出九字标准，这是一个期刊成熟的标志，也是它自我塑造完成的标志。周实对我说，当时因为向继东问他择稿标准，他就说了这九个字，这是他对“单纯”的具体化。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湖南潇水河上乘船，看着水很清，以为很浅。艄公笑着一篙下去，两人长的竹篙只留下了一个篙尖。周实感叹说：“单纯不等于单薄。单纯也可以丰富和深厚……这就是美。”他说，好文章，看上去清水一潭，其实深不可测；坏文章，像小水洼，浑浊，不见底，深却不过一脚背。
当年有人夸《书屋》“编得好，有思想，有内容，文字尤其好”。据周实说，《书屋》其实没有挨过“上面”一次书面批评，这大约就与“文字尤其好”有关。这个“尤其好”的后面，应该包括了编辑将文字“处理得好”，并不单单是指作者将文字写得好。
《书屋》高峰时，每月来稿就有三四千篇，编辑几乎每篇都看。自2000年从双月刊改成月刊以后，一个月内几乎要完成三期杂志的编、印、发，工作量很大，大多数时候其实只有两个编辑，就是周实和王平，一度请了几个兼职的编辑（包括向继东、王开林、李致中），他们主要是看初稿。周实对我说，2001年夏天他离开《书屋》时，移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还有四千多篇可用的稿子。
然而就是那样大的工作量，《书屋》那时每篇发排的文章校样都要寄给作者校对。2001年4月初，我曾收到《书屋》寄来的《康有为的神话》一文清样，三张半清样用的都是已用过一次的打印纸。一页的背面有何清涟获得“长江读书奖”的清样稿，上面有何清涟的亲笔校正；一页是程晓农的译稿《民主的价值》的最后一页，注解中布满了他校正的密密麻麻的字迹。也许节约纸张只是小事，也许叫作者亲自校正校样也是小事，但我不知道如今有几家刊物仍在坚持？
1998年之后，那是周实、王平两个编辑最忙碌的时候，也是他们最激动的时候。合乎九字标准的好稿子滚滚而来，应接不暇，有限的版面容纳不下，稿子排队，这是《书屋》最好的时光。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对国人真正关心的许多重要问题，《书屋》几乎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做出了回应。
与《东方》强化的知识分子公共意识、《方法》特别强调的启蒙意识不同，《书屋》似乎没有特别标举什么，有之也不过是对常识的肯定。2000年第2期的《书屋絮语》最后说：“记得《书屋》创刊不久，曾经发过一篇文章，文章具体如何写的，三言两语难以尽意，但那题目却如烙印深深烙在我的心上——《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那是关于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的读后感，只是一篇千字短文，发表在《书屋》1996年第5期，署名“搏非”。《胜过“真理”的，是我们的常识》的确是一个好题目，它提出了一个触及我们生活本质的命题，即使在被绝对真理覆盖的地方，还有我们的常识在。《书屋》一步步攀登的过程，其实就是向常识靠近的过程，从常识出发，单纯而不单薄，最终让我们拥有了一份与时代同行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