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
在我眼里，吴江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得准确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看看他担任过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编委，中共中央党校的哲学教研室的主任、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党校的第一副教育长，离休之前还挂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再看看他写的书：《工农联盟问题》《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历史辩证法论集》《认识论十讲》《哲学专题二十讲》《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民主与政党》《中国社会主义新路向》《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儒家学说评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吴江论集》《冷石斋沉思录》《冷石斋忆旧》《旅港时评》《思想力的源泉——哲学专题十九讲》《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中国的新路》以及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思想家文库·吴江文稿》三卷等。还有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所做过的两件事：一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初在中央党校展开，《光明日报》所发表的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他最后修改完成的； 二是反对“凡是派”的、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并被新华社转发的、影响全国的那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出自他的手。读他所写的这些文字，我不得不承认，他所秉承运用的哲学确实是一门斗争哲学。
他最初与《书屋》联系是通过的陈四益①兄。四益兄转来他的稿子《林海行》，经编辑后作头条发表在1998年第4期“其人其事”的专栏。文章主要记叙了1961年7月间，他随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考察东北林区，想要弄清楚“大跃进”在各方面造成的损失。文章回忆了刘少奇一路上如何“神态凝重，不多说话，好像心事重重，与地方领导人谈话时提问尖锐，并要求他们直言无忌，如实反映问题。而他自己的插话和对一些问题的评语更触及不少当时的禁区。如说，‘中国的农民就是好，遭受这样大的灾祸也不起来造反，只批评共产党昏睡三年，如今总算醒过来了’。又如说，‘大跃进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等”。这些后来（“文化大革命”）都成了刘少奇“反党反革命”、否定“大跃进”的罪状。幸亏吴江所在机关的“造反派”未就此事追究他，他侥幸逃过了这一关。这是一篇短文章，也就两千多字吧，写得却是很扎实。
① 陈四益（1939-），笔名东耳、叶芝余，上海嘉定人，杂文家，原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辑，其著作主要有《当代杂文选粹·东耳之卷》《绘图新百喻》等。
接下来，我们就熟了，不是打电话，就是写书信：
周实同志：
上回通电话后，写成两篇文章，一篇《平心论胡适》，已提交《炎黄春秋》，他们预定四月份刊出。一篇《论自由主义》，就寄给你了，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目前大家关心，但写起来又不容易，我姑且试一试。我只能将我写的初稿寄给你（只此一份），字体潦草些，请谅。你们如果考虑可用，是否排出一份清样送我校改？你们有何改进意见，亦一并寄来。专此即祝新年好！
吴江
2000.1.5
在此之前，《书屋》杂志曾就自由主义的问题发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郜元宝①的《若有所思：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谢泳②的《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③的《自由主义如是说》、谢有顺④的《自由主义处于弱势的时候》、高增德①的《且说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赵诚②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张志扬③的《“自由”为什么中断了？——纪念“五四”》、林贤治④的《五四之魂》、李慎之⑤的《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等。在我和吴江先生的通话中，他也认为这是中国处于世纪之交的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于是，我就约请他能否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一点这方面的文字。他高兴地答应了，文章很快就寄来了，写了将近八千字。我也将我拜读的感觉，通过电话告诉了他，修改稿很快又寄了回来：
① 郜元宝（1966-），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教授。
② 谢泳（1961-），山西榆次人，厦门大学教授。
③ 刘军宁（1961-），安徽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④ 谢有顺（1972-），福建长汀人，中山大学教授。
周实同志：
打印稿今天收到，当天改毕。至于“附记”是昨天才完稿的，正好一起寄你。此文我自感还有一些见地，可能引起一点讨论，这也是好事。因为这个问题太需要讨论了。为了避免有人挑剔，我把文章搞得学术化一点。至于“附记”，我还拟趁此答复一位同志的意见，诸希斟酌。即颂
编安！
吴江
2000年1月21日
此文最后改定后，题目是《自由主义新论》，将近12000多字，发表在2000年第4期的《书屋》上。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我最喜欢他引用的马恩著作的三段话：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要向普鲁士政府争取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对无理的书报检查和思想钳制。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思想上百花齐放。
① 高增德，原《晋阳学刊》主编、史学家。
② 赵诚（1952-），山西太原人，原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③ 张志扬（1940-），湖北武汉人，原海南大学教授。
④ 林贤治（1948-），广东阳江人，诗人，学者。
⑤ 李慎之（1923-2003），江苏无锡人，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第二，恩格斯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格尔桑·特利尔信，着重指出工人自己队伍中不能消灭言论自由。他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见1971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7卷，324页）
第三，一八九四年一月九日，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和迪阿诺·马里纳的信，答复他们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写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1974年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9卷，189页）
吴江通过引用这么三段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无论你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面对自由这两个字都存在历史的共同性。这种所谓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个人自由，第二就是言论自由，第三就是思想自由。无此三者就没有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视这种自由。吴江的文章写得明白，这是他的文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