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方近代的学科分工之后，哲学话语大多是直接被置放在哲学的思想平台上来加以解读的。毋庸置疑，哲学的这种言说方式对张扬和凸显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来说是极其有用的。但与此同时，我以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哲学的这种阅读方式无形中受到了这种哲学所用语言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可把这称之为哲学的“语言”病汪丁丁先生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也曾用过这个词，参见汪丁丁《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1页。。具体地说就是，由于“语言”的本性就在于用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此概念所涵盖的丰富具体性，譬如“人”这一概念，它就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社会”这一概念，它能涵盖各种各样具体的社会形态，因此，如果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学科分工以来的哲学概念的这一特点，一味地站在这种概念的直接层面上来进行哲学之“思”，那么，作为“思”之主体的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就必然会被他所使用的语言的“枷锁”套牢，以至于无法使“思”者真实地面向现实生活过程。这种多少带有抽象性的哲学言说方式，不仅使它即使是在意识到自己的学理困境的时候也无法真正走出它自己所设下的“思”之“枷锁”，而且也使它无法真正读懂那些从对真实社会过程的分析出发的新哲学思路之内涵。对它来说，这些新哲学只不过是另类哲学，它不属于所谓的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如果它硬要挤进来，那就必须经过以西方近现代哲学“语言”为基础的解释学加工。于是，所有的哲学重又回归到了同一种“语言”的言说方式之中，所不同的只在于用这种“语言”所说的话的内容之不尽相同。如果把这种分析思路拉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去，那么，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任何概念其实都是与丰富的现实社会历史内容相联接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从一般性的概念，而是从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现实社会内容出发来构建其自身内容的。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本来就是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语言束缚的。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置放在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平台上来加以理解，那么，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些真正代表其独特理论品格的东西就很容易被忽略。譬如，立足于一般性的人的概念，我们怎能领略马克思建构在由现实的、历史性的人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哲学理论？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尔有一句名言：“人们不从数学上去理解数学是无法谈数学的。”巴什拉尔：《应用理性主义》，转引自安德列·巴利诺《巴什拉传》，顾嘉琛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41页。对于马克思哲学，我们也可以说，人们不从马克思的哲学语言入手去理解马克思哲学是无法真正把握住它的。而即使是从表面上看，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哲学语言是其他西方近代哲学家所不曾使用过的一些独特语言，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事实上是用这些语言来凸显一种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不同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所依托的是与近代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不同的、以面向“市民”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宗旨的一种以分析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矛盾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文化观念。因此，当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哲学以一般性的概念，如“人”、“社会”、“自由”等为理论的主导概念时，马克思哲学把自己的理论立足点置放在被这些一般性的概念所遮蔽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之上。马克思哲学一点也不怀疑“人道”、“自由”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它把自己的理论关注点投放在达到这些理想目标的现实社会历史途径上，而不是一味地建构一种所谓的人的本体论或生存论状态，或者一味地致力于对客观现实的外在批判，因而，它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人道主义或自由主义。相反，它走向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再进一步，现实社会历史关系的分析不可能离开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无疑是其社会历史活动的基础和本质，因此，我们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时，应该把解读思路推进到这样的层次：尽管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确是从西方近代主流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承继而来的，但真正代表他成熟时期的观点的，或者说，那些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实是从分析以经济关系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得出的。也就是说，成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基本的方面来说，其实就是他研究经济问题时的哲学思想。当然，无须多言，这里的“经济”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是社会历史性思维背景中的经济，而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意识到，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应该从经济学的视域中来加以阅读和解析。本书所展开的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的线索，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提供这样一个新的审视哲学的角度，来为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打开一条新的思想通道。
一 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沿革
我们知道，“经济”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指称私人的家庭事物管理的。当古希腊思想家把“经济”的范围从家庭扩展到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整体城邦（polis）时，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才开始出现。不过，经济思想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经济哲学方法的出现。因为，严格地说，在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现之前，西方的经济思想都是不独立的，它依附于政治、伦理等思想而存在。在古希腊思想家中，不管是像色诺芬那样直接以《经济论》为名来著述自己的经济思想，还是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在《理想国》和《政治论》、《伦理学》这样的著作中来阐发经济观点，其实都只是把经济思想看成是其广义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思路中，“经济”只是一种素材，它的用途在于帮助实现哲学或政治上的主张。也就是说，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来说，他们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经济学家，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经济观点并不在于真正地分析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而只是通过“应有”的桥梁来建构起通往哲学主张的道路。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尽管在各种经济要素，如分工、货币、价值等方面的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正确认识，但一旦涉及到对经济生活的分析，则始终无法摆脱抽象的伦理线索的影响。这当然是跟在当时的社会中“经济”还没有上升到社会的主导地位直接相关的。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哲学（应该是经济学）取得学科独立地位之后，思想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所体现出的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古希腊时期显然还不具备真正的经济哲学方法。
这种状况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教经济思想产生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时期。公元3世纪前后，罗马帝国陷入困境。许多小农因重税、暴政、战乱等原因纷纷沦为隶农。在经济衰败的同时官僚机构和军队却在不断膨胀，其结果是，物价普遍上涨，财政入不敷出，再加上长期的内战使人民无以为生，因而他们普遍期待着救世主的出现。早期的基督教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可以想像，包含在这种基督教中的经济思想显然不可能对古希腊时期的伦理式的经济思想有什么重大的变动。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事实上还把古希腊经济思想的伦理基础上升到了宗教的层面上。这样，当欧洲社会自公元5世纪末进入中世纪后，经济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少有创见。基督教神父们事实上很少关心经济问题，即使是在讲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也无非是重复前人关于经济问题的老生常谈而已，如农业是最值得尊敬的行业，商业是最不体面的职业，财富只能用来施舍别人，否则就无益于灵魂的纯洁等等，这种情况直到11世纪起才开始有所改变。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经济思想代表了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阿奎那开始直面货币利息、私有财产、公平价格等具体的经济问题。尽管他在具体的阐述时仍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是否公平等宗教伦理的层面上，但他毕竟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如在利息问题上，他认为，为贷款索取利息是不公平的，但对投资要求利润则是合乎情理的；在私有财产问题上，阿奎那不是无条件地反对私有财产，而是把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加以区分，主张财产的所有权可以属于个人，但使用权必须属于大众。当然，从总体上说，阿奎那的经济思想仍然属于其神学思想的附庸，它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中清楚地看出。
在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史上，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封建自然经济的趋于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相适应，重商主义者尽管在具体经济观点的实行方面仍然有赖于封建贵族势力的支持，但毕竟提出了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新的经济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由于经济学是依附于哲学和神学的，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对财富的本性等基本的经济学问题进行思考，在他们的思路中，财富就是物本身，就是粮食、衣物等直接的消费品。他们所思考的是这些物应该怎样被置放在一个公平的、道德的层面上。这也是经济学在当时只具有附属性的一种体现。这样，当重商主义者提出只有货币或能够转换为货币的物品才是真正的财富的观点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次哥白尼式的转折，因为它标志了经济学开始注意其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以哲学或神学的论证材料的身份而存在。当然，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只关注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流通层面，而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在其生产过程之中。因而，如果从经济哲学方法的角度来看，尽管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把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哲学方法界定为抽象的经验主义，但严格地说，它还不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哲学方法，因为，作为经济哲学方法之基础的真正的经济科学是在经济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之后才开始的。
经过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和法国重农学派的过渡，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方法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斯密一方面不再把经济问题简单地指认为农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不再仅仅把经济学的研究看成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在斯密的思路中，“经济”是被置放在一个宽阔的思维背景中来加以解读的，社会性与历史过程性是这种宽阔的思维背景的核心成分。斯密的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学，如果我们暂时撇开他在社会、历史等问题上的肤浅性，至少可以说，斯密的哲学思想是从对具体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得来的，而不是从对作为这些具体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概括的“概念”的运思中得出的。当然，斯密的问题是，由于在他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还没有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因而，他事实上没有准确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内涵。他把在自己的故乡格拉斯科所看到的物品普遍丰裕的现象假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现象，并进而把它当成了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前提。不能准确地抓住“社会”中的矛盾关系，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历史”的真正含义，这是导致他得出自然历史主义观点的本质原因。与斯密同时代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其他思想家尽管在某些具体观点上与斯密不尽相同，但都无法真正超越斯密经济哲学方法上的局限性。与此相比，李嘉图是一位真正把斯密的经济哲学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的思想家。李嘉图所取得的思想进步首先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客观、冷静的判断上的。他摒弃了斯密的物品普遍丰裕的理论假设，转而以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是一个物品稀少性世界为自己的理论前提。这一思路的打开为李嘉图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关系中去奠定了基础。李嘉图经济哲学中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社会，当然，由于他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是一个天然、合理的社会的思维框架，因而，他的“社会”是一个非历史性的社会。这种理论局限同时又影响了他对“社会”的研究的深刻性，使他只能从数量关系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性。我们可以把李嘉图的经济哲学方法称为“亚社会唯物主义的方法”此提法受到了张一兵教授的“社会唯物主义”概念的启发。（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一节。），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说，它都代表了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最高水平。至于那些所谓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延续李嘉图的这种亚社会唯物主义的思路，而是从这种思维水平上倒退了回去，回到了人的本质的应有的层面上来进行自己的理论构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