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学界的上述三种主要观点相对应，哲学界关于经济哲学方法的理解也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一、 把经济哲学方法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本身。在这种观点看来，经济哲学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关于经济学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的论述独立地组合起来，并辅之于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二、 认为经济哲学方法的研究要想真正地与世界学术接轨，就必须把它界定为经济学的方法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具体地说，它应该研究存在于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经济知识增长的模式等等问题；三、 主张中国经济哲学方法的研究不应该照抄西方经济哲学研究的模式，而应该在一个更广的视域中来界定经济哲学方法的研究对象。它除了西方经济哲学的实证性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外，还应该包括对从社会历史的整体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论的研究。我是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的。我以为，如果说在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当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的引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学“语录仗”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哲学陷入了贫困状态的话，那么，在当下的实践情境中，一味地按照西方经济哲学的研究思路来建构中国的经济哲学方法论体系，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哲学的贫困问题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学界的很多学者都热心于研究现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而较少地涉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总体的、深层的探索。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注意。林子力先生就说过，“只是由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以及深层基础理论的难度和风险等等原因，人们热心于当前现实中的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而较少及于总体的、深层的探索。于是，不少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到基础理论的薄弱，经济哲学的贫困。”林子力：《理论经济学导言》，参见于光远等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在此思路的基础上，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对经济哲学方法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在一个更为严格的层面上，具体地说就是在上述第三种经济哲学方法观点的后一个思想层面上来使用的。它主要涉及的是一个理论家是怎样从整体性的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并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这样做的理由有以下两点：一、本书主要是围绕怎样加深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来展开理论阐述的，而马克思哲学的重点在于对社会、历史等历史观基本问题的阐述，因此，本书侧重于从当一个理论家在从事经济问题研究时，其思想背景中的历史观、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的角度来界定经济哲学方法的内涵；二、更为重要的是，我以为，尽管我们可以把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与研究经济问题的社会历史观放在一起，笼统地称为经济哲学方法，但如果要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前者实际上只是经济学中的科学哲学方法。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者事实上也大多是从像库恩这样的科学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界定经济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的。这一思路本身就包含有把经济学当成是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来看待的理论倾向。科学哲学的确是一种哲学，但如果沿着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思路来进入经济学的理论视域，那么，我们必须看到，由此而拉出的一条经济学方法论的线索实际上只是经济哲学中的一个子课题。我们知道，经济生活实践与自然科学的实践活动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其所需要的“哲学”的全部内容就是“科学哲学”的话，那么，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光有“科学哲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不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社会生活基础，不研究经济学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不从现实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中来深刻地解读经济问题的本质，那是不可能获得对具体经济问题的正确认识的。因此，我以为，严格地说，经济哲学方法指的就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哲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经济学方法论。后者应该直接被指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如果硬要与“哲学方法”挂起钩来的话，那么，至多也只能称之为经济学的科学哲学方法。本书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把“经济哲学方法”严格地界定在哲学的层面上的。
三 本书的话语言说背景及工作目标
不管在具体内容上伸展到多远的程度，本书紧紧围绕的一个工作重心是如何加深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理解。对斯密、李嘉图、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哲学方法的阐述，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作为一个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着本质区别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不可能是什么。客观地说，在过去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由于不太注意从经济学的视域来切入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而只是停留在从哲学到哲学的解读线索之中，因而，我们一般只关注了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区别，而相对忽视了对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哲学思路的对比与辨析。我们知道，要说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理解，当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比德国哲学家中最唯物主义的那个思想家即费尔巴哈也要来得深刻和彻底。费尔巴哈只关注抽象的个人，不关注个人所处的现实社会生活。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生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的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入。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传统的解读思路上，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界定为他的成熟哲学观点的达成，那么，这种所谓的成熟的哲学观点说不定只是斯密或李嘉图的唯物主义的水平。本书就是希望通过对这样一种新的解读视域的阐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置放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参照系中，以此来推进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本质的理解。
应该说，本书在马克思哲学问题上的基本解读思路是在延续了我的两位老师即孙伯、张一兵教授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思路的基础上取得的。孙伯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致力于开拓马克思哲学解读中的经济学视域。在我看来，他在这一新的解读视域中所做出的奠基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引入了经济学的解读线索，因而，打破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中的“单调”式话语，代之于以“两条逻辑、两次转变”“两条逻辑”是指抽象人本主义逻辑和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两次转变”是指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中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和从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详见孙伯《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为主要内容的复调式解读思路，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对马克思哲学早期形成史的研究。第二，对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著作中的科学方法论进行了经典性的解读，为后来者继续在这一经济学的领域内进行哲学解读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张一兵教授自90年代中期开始，始终致力于打通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两大理论领域。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回到马克思》这两本著作中，他在以下两个主要的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上述这条新的解读思路：第一，重新定位了原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把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界定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并明确指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成熟了。在这基础上，他把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所凸显出来的关于历史的新的解读思路界定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继续推进对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观点的哲学解读创造了条件；第二，通过详尽的文本学研究，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具有的人文内涵作出了深刻的阐发，从而为马克思哲学真正走向现时代打通了道路。本书正是在上述学术思路的基础上来进行话语言说的。我希望达到的目的有以下两点：第一，证明当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不成熟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经济学视域是马克思哲学生成的基础，只要我们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验历史主义有效地区别开来。第二，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在他思想发展的中期就停止了，他后期的经济学研究也并不是其中期已经成熟了的哲学观点的简单运用。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在他后期的经济学研究阶段是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的。完整地认识这种“发展”是我们正确解读马克思后期经济学观点的哲学意义，同时也是使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内涵充分凸显出来的关键。马克思哲学是强调“人本”的，但它并不是一种“人本主义”。马克思哲学是强调现实的，但它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对于试图超越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如果站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来反对经验主义，那就必然会走向抽象人本主义；如果站在抽象“人本”的基础上来反对人本主义，那就必然走向经验主义。只有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彻底解开这一理论“疙瘩”。